汤一介:“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61 次 更新时间:2004-10-28 20: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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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基本的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不是由文化引起的,而是由政治和经济引起的。在不少不同文化之间现在并没有因为文明(文化)的不同而引起冲突。“文明的冲突”论并不能正确说明当前世界形势,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文明的共存”才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人类社会必须争取的目标。

  

  “文明的冲突”论与“新帝国”论

  

  依据“新帝国”论,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中不可能不引起“冲突”。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早就为这种“新帝国”论提供了最基本的策略。

  

  1993年夏季号美国《外交事务》发表了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我于1994年撰写了《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批评了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霸权主义”,在此期间中外许多学者都对亨廷顿的理论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讨论或提出了批评。1996年,亨廷顿为了回答批评,补充和修正某些观点,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可以看出他的某些观点有所改变;例如他提出“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应该说是比较明智的考虑。为什么亨廷顿有这样的变化?正是由于他感到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实际上是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在国内又受到“种族”等问题的困扰,因此提出了“世界秩序的重建”问题。在该书“西方的复兴”一节中亨廷顿说:“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可能发生。而西方始于20世纪初的逐渐而且无规律的衰落,可能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经历一个复兴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的地位。”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亨廷顿感到西方领导世界的地位正在“逐渐而且无规律的衰落”,而那些向西方学习走上或正在走上“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已经“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这当然是他和西方某些学者、特别是政治家不愿接受的。这里包含着亨廷顿和某些西方学者以及政治家的一个不可解的情结:为什么那些兴起的国家走上了“现代化”和“工业化”,反而构成了威胁?照他们看,这些兴起的国家应该在一切方面(政治的、文化的)跟着他们走,听命于他们才是“合理”的。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因而表现出西方世界的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在亨廷顿内心真正希望的是西方文明的“复兴”,“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地位”。“9·11”以后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正在试图确立其作为其他文明的霸主的领导地位。

  

  继《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之后,2000年出版了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利与美国学者麦克尔·哈特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该书的基本看法是:“就在我们眼前,帝国主义正在成长、形成。无边无垠,永无止境,这就是全球政治新秩序——一种新的主权形式:帝国。”基于这一理论,在美国有众多学者在大力宣扬这种“新帝国”论。例如200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森教授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寻求权力的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有权利均衡的机制,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更有甚者,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提出三项核心内容:1、极度崇尚军力;2、主张建立美国“仁慈霸权”;3、强调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与价值观。依据这些“新帝国”论,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中不可能不引起“冲突”。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早就为这种“新帝国”论提供了最基本的策略。

  

  那么,“文明”难道只能处在“冲突”中,以实现一统天下的“新帝国”理论吗?不同“文明”间难道不可以“共存”吗?

  

  “文明的共存”与新轴心时代

  

  人类社会如果希望走出当前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要批判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不断推动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对话。

  

  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并不缺乏由于文明(例如宗教)的原因引起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明发展更应该是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照我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主要并不是由文明的原因引起的。我对西方文化(文明与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了解很有限,没有多少发言权,这里只引用罗素的一段话来说明今日西方文明是吸收与融合多种文化成分而形成的。1922年,在罗素访问中国之后,写过一篇题为《中西文明比较》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罗素的这段话是否十分准确,可能有不同看法,但他说:(1)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2)今日欧洲文化是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文化的因素,而且包含了阿拉伯文化的某些成分。这两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看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更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文化原因引起冲突总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与融合则是主要的。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本来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秦陇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但后来才合成一个大体统一的华夏文化。特别是到公元一世纪初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更加说明两种不同文化可以共存。印度佛教文化是以和平的方式传入中国的,外来的印度佛教与本土的儒、道两家从来没有因文化的原因发生过战争,只有三次因政治经济的原因有着冲突,当时的朝廷曾对佛教加以打击,但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在中国儒、道、释三种文化是同时并存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施舟人曾问我:“为什么中国文化是多元性的?”我考虑了一下,说:也许有两个原因:一是思想观念上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一向主张“和而不同”,文化虽可以不同,但能和谐相处,二是制度上的原因,中国以皇帝为最高权威,一切文化(宗教、哲学、伦理),都以皇帝的意志为中心,而皇帝往往为了社会的稳定,不希望因不同文化而引起冲突,甚至战争。因此,皇帝常采用了“三教论衡”的办法,把儒、道、释召到朝廷上来辩论,哪一派辩论赢了就排在前面。不允许他们互相残杀,发动战争。

  

  从以上情况看,根据历史经验,我认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无论如何是片面的,而且是为美国战略服务的。虽然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表明,他敏锐观察到某些由于“文明”引起冲突的现象,例如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克索沃地区的冲突,甚至伊拉克战争等等,都包含着某些文化(宗教的和价值观的)原因,但是分析起来,最基本的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原因不是由文化引起的,而是由政治和经济引起的。我们更应看到,在不少不同文化之间现在并没有因为文明(文化)的不同而引起冲突。所以“文明的冲突”论并不能正确说明当前世界形势,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文明的共存”才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人类社会必须争取的目标。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先了解一下当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照我看,也许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轴心时代。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要精神财富,而且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重新燃起火焰,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受到印度佛教文化冲击后,再次回到先秦的孔孟,而把中国本土哲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很可能是对二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又一次新的飞跃。

  

  那么,我们是否能说当今人类社会的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呢?我认为,从种种迹象看也许可以这样说。

  

  首先,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的逐渐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民族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方面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语言、宗教、价值观等等),正是重要支柱。我们知道,二战后马来西亚为了强调民族的统一性,坚持以马来语为国语。以色列建国后决定将长期以来仅仅用于宗教仪式的希伯莱语重新恢复为常用语。一些东方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为了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性,提出以群体为中心的“亚洲价值”、以区别西方的以个体(个人)为中心的所谓“世界价值”,等等。甚至亨廷顿也认识到:“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其次,公元前五百年前后那个轴心时代,正是上述各轴心国进入铁器时代的时候,生产有了大发展,从而产生了一批重要思想家。而今进入了信息时代,人类社会又将会有一个大飞跃。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联成一片,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六百年那个“轴心时代”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而是在矛盾、冲突和互相影响、吸收中发展。每种文化对自身文化的了解都会有局限性,如果从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看,也就是说从“他者”看,也许会更全面地认识此种文化的特点。法国学者于连·法朗索瓦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一文中说:“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在一切异国情调远处,这样的迂回有条不紊。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尽管有认识上的断层,但由于遗传,我们与希腊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所以了解它,也是为了发展它,我们不得不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观点。”这种以“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为核心,重视从“他者”反观自身文化的跨文化研究,逐渐为广大中外学者所接受。从另外一种文化来了解自身文化,正是为了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存文化的特性,传承文化的命脉,无疑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知道,经济可以全球化,科技可以一体化,但文化是不可能单一化的。从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看,任何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只有充分发挥原有文化的内在精神,才可以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以滋养本土文化。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触、积极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好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这就是说,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必须维护我们自身文化的根基。因此,二十一世纪影响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必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第三,就当前人类社会文化存在的现实情况看,已经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我们可以看到,也许二十一世纪将由四种大的文化系统来主导,即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中东北非文化(伊斯兰文化),这四种文化不仅都有着很长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每种文化所影响的人口都在十亿以上。当然还有其他文化也会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例如拉丁美洲文化,非洲文化等。但就目前看,这些文化的影响远不及上述四种文化大。人类社会如果希望走出当前混乱纷争的局面,特别要批判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在文化上不仅要面对这个新的轴心时代,而且必须不断推动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对话,使每种文化都能自觉地参与解决当前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无疑,上述四种文化对当今人类社会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

  

  中国文化能否为“文明的共存”作贡献

  

  化解冲突,需要我们从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找出文明共存的资源。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两家可以为化解“文明的冲突”、实现“文明的共存”提供有意义的资源。

  

  中国文化要对当今人类社会的“文明的共存”作贡献,必须对自身文化有所了解,即对自身文化有一个“自觉”。

  

  所谓“文化自觉”,是指一定文化传统的人群对其自身的文化来历、形成过程以及特点、发展趋势等能作出认真思考和反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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