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41 次 更新时间:2004-10-28 19: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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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97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邓小平的逝世以及陈云、王震、李先念、彭真等人在近几年中相继过世,标志着革命元老主导中国政治生活的历史时代的最终结束。香港的回归,则显示出中国领导者可以在既有意识形态理念之外,从基于百年屈辱的民族主义情感中,寻找到维持民族凝聚力与国家权威合法性的新的资源。中共十五大以后,江泽民在党内与最高决策层内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稳定,而中共十五大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中国进行更大幅度的市场化经济改革,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论根据与说法,从而使主政者不再受传统意识形态教义约束,摆脱了在经济改革方面长期徘徊的局面,经济改革的棋局从而进一步走活。

  

  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可以认为,1989以后中国面临的那种充满复杂政治变数的飘忽不定的时期,大体已告结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在开始,这一新的局势,使学者有必要对中国中长期的政治发展动向作出重新评估与展望。

  

  本文考察近年以来以至今后若干年内,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态度、思想与心态的基本走势,并在这一基础上,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趋势作一基本的判断。本文提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意识形态引发的政治冲突淡出,后邓时代的中国,一方面面临中国改革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监督机制的缺失,有可能产生由于转型期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注:关于后发展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的问题,可参见拙文:“‘软政权’与分利集团化:中国现代化的两重陷阱”,载《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一期。)引发的社会矛盾与危机,这种基于改革综合症引发的矛盾与社会危机,将会使中国再次面临新的困难与两难选择。

  

  后全能主义时代的来临

  

  可以认为,通过近20年的“全能主义体制下的新政时期”,邓后的中国在世纪之交,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从改革以前的全能主义体制(注:这里指的全能主义,相当于英文的Totalitarianism, 后者在中文中往往对译为“极权主义”,由于“极权主义”这一译名具有太多的冷战色彩,本文使用一个更带中性的更具描述性的“全能主义”,来代替极权主义的提法。这一政治形态的特点是,政权全方位地渗入社会最基层的细胞,没有自主的社会活动空间与市民社会,权力的高度集中,以一种具有平均主义乌托邦目标的意识形态信仰作为一党制社会的整合基础,通过高度的社会动员与以意识形态导向为基础的大众政治参与,来实现国家精英所确定的政治目标,等等。),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后全能体制”(Post—totalitarian regime)的历史转变。

  

  这种“后全能体制”(或称之为“后全控体制”)从政治学角度来分类,可以理解为现代化中的新权威主义政体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后全能体制”的社会,存在着有限的多元化。在全能体制下,社会是高度一元化与板块化的。全能主义国家政权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对社会基层组织细胞与个人的政治控制力与政治动员力。而在后全能体制下,中国已经通过市场经济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缩小,仅局限于与国家和政权的安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领域。

  

  更具体地说,改革以后的中国,不但在经济领域内存在着多元化,而且在其他非政治领域内,在不影响国家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有限的多元化也已经出现。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结社,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这些自主的社会建制与组织,如果进一步发展,形成网络,就会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在这里,市民社会指的就是国家控制力以外的、体制外的自组织系统。而改革以前的“全能体制社会”则几乎完全没有自主性的社会组织与多元化。

  

  其次,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作为党的组织整合与党内凝聚的基础。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不再具有原来的平均共产主义的目标意义。更具体地说,全控政体的意识形态以平均主义的目标理念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后全能主义,则主要通过国家机器与镇制性的权威作为政治整合的基础,但已经扬弃了教条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神话”,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来获得国民对政权的同意。在后全能时代,政体的实效合法性已经取代了乌托邦平均主义的理念,作为社会聚合的基础。

  

  第三,后全能体制社会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的强大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从而具有较强的进行体制变革的动员能力, 以及抗非常事件与危机的动员能力(这一点在应付1998年夏季全国性大水灾过程中显示了出来),但与此同时, 也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问题。

  

  原教旨的左派政治势力的消退

  

  后邓时代中国的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原教义式的左派已经失去了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力。 在中国改革以前的全能体制下(Totalitarian regime),革命意识形态是政权的生命, 它不但曾支撑一代革命者的曾经为之奋斗终生的理想与价值,而且,也是这一政权合法性(或正统性)的精神柱石。更重要的是,它也是用来镇制那些反对政权与体制者的政治威慑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到了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执政中心对左派保守势力在党内的政治地位的保留,对左派势力言论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的容受与妥协,被视为抵制自由派政治势力的重要平衡力量。这始终是当代中国改革早期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四项基本原则”的提法,从更为深远的意义上说,体现了源于革命传统的意识形态原则在社会控制方面所发挥的一定的作用。

  

  左派政治势力与其思想影响之所以在中国大陆政治生活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一方面是因为,在1989年,左派意识形态显示了镇制反对者的政治作用(在政权面对自由派政治挑战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这种镇制作用对于保护该政权的安全无疑被认为极为重要)。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与革命时代的政治观念密切相结合的政治势力。“讲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种左派势力所作的一种姿态,以此表明当政者没有忽视正统意识形态的原则立场。

  

  老一代在近年内相继退出政治舞台,其最为重要的政治影响在于,长期以来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左派政治势力,从此失去了他们所自以为的政治依托。此后,原教旨的左派意识形态政治势力就处于不断消退中,下文将提到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温和化,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左派在政治平衡上的重要性。邓小平本人的逝世,则进一步削弱了左派势力在党内的地位。更具体地说,以务实为其最大特色的邓小平虽然从来不属于左派,但他作为元老革命家一代的象征性,仍然是政治平衡的基础。邓小平时代的结束,实际上也标志着那些力求托庇于元老的左派政治势力,将不再是中国大陆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这一点在邓小平逝世以后,无论是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还是海外人士都可以强烈地感觉出来。

  

  只有在知识分子中的西化自由派对执政党的政治权威与合法性再次提出具有威胁性的重大挑战的情况下,左派思想与政治势力才有可能具有重新被启用的机会。但正如本文下面将分析的,这种可能性由于市场经济引发的世俗化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致于自由派直接冲击政权的可能性大大减小。作为左派原教旨势力的对立面的中国西化自由派力量在89年以后的减弱,反过来就决定了左派东山再起并重新获得用武之地的机率极为低下。

  

  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温和化

  

  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派,其中包括激进的西化派,曾经在80年代中期以后渐渐成为大陆知识分子中的主流思潮。其形成的主因是,封闭锁国近30年的中国,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突然面临大量涌入的西方先进文化的强烈示范效应,以致于使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相信,只有彻底的政治西化,并改变传统体制,中国才有可能摆脱现实的困境,并跻身于现代化国家之林。文化挫折感产生的焦虑情绪,对文化大革命专制主义的沉痛反省,则是自由派中的激进西化思潮形成的潜意识原因。1989 年的政治危机标志着自由派中的激进西化思潮进入高潮, 而1989年以后,自由派虽然受到压抑,并被剥夺了社会发言权,但它仍然作为一股富于力量的政治潜流,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1989年以后不久出现的苏东事件,进一步起到了对受到压抑的自由派思潮重新鼓舞的作用。

  

  自由派的温和化开始于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这种心态变化有着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知识分子在社会分化过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中国进入一个“全民赚钱”的时代。自由知识分子中最具活力的一些人物,在非政治的民间空间里,发现了前所未有的获取经济利益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新的机会(90年代初,相当一部分从监牢出来的政治精英,在五年之后的1997年,成为最成功、最富有的知识型企业家,就是一个生动的实例)。在市场化过程中,与其他劳动力者阶层相比,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知识能力,是一种更容易在市场条件下获取稀缺资源(如权力、地位、名望、财富)的“资本”,这一点就决定了90年代中期的利益分化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是首先得利的阶层之一。知识经济的出现,更加速了这一发展趋势。

  

  更具体地说,如果说大学知识分子,在1989年上街游行时还是与大多数市民生活水平相近的穷书生,那么,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至今的几年,他们通过出国留学、下海经商、选拔当官、留校升迁等途径,远比一般市民阶层更容易成为既得利益者,这一点是那些曾积极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在政治上走向温和化的最为重要的社会原因。这种政治温和化表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当前中国这种在政治保守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不但对自己有利,同时也对民族进步有利。一位曾参与六四签名,并受到整肃,后来经商成功的上海知识分子就曾表示:“目前中国这样的发展很好,美国对中国也不要逼得太厉害,一切都会水到渠成。”这一思想倾向在9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颇具普遍性。

  

  当然,不能单纯以知识分子在分利化过程中的优势地位来解释自由派的温和化。人们发现,即使那些目前生活水平仍然处于相对清贫水平的人文知识分子,在政治态度上仍然发生向温和化的转变。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导致的观念世俗化过程极大地消解了人们曾经执着的政治激情。这里指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即人们的价值标准与思维方式从对曾被视为“神圣”的道德原则、主义信条、理论、意识形态理想的执着信仰与效忠中摆脱出来,转而以市场式的功利实效,作为自己立身行事与思想价值取舍的标准。以实效为标准的世俗化,是一种化解各种理想主义、信仰主义与各种信念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不但瓦解了人们对左的意识形态信仰,而且同样也瓦解了人们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那种道德激情,而这种道德激情本来曾是自由派的政治与社会批判意识中最为重要的精神基础。

  

  市场经济引发的文化价值上的世俗化过程,使主导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中心的执政者获得了原先意想不到的结果:1989年以后中国大陆形成的左派与自由派的两极化张力,却恰恰由于主政者所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而得到极大的缓解。1989年以后近10年来的中国,两极张力均向中间逐渐靠近成为政治思想与心态变化的基本趋势,应该说,这种趋势形成了当今中国大陆政治格局中颇为有利的新的稳定因素。

  

  新一代青年的非政治化

  

  在大多数后发展民族和国家进行现代化过程中,都曾经经历过青年反叛运动对政治中心的冲击。“大学是思想反叛者的温床”,青年时代,是人的一生中最富于理想与政治激情的时期,大中学生因而也是天生的不满者群体。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与怀抱理念的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特有的挫折,是形成这种青春反叛性的社会基础。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就是如此。

  

  在社会转型或社会危机时期,处于思想心态最活跃敏感时期的20岁至30岁的青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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