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史学新动向——实践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2 次 更新时间:2011-09-21 16: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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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所以文化体系的整合性或者说结构性就比较弱。因为它们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策略性实践的冲击。它们总在承担风险,总是不稳定的。因为人有自己的意图,这些意图并不一定与文化的预设相符。

  实践史学和新文化史学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强调文化是一个结构化的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态的统合的结构。实践依赖于文化结构,仅仅是因为后者提供了行动方案所依赖的资源,而不再具有某种决定性的力量。另一方面,文化结构也唯有依靠实践才得以延续。在实践史学看来,文化是一种松散的、开放式的结构。共享这份文化结构的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且意义的展演效果还受制于其它的因素,比如人所处的社会位置、他人的评估。所以当文化意义通过实践表现出来的时候,同时也是其自身完成转型的过程。也就是说文化的再生产和转型是同一个过程。其实实践理论强调的是转型,而不是再生产。萨林斯有过很风趣的表述,说文化模式的变迁是失败了的再生产。

  对实践理论和实践历史的探索代表了欧美史学家超越文化/语言转向所做的努力之一,它能否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范式仍有待观察。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历史”具有指导价值

  主持人:用“实践”的理论研究历史,就出现所谓“实践的”历史。然而,正如实践理论是一种未成形的理论一样,“实践的历史”也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历史研究。目前它主要涉足哪些领域?能否举出一些运用实践理论进行历史分析的例子?

  俞金尧:“实践的历史”在当前已成为“受到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影响最大的历史写作的新领域之一”。根据英国社会史学家彼得•伯克的介绍,“实践的历史”涉足的新题材有语言史(尤其是言语史,即说话的历史)、宗教实践史、旅游史、收藏史、阅读史等。

  在社会史的传统题材如婚姻、家庭、亲族关系的研究中,“实践的历史”也有新的收获。还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就用“实践”的思想研究了比利牛斯山区农民的婚姻问题。他发现,当地的农民往往会在婚姻方面采取一定的策略,以确保他们的家系延绵和他们对生产工具的权利,这些策略也可以看成是社会再生产的策略。此后,“策略”成了家庭史研究者在描述农民如何应对日常生活,尤其是应对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时经常用到的一个词。

  施皮格尔:不太容易找到一部符合雷克维茨思路的历史研究。一般说来,法国的米歇尔•德赛托的《日常生活实践》是很有影响的。和雷克维茨一样,他一方面也想要重新回到文化研究,另一方面也要远离语言的决定力量,但是德赛托的思路却是强调话语理论的表言性层面,或者用索绪尔的说法就是言语,而不是仅仅关注语言本色。在这种意义上,德赛托依旧和从语言学家索绪尔那里来的塑造了“话语转向”的符号结构学有更密切的关联,而不是与雷克维茨更接近。

  张弛:以前的社会史爱用经济标准,比如收入水平,来圈定一群人,但实际上这些人之间的共性远没有像我们认为的那么多。后来新文化史发现,文化能够跨越不同的社会阶层,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事情结合在一起。卢梭的粉丝既有高层的贵族,也有像雅克•梅内特拉这样的普通玻璃工人。我上面说的就想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就是文化也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应该简单地看成是某种结构,或是简单某套话语,而应该是发生在实实在在的人身上的现象,都是发生在特定历史过程中。这些人总是处在这样或是那样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而他们对文化的态度带有他们自己的意向。所以卢梭迷的圈子永远在变化。有想要挤进这个圈子的,也有满怀失望想要离开的,更有站在圈外指指点点的人。在经历了新文化史转向后,这就需要历史学实践有另一种变化,需要去关注联系行动者和文化资源之间的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差异的方式。

  主持人:实践理论能否代表历史学实践的未来趋势?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理论资源对于实践史学的意义何在?

  施皮格尔:雷克维茨的术语是“实践”,而休厄尔是“表现”,我想说或许是休厄尔的“表现”以及他提出的语言和行动塑造文化现实的方式或许更有效,视野也更显广阔。但是雷克维茨之所以会提出“实践理论”,来修正当前各种文化理论,其背后的动机是具有普遍性的。所以即使历史学家还没有采纳他的术语,其实他们也已经找到了类似的其它术语了。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已经过去,这或许是共识。2002年提出的这套“实践理论”或许代表了一段学术史的终点,不是开端。“实践理论”以及“展演”是否可能会在历史研究的理论或者研究方式中占据一席之地,是否能发展为处理新时代各类历史现象的方法和理论建构,这还有待观察。

  俞金尧:“实践的历史”是人们赋予超越文化转向的历史研究的一个暂时的名称,这种历史研究考虑了“社会的”和“文化的”两方面因素(但不是这两个方面因素的简单相加),突出了人作为行动者的主体地位,使人成为在一定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等环境中有意志、有计划、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

  前面已讲到,超越语言转向的要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但是,超越以后的历史学该是什么样的问题也同时摆在人们面前。对实践理论和实践历史的探索代表了欧美史学家超越文化/语言转向所做的努力之一,它能否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范式仍有待观察。但是,这种探索表明,后现代主义主导史学的局面正在成为过去。

  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历史”仍有指导价值。关于行动/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及其作用,当前实践的历史主要从法国人类学家布迪厄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人的理论中汲取营养,而很少直接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有关实践的历史的研究。其实,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布迪厄作为实践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就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自己创造着历史。这就指出了人作为行动者、作为主体的能动作用,与“实践的理论”所关注的并无差别。马克思主义又认为,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现实社会环境(这当然也包括文化和传统)中创造历史的。这又指出了人的行动的约束性因素。此外,马克思主义对于作为个体和集体的人的作用做出了区分,在很多情况下,作为集体的行动显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历史是在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无数人的行动最终可能出现谁都没有预想到的结果。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对于“实践的历史”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可以进一步发展实践理论。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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