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保罗与孔子的现代性缺失

——读《孔子与保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18 次 更新时间:2011-09-17 23: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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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保罗和孔子的间性课题,必须在给出他们各自的主体定位以后方可做出结论;这是十分明显的考虑。杨克勤先生大作《孔子和保罗》对此做出十分清晰的梳理,且称之为中国神学相对于耶稣保罗彼得神学以外的一种张扬,一种试探——因为孔子之天和耶稣之道,或可同异,或可分疏,或可归一……但是,杨书在关键之处,也就是在梳理极权主义和现代主义与孔孟之道发生互动和纠缠的时候,往往一笔带过,不予深究。这是杨自律于大陆出版界的一种做法,还是他不想从儒学研究跳到与此关联的极权主义研究之上,而符合类似马科斯.韦伯关于儒学之保守有可能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云(见韦伯《儒教和道教》)。这个预言不幸被他言中;于是,所有为之辩护的理论课题都被证伪。我们的也许是不适当比附是,儒学人文主义定位一旦不改,他的人文主义历史性转向必然问题丛生;因为,西方学人关乎与此的讨论进行了很久,关键之处就是如何定位天赋人权还是人赋人权。一个重要例子,就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关于神在和人在(存在)的争执——海德格尔的“‘存在’通过‘人在’”的说法(而非如胡塞尔之相反!!!),也被不幸言中,被超人的存在第三帝国的出现“证明”(海氏本人和希特勒“人在”合为一体)——而胡塞尔“搁置”所有人文主义范畴而转向,其实,是形而上存在的类似宗教呼吁,或者不为人知,或者被人忽略。那些跟随着权力主义(施本格勒),科学主义(孔德),经验主义(帕累托,涂尔干……),自由主义(在否定上帝层面),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后面否定上帝,超验和形而上之人,都成为片面人文主义者类,且最终派生马克思主义。(当然,白璧德批判卢梭的浪漫主义和权力总体论,是人文主义另外一种相对而言的卓见;可以参照白氏与T.S艾略特关乎于此的争论……。)

  孔子天道观和自然观相对于保罗主义之上帝。时间开始了,这是西方人的说法;中国人说,时间空间无始无终(就像人们不能理解宇宙爆炸以前如何一样,中国人认为,一切业已这样……)。保罗的时间,开始于他转变对耶稣的不敬。十字架和复活带来的对于犹太和罗马文化的解构,使得事情发生转变。保罗自醒于基督的启示。这时候,十字架对于耶稣和保罗的意义,很像孔子对于他的时代(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态度。他们要认定一种文化内涵。这些内涵或者是罗马的,西方的,或者是周朝的,殷商的——这种关系对于保罗这位“西方化”——相对于地方化之信徒而言,他必将不能否定西方,否定罗马,也不能否定摩西,否定耶和华(之犹太背景、犹太神格);他只能解构之与结构之并举;这就是耶稣殉难、却不敌对迫害者之说之内涵——这个内涵,极其深刻——我们是不是从中看到一些什么?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可以就像耶稣一样对待之;因为,正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给我们带来灾难压迫和荒诞;但是,耶稣不会仇恨罗马人,犹太人甚至刽子手……我们是不是要和解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呢?另外,我们又不能和解于文化消灭者。这是十分明确的事情。(很多为党文化背书者说,他/她也背负着十字架——这是错误的。)问题却是,如果一切开始于基督耶稣,那么,前此如何?当下如何?后此如何?有没有孔子“一以惯之”之至?抑或转变成另外一种宗教排异主义?宗教的疯狂和一切信仰的疯狂,迷信的疯狂,理性的疯狂,逻辑的疯狂,其实都是疯狂——这些疯狂的言行,是不是受到中国中庸之道之约就可以改善——抑或,其实是西方人自己正在中和这些极端而生新身?

  我们熟悉这样的所有疯狂。这些疯狂其实就是帕累托所言各种超验,经验,理性,信仰,逻辑,形式,目的和手段的疯狂。(“从帕累托繁琐的六种剩遗物和四种派生物脱身出来,我们还是要关注他的理性说和感性说(这是中国人的一种阅读习惯?)其重点导向他的政治观点;一些应用“假经验”原则;“当有教养的人运用这种思想的时候,它就可以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感情的或形而上的抽象化的阶段,或作者们从中演绎出他们喜欢的一切结论的公式阶段。在某种情况下,它最终可以进入第四阶段。/“这个阶段离开经验的事实最远,即感情的,形而上学的抽象的个人化阶段。相反,在没有文化的人身上,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顺序是颠倒的。他们认为,借助个人和神的力量比感情的或形而上学的的抽象更接近于经验的事实。/“最后一种人,甚至在我们的社会中都可以停留在第二阶段,即假经验原则的阶段,把感情的和形而上学的抽象和人格化弃置一边。”(同上)/“帕累托把这些人分成三类人,一种人是C;是非逻辑者类,他们通过个人化抽象导致‘逻辑’;一种是A,属于严格逻辑化思维者;恐怕B是居中者。’帕累托走向法西斯主义之根据,就在于他更多看到了C.。简单说来,他认为重要的是群众总是规避逻辑、理性和经验而屈从感性、崇拜和迷信。这是他的‘剩遗物’延伸观。”)(《社会学主要思潮》雷蒙.阿隆/《帕累托原则和法西斯主义》刘自立)但是,所以疯狂的背景往往不同。因为,正好是他们互相之间的间性考虑和呵护被阙如,被扼杀,被歪曲,被和谐,导致以上一元化倾向极端偏重而致。我们特别注重这样一点观察。这就是本书给出的“十字架”解/结构主义论证。这个论证,对于作者和读者都很重要,不妨搬用之——

  “……保罗对比了他以前对律法的忠诚和他后来籍着神的恩典(通过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向人类启示)转变的生命。/作为一名法利塞人,保罗只接受严格遵守律法的犹太人为耶和华的真正子民,不管他们是犹太人还是改宗者。他拒绝如下观念:基督教会是‘以色列选民’的延伸和扩展。在神呼召他之后,保罗开始相信,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的追随者(教会)也是‘神的家’中成员。作为一名法利塞人,他不承认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神的弥赛亚,因为律法明确宣告任何死在树上的——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都是罪人。/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13至14节中的自传性修辞不止是一种文学手法而已,也是他修辞论证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表明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加拉太问题’正是保罗在他迫害教会并皈依基督经历中的问题。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与基督相遇是他人生的运功转折点——不是宗教的皈依,而是神学伦理的皈依。”“保罗的神学反思认为:作为弥赛亚的神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不是愚蠢,不是软软,也不是渎神。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象征神的智慧、神的力量以及神的神圣。十字架是应付文化优越性和被扭曲的宗教狂热问题的神圣范例。”“保罗强调,爱邻居就是爱神,这对邻居的爱也就成全犹太律法的本质。这律法的原文出处是犹太教的,但是它的内容并不限于犹太教或者基督教;这律法的内容是全人类的。”(《孔子和保罗》下同)

  又说,“保罗相信,圣灵和基督的律法成全了旧的摩西律法,然而属于神的子民的基督的律法不是用来奉行的法律。”“爱的成全高于宗教律法的实践。”一下一句请多注意,“‘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也钉在十字架上。’与反对者对于迫害的恐惧相比,保罗公开宣扬他对十字架的信心。这罪恶世代的统治已经打破,已经不起作用。(‘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对恶,罪和死的力量变得淡漠。”“我们重新解释孔子的仁,使之具有保罗十字架上的爱的内容。”“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十字架上的爱启示了基督为所有人而死,包括那些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神对那些反对他的人和伤害他的人的这种宽恕的、自我献身的爱补充了儒家的仁,后者往往不用来指将仁慈扩展到群体之外的人。”基督成为被神离弃者,“他被当成被欺压的他者,被拒绝的邻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仇敌。在被打十字架的人类悲剧中可以发现神圣的悲痛,这一十字架事件里存在着信仰和生命的两个悖论”,一个是神对受难者之爱(取义成仁);2,“神圣的爱在直到死的顺从中担当了所有风险。”(同上)作者以此对孔子之仁提出“神圣恩典是伦理的灵性力量”——这个看似比较不好理解的说法——换言之,保罗把人伦变为他(也许是无意期待孔子)指的神/人之伦了。呵呵。

  因为,除去那些成千上万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者,罗马还有他那些伟大名称和实体且让历史为之背书——就像希腊民主杀死了苏格拉底,但是,正是这个苏格拉底成为希腊文化的符号和象征,成为早先希腊民主和以后自由的开端——这就类似俄罗斯陀斯妥耶夫斯基面临沙皇体制对他的迫害所言,“我,罪有应得”!——这是一种十字架态度;罗马之共和,议会,元老院,选举,……如果耶稣是要毁灭这些“玫瑰之名”,那么,耶稣就变成希特勒了。而保罗申明此义。基于他对(当时之)普世价值的输出和对于民族律法(摩西-犹太律法)的反斥——因为他也要走出去;停在那里,是一种选择——世界主义,是另外一种——这是大道必行的必然。保罗主义的要素就是要破解一种现象;不单犹太人是约定选民,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是上帝(亚伯拉罕)之嗣;杨教授选用了孔子们之“和而不同/同而不和”一类是非说,界定了保罗的类似的世界主义;这种世界性扩展论,当然对峙于地方(犹太地界)立法和种族、民族主义;从而于世界主义里面,得出一种所谓基督之爱高于法律之原则,是乃保罗主义之真谛。这个原则的政治平等诉求,不是要建政于罗马希腊之政制,而是诉求于人人平等的基督心内王国——这个王国于世俗王国(帝国或者共和国)之间产生的关系法解释,只好分疏于类似中国之内圣外王,三省於身一类心理权衡说;而这种关系说,其实违背了早于基督国政之希腊民主和罗马共和的人民思想和权力定位。

  于是,耶稣诉求之主仆关系,统治者和人民关系,独裁者和大众关系说,在外延上面很难做到耶稣式解释,只好还原为主、仆皆为上帝之“仆人”说,以解释某种压制和专制。这个平等关系说,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建制学,不如说是一种心灵宗教救赎——这个救赎并不能代替真正民主建制和自由载体。故此,忽略掉古往今来一切之政治拯救和政治抗争,只是在内心深处进行一种灵魂解放,对于生活在极权主义国家里面的人,其实是一种梦幻——而这种梦幻又往往取代耶稣崇拜转而崇拜其他;极权主义政权不是取消崇拜而是取消上帝崇拜和孔子崇拜——他们宁愿取消孔子,取消专制,但是,他们不会取消极权——这是他们变换孔子角色,思想和立场的流氓游戏。一向所说的政教分离,正是在此意上给予外在拯救和内在拯救补身予一的可能,人类解放才能转归顺道;如果人们一直以来只是求助于基督在心、而政体在外这样一种畸形分离主义,那么,耶稣成为尼采抨击之奴隶主义圭皋,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人们只是顺从,且将顺从耶稣发展成为一总大顺成主义,这个耶稣左右脸被打且十分愉快之绥靖主义,是非常可疑的人类(被教导)态度。

  至于孔子课题,其实也是一样。保罗人性之恶与孔子(荀子)之善解释的界面不一;保罗之恶带有本体论和主体论倾向,规定了人文主义缺失的必然;而孔子设想的人文主义完美,并未产生如何操作之政治制度和法律规定。这些务虚的观念具备两种定位方式,道德说教和宗教诠释。保罗,耶稣们的说教指向上帝。孔子的说法源于周礼。二者无法实行完成时。只有在改造,革命和颠覆运动中,政权才取代一切之保罗和孔子,实行新人运动和人性改造;而现代法治国家更注重将恶的处理实行法律和道德双向制约,更注重把统治者的恶(而不是人民之恶,阶级之恶和阶层之恶)交给人民监督——当然,这个合法性并非十全十美,可以杜绝蛀虫们的各种可能性——那些玩弄民主的高手,却并不会约束于兹。但是,观点的提出十分重要;这个恶,如果是不能去掉的,那么,至少也可以囚禁之(主要是囚禁统治者)——这个囚禁不是靠内心、内圣实现的,反而,是依据法律实现之,保障之;也就是权力约制起到作用。

  如果保罗认为(见该书),律法是民族主义的,要转换成为以耶稣之律解构犹太人之律法,那么,这是一种反法制的普世价值(天主教的梵蒂冈和犹太教的耶路撒冷,都是民族主义或者宗教中心主义的传统与现代结合载体;这类机构,说明了与新教之宗教载体不同的宗教机构之“存在主义”;一是讲,保罗主义不认可犹太教之律法,而梵蒂冈不会认可任何不从属于他的主导机构和人员。再是,历史上,俄罗斯反其道行之,主张建立莫斯科,彼得堡独立于梵蒂冈之新的宗教中心而不成;这个举措,成为列宁主义得势的重要机缘——更加可笑的是,现在,无神论的中国政权,也要施行自己任命主教之游戏……)——这个运动带有历史痕迹;而现代国家实现其民主法治并未争取自己国家成为各个“梵蒂冈”,而是认可意大利主宰之,且将此宗教圣地化为一种樊篱之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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