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史学新动向——实践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5 次 更新时间:2011-09-21 16: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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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历史学在20世纪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和变化,我们从“新史学”、“‘新’的新史学”、“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等词语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变化。比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史学界流行新社会史;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盛行新文化史;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超越文化转向又成为新的史学追求。进入21世纪以来,此前受文化转向影响、受后现代主义支配的史学思潮风头渐弱,史学研究出现多元化趋向,全球史或跨民族史研究随着全球化进程而兴起。近年来,欧美史学中又出现一种以“实践理论”为导向的史学,实践理论虽还不是一种成熟的理论,以这种理论为依据的历史研究尽管也还在实践之中,但这至少表明,欧美史学正在超越文化/语言转向,告别后现代主义主导的史学潮流,值得中国学者关注。为此,本版特邀请中美三位学者,就“实践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学发表相关看法。

  新文化史在西方兴起,对历史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把文化作为独立的体系难以说明历史学所关心的变化

  主持人: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文化史,可以说让人们对历史学的认识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仅研究主题有了极大的拓展,而且历史学家看待史料、看待过去也有了变化。能否先谈谈新文化史研究对历史学的发展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俞金尧:新文化史在西方兴起,并借助于语言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而迅速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历史学起到了推动作用:一是使社会史的研究不再局限在大结构、大进程、大比较上,在研究的对象(如以大众文化为主、微观史研究等)和方法(如叙述)上有很大的创新。这可以被理解为以人民大众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社会史在新社会史基础上的发展。二是历史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表达了人们对以往史学范式的不满,文化转向既可以被看成是解释性范式崩溃的原因,也可以被看成是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转向为历史学的范式转变提供了契机。

  张弛:新文化史想要修正之前社会史过分强调物质基础决定性的不足。因为任何细致的经验研究都会注意到,仅仅通过经济条件来解释人的意志、思想和行动,肯定是不充分的。可以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史研究,尤其是那些分析工人运动的历史学家。这是上世纪80年代新文化史诞生的一个重要背景。这种新范式的提出也意味着一代历史学家的成熟。所以上世纪80年代初也是美国的林恩•亨特、休厄尔以及琼•斯科特这些人正面和查尔斯•梯利等老派社会史家分庭抗礼的时刻。

  主持人:1999年,由美国史学家维多利亚•邦内尔和林恩•亨特编辑而成的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一书出版,标志着超越文化转向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趋势所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向?

  俞金尧:在新社会史盛行时期,文化不受重视,确切地说,文化被认为是一个被经济社会所决定的领域。新文化史兴起后,文化的地位大为改变,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这样做的好处是有助于文化摆脱从属的和被决定的地位。但是,作为符号和意义的体系,文化是如何发生变迁的呢?历史学主要关心在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而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的观点难以说明这种变化。

  同时,在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语言学转向”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语言/话语结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结果,一切都成了语言的产物。比如美国妇女史学家琼•斯科特认为,知识是维持世界秩序的一种方式,这种知识的含意与话语语境有关。琼•斯科特还质疑历史学家专注于经历,对于一般的历史学家来说,人的经历应是真实可靠的,但在她看来,经历本身也是话语的产物。这似乎成了德里达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一名言在历史学中的翻版。这样激进的观点当然会引起人们的质疑:“难道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文本?”

  针对上述问题,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文化的要素,以及文化与社会情景的关系,努力把曾经弱化或排除的社会因素找回来。同时,反思不同形式的决定论,提出要克服客观/主观、实在/观念、经济/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重新思考语言转向后的历史学时,人们既承认语言学转向对社会和文化研究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也注意从社会是如何经历不断转变这一角度去修正受语言学转向影响的某些观点。这种思考势必把行动者、行动,以及既能使经历发生,又能限制经历的结构性制约等话题放在重要的位置。

  张弛:新文化史深受人类学、社会学以及语言学的影响,想要把人的能动性从社会物质因素的决定论困境中解救出来。但是现在看来,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拿英国史学家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在1983年发表的《阶级的语言:英国劳动阶级史研究》一书来说,这本书是话语转向的代表作,一经发表,反响就很大。琼斯用话语的决定性取代了社会的决定性,他说是话语预构并创造了主体。归根到底是因为他没有改变关于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套隐喻。像美国文化史学家达恩顿在《屠猫记》中对屠猫仪式的分析也是一样。18世纪30年代末期,在法国巴黎圣塞佛伦街的印刷所里,发生了一起翻天覆地的对猫的大屠杀。在诡异的仪式之下,一群印刷学徒先是狠狠地折磨从街道上围追堵截捉来的猫(包括师母的宠物猫),然后在“欢欣”、“闹成一团”的大笑声中,将它们一一处死。而且,笑声远未就此结束。接下来的几天里,工人们想要偷闲寻开心,就会模仿当时的场景,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演,印刷所里也一次次地响起工人们的捧腹大笑。在为这一系列行为追根溯源中,他最后找到的是文化。达恩顿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技工屠猫这里头并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以用来解释,是文化让他们这样做的。这是一种文化塑造的阶级自由和冲突的表现,是通过拉伯雷式的狂欢对日常秩序的短暂颠覆。所以他关心的是这样一张支配性的文化意义网络。

  新文化史最终没有把主体性解脱出来,文化或者说话语成了制约决定人的另一类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的霸权慢慢消退。不少曾经的主将也开始反思十多年来的史学演进。亨特主编过《超越文化转向》,而法国史学家夏蒂埃甚至也提出了“新文化史真的存在?”这样的疑问。这些反思有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如何体现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实践”一词成为解决文化转向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探索历史研究新路径的联系纽带。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化”概念开始突出“实践”的内容,认为文化是一个存在着实践活动的领域

  主持人:什么是实践理论?历史学家为什么会对实践理论产生兴趣?

  施皮格尔:“实践理论”这个词是由德国社会学家安德烈亚斯•雷克维茨在一篇名为《迈向一种社会实践的理论:文化主义理论化中的发展》的文章中提出来的,该文发表在2002年的《欧洲社会理论》上。他主要反对的是以下两种观点,第一是决定论色彩太浓的后结构主义文化理念;第二是认为话语有建构作用,能塑造主体,语言是先在于世界的,而世界乃是语言塑造的结果。但是雷克维茨的目的是想要探寻另一种话语运作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能给语言实践留下空间的。其它像威廉•休厄尔和德国史家戈夫•埃利这些人也都在关注社会实践的问题,他们把实践看成既是接受文化,也是改造文化的地方。因此,雷克维茨的“实践理论”依旧是文化理论,但是又有别于后者,因为他强调的社会秩序以及个体都不是话语塑造的结果,也不是顺从某种期待的产物,相反社会秩序和个体都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用实践改变周遭世界的时候创造出来的。从这一观点来看,实践是一种行为的例行化的模式,包含一套互相关联的因素:仪式化的身体表现、心态活动、情感,以及理解世界、各种“事物”,明白它们如何使用的习惯性的思路。

  所以在“实践理论”中,话语运作失去了它们的塑造性功能,只不过是某一种实践形式而已,而各种形式的实践都是作为一种“惯例”表现出来的,有一定的时间跨度,而且是一组重复的行为,由此产生了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人的能动性统合了心和身,而“承载”并“表现”社会实践的就是这种能动性,而这就是负载并传递文化的运作方式。文化就是通过这些惯例,才得以承继下来,同时也被改造的。

  俞金尧:实践理论其实就是关于人民大众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行动的理论,这种理论特别适用于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历史研究。大体上,实践理论借助于实践来分析结合成一个整体的体系。同时认为,尽管体系是一个整体,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维度并不拥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某一时间、某个地方,体系内部存在着非对称性、不平等的现实,这是引起体系的矛盾运动的关键,实践的理论要解释的就是某个特定的社会/文化整体的发生、再造,及其形式和意义的变化。举两个例子,威廉•休厄尔试图协调文化作为“体系”和“实践”的关系,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可以互补。从事文化的实践意味着要利用现存的文化符号去达到一定的目的,同时,文化体系离开了不断的实践就无法存在。因此,体系也意味着实践。作为一个符号体系,文化具有“真实但微弱的内聚力”,但它不断被实践所突破,从而发生变迁。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认为文化有其二元的存在模式,一是作为一般的体系或结构,二是文化在人类有目的的行为中的出现和运用。他认为,结构是静态的,而人类的行为在时间中不断地展现开来。行动在结构中开始,也在结构中结束,但人的行动或实践的积累性、集聚性的效应将使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为历史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文化在人们的行动中被改变和再生产,而“结构”也就变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存在。

  这些探索代表了当前历史学在超越文化转向过程中进行理论思考的主要趋势,探讨的重点在于行动者是如何使文化发生变化的问题。当前关于实践的研究极为多样,关于实践的理论现在也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这些探索可以防止文化理论走上“文化主义”或“唯心主义”的道路。

  主持人:新文化史和实践史学的关系及区别是什么?

  施皮格尔:雷克维茨写关于“实践理论”的文章时,历史学家的兴趣点正在发生明显的转变,他们对以下三类理论或者研究取向都产生了疑问,第一是关于语言在人的各类行为领域中的作用的过于体系化的陈述,第二是所谓的“话语转向”,第三就是任何贬低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研究取向。威廉•休厄尔和雷克维茨不太一样。他在《文化的几种概念》中也修正了之前那种将文化看做是一套符号意义体系的观点。休厄尔把文化看成是实践活动的领域,以此来取代之前的文化决定论。这和雷克维茨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雷克维茨想用“实践理论”来分析文化理论,而休厄尔是想要修正它,想要将文化理论变成一种“表现性”的概念,变成一种借助历史行动者的行动,持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意义的领域。雷克维茨把文化看成是相互关联的各类活动集合或是“堆积”;而在休厄尔那里,文化没有了整合性,也失去了系统性,变成了一种“工具库”,或者是历史实践者的策略的库存,这种文化表现根植在日常经历和实践当中。但休厄尔并没有完全抛弃文化的结构性或是体系性,这和雷克维茨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两人都把文化看成是实践。休厄尔提出了一种辩证的分析途径,他将文化既看成是“社会实践的符号维度”,又看成是一种实践,这两种文化总在互动,而且实践能够重塑符号。休厄尔认为与其说文化是在人的“做事”当中塑造的,不如说一直是和实践维持着辩证关系的结构,这种结构改变并再度塑造实践的各种效果。所以,“文化”还是一种结构,但其“整合性”已经变弱了,变得不那么稳定,此外在实践当中的应用方式也多起来了。这种观点也可以在美国史学家埃利以及其它批评后结构主义的学者身上找到。所有这些人,如果我们将他们归拢到一起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在文化形塑的过程中,强调人的能动性,强调做事,强调人的意向以及主观意识。

  张弛:就像施皮格尔说的,和先前的历史学都不一样,实践史学的出发点是“做事”,就是行动本身,是人如何有意识有策略地利用各种资源,实现预定目标,这是同新文化史的根本区别。新文化史关心的是行动背后的意义,对它来说,行动只不过是意义的表现,是过渡到意义的桥梁,本身缺少独立分析的价值。

  实践史学的分析逻辑是比较复杂的。人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下的。对于主体行动而言,这些经济的以及文化的条件既是资源,也是限制。人是完全可能发挥他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的,但是他必然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发挥,也只能利用现有的资源。换句话说,他不可能随心所欲。但是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实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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