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鲁迅译文刍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1 次 更新时间:2011-09-20 23: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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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  

  

  来源:中华读书报

  

  前些时与朋友谈到书评,我说无非道出阅读一本书的理由而已。它首先属于自己,如果能够推及他人就更好了。这理由应该切实具体,不流于空泛,像贴标签喊口号那样。《鲁迅译文全集》新近面世,不妨拿来做个例子。

  先看看别人是怎么讲的。王得后先生在《〈鲁迅译文全集〉终于出版了》一文中提出两点:一是“研究鲁迅的人是非读《鲁迅译文全集》不可的”,二是“研究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人也是不可不读《鲁迅译文全集》的”。有意思的是,我们是在“研究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史”项下去“研究”别位译者,别种译著;只有涉及鲁迅,第一点才可以单独提出。我曾说,其他翻译家旨在推出好的译作,假使选目不当,译文不行,则什么都不是了,不过其意义也仅限于这两方面。鲁迅当然也曾斟酌选目,推敲译文,就算均不合乎通常要求,他的译作也还有另外一重意义:它们是鲁迅表现自己的方式,就像他的创作一样。其他译者——包括比鲁迅翻译成就更大的译者——即便存在“表现自己”的问题,也很难像鲁迅那样为我们所“研究”。

  不过我所说鲁迅的翻译就像他的创作一样,需要引鲁迅自己的话稍作订正:“每当不想作文,或不能作文,而非作文不可之际,我一向就用一点译文来塞责,并且喜欢选取译者读者,两不费力的文章。……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说时,便会开手来移译,但一经移译,则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思想·山水·人物〉题记》)虽然其间或多或少存在差别,但不能因此就忽视或否认翻译之于鲁迅的重要性。研究鲁迅,舍此则难免“以偏概全”。

  有几种译作对于鲁迅研究尤其重要。我曾说,鲁迅所译阿尔志跋绥夫笔下绥惠略夫这一形象,与他自己塑造的阿Q有着对应关系;或者说,《工人绥惠略夫》一书与《呐喊》、《彷徨》有着互补关系。鲁迅后期基本上停止了文学创作,原因之一,如其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所说:“现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见了新的文学的潮流,在这景况中,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但是他的文学翻译却持续始终,而且数量较前更多。鲁迅谈及所译法捷耶夫《毁灭》时说“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关于翻译的通信》),可知此项译事,有如他过去写作《呐喊》、《彷徨》。鲁迅心目中“新的文学”,还应包括所译《一天的工作》中那些“无产者作家的短篇小说”,对此他尝与“同路人”的作品———经他手译出的有短篇小说集《竖琴》和雅各武莱夫的中篇小说《十月》———作对比说:“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一天的工作〉前记》)鲁迅之为中国左翼文学的中坚,他的翻译也许比杂文写作所起作用更大,先是介绍了这方面的理论———包括片上伸著《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卢那察尔斯基著《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著《艺术论》,以及《文艺政策》等,继而又供给了《毁灭》之类作品。

  王先生所说两点,自是荦荦大端,但用供特殊研究,则不免囿于“小众”;这套书印数区区一千六百,大概只为满足此种需求。以我认认真真看过一遍鲁迅全部译著的体会,时至今日,即便对于不“研究鲁迅”也不“研究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普通读者,《鲁迅译文全集》有一部分也还读得。总的来说,鲁迅翻译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比他翻译的理论著作更可一读;从日文直接翻译的作品,比从日文或德文转译的作品更可一读;此外就要看原作水平的高下了,鲁迅译了不少水平高的作品,也译了一些水平不够高的作品,倒无关著名与否。我个人以为仍可一读的,有阿尔志跋绥夫著《工人绥惠略夫》,《现代日本小说集》,爱罗先珂著《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厨川白村著《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望·霭覃著《小约翰》,鹤见祐辅著《思想·山水·人物》,班台莱耶夫著《表》,契诃夫著《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果戈理著《死魂灵》和巴罗哈著《山民牧唱》。当然,别人或许另有取舍。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上述诸书有些系转译,而至少几种俄国作品,后来已经有人直接从原文译出,成为所谓“替代译本”了。对此不应一概而论。周作人曾说:“我想在原则上最好是直接译,即是根据原书原文译出,除特别的例外在外,不从第二国语重译为是。”但他也指出:“从第二国语重译常较直接译为容易,因原文有好些难解的熟语与句法,在第二国语译本多已说清,而第二国语固有的这些难句又因系译文之故多不滥用,故易于了解。要解除这个困难,应于原文原书之外,多备别国语的译本以备参考比较。”(《谈翻译》)现在有些直接译自原文的书,恰恰因为“原文有好些难解的熟语与句法”,又不能“多备别国语的译本以备参考比较”,结果乱译一气。而鲁迅翻译《表》、《死魂灵》,同时借助了德、日两种译本;与齐寿山合作翻译《小约翰》,“有时进行得很快,有时争执得很凶,有时商量,有时谁也想不出适当的译法”。(《〈小约翰〉引言》)现在的译者,不一定肯花这番工夫呢。

  第二,瞿秋白对鲁说:“讲到你最近出版的《毁灭》,可以说:这是做到了‘正确’,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关于翻译的通信》)其实与梁实秋“硬译”的批评相去不远。鲁迅则标举“宁信而不顺”。这更多体现于他那些理论译著,而我所列出的几种,读来还是相当顺畅且颇见文字之美的。鲁迅的“硬译”,目的“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此处姑置勿论;但他所说:“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没有出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却未必为后来译者所完全解决。涉及思维周密、表述复杂的理论著作,“中国文本来的缺点”依然存在,而这方面“译者的能力不够”,亦非鲁迅一人为然。

  鲁迅的译著迄今汇编过三次: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一九五八年版《鲁迅译文集》;这回的《鲁迅译文全集》,以收集之全和校勘之精论超过了前两个版本,但也不无小小遗憾。第一,《出版说明》称:“单行本和散篇分别按初次出版或发表时间顺序排列”,然而彼此有联系的作品,因此也就分置二处,如《爱罗先珂童话集》与《桃色的云》为同一作者所著,现在中间却隔着《现代日本小说集》;《竖琴》与《一天的工作》本为拟议中的“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之上下册,后来更合为《苏俄作家二十人集》重新印行,现在中间却隔着《十月》,此固严守体例,阅读却颇不便。第二,“译者附记、出版广告等均附在相关译作之作”,现在收入第三、五、六、七卷者,附记在某一种之末;收入第四、八卷者,则在某一篇之末,目录中或列有标题,或不列标题;第一卷中,《现代小说译丛》附记在篇末,《爱罗先珂童话集》则在书末;第二卷中,《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附记在书末,《现代日本小说集》的四则附记则未收录,此或因原来各单行本情况不同,但编为全集,理应统一处理。第三,“除保留初版本插图外,适当增加初版和初刊书影,原著者及相关人物照片、美术作品、史料图片等”,“适当”之尺度殊难把握,以至《思想·山水·人物》和《死魂灵》书影阙如,而“原著者及相关人物照片、美术作品、史料图片等”乃属多此一举。不过瑕不掩瑜,鲁迅译著历五十载重新整理出版,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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