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大卫·休谟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77 次 更新时间:2004-10-25 21:44:05

进入专题: 休谟  

哈耶克著   邓正来译  

  或着源出于所有社会成员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同意的整个法律方案或法律系统。……就此而言,在许多情形中,个别法案所导致的结果会与整个行动系统的结果相抵触;尽管个别法案所导致的结果有可能是极端有害的,然而整个行动系统的结果却是最具助益的。……整个行动系统之所以能够带来益处,完全是因为人们遵循一般性规则所致;此外,如果因个人性格或所处环境的问题而导致的麻烦和不便都能够据此得到补偿,那么整个行动系统便是完整而充足的。”[36]

   

  休谟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人们用个人的品行而非那些一般且不变的法律规则去支配正义和政府治理,那么这种做法就是与整个系统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如果人们实施这样的法律,……亦即“将最大的财富赋予具有最公认美德的人士并且赋予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行事的权利的法律,……那么无论是从品行所具有的含混性质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每个个人所具有的自命不凡的倾向来看,品行都是极为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任何明确的行为规则都决不是从这种品行中产生的;如果人们以这种品行来支配行为规则,那么整个社会一定会很快就瓦解掉。”[37]当然,社会之所以会崩溃,实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致,即法律只能够调整那些“并不具备品行的外在行为;而如果我们想发现那种道德的性质,那么我们就必须对内心进行观察。”[38]换言之,由于不影响品行的情势是不存在的,而行为规则总是要从中挑选出一些情势作为唯一相关的因素,所以奖赏品行的规则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说分配正义的规则是不可能存在的。

   

  颇为遗憾的是,我不可能在这里进一步探究休谟在何种程度上阐明了一般且抽象的正义规则与个人行动及公众行动的特定且具体的目的之间的界分。我只是希望上文所述足以说明这种界分在休谟的整个法律哲学当中占据着极为中心的位置,也足以说明当下盛行的一种观点是大有疑问的──我近来发现,Freiburg的一篇博士论文就极为扼要地表达了这种流行观点;当然,除此之外,这篇论文还是很精彩的“Die modeme Geschichte des Begriffes des allge meinen Geetzel beginnt mit Kant。”[39]康德对这个问题的观点似乎直接源出于休谟的思想。当我们把眼光从休谟论著中较为理论的部分转向较具实践的部分的时候,尤其当我们把眼光转向他关于法治而非人治[40]的观点以及他关于“据法自由”(freedom under the law)的基本理念的时候,这一点也就变得更为凸显了。在对这些观点的讨论中,休谟最为详尽地阐释了辉格党的原则或自由主义的原则;然而,正是通过康德以及晚些时候讨论“法治国”(Rechtsstaat)的理论家们所撰写的论著,才使得欧洲大陆熟知了休谟在这方面的观点。有的论者甚至指出,康德乃是通过把他所主张的道德上的“绝对命令”观念(categorical imperative)适用于政府治理事务这种方式而提出他的“法治国”理论的。[41]但是,事实却很可能与此相反,亦即康德很可能是通过把休谟业已阐发的法治观念适用于伦理学而提出他的“绝对命令”理论的。

   

  囿于各种原因,我无法在这里像讨论休谟法律哲学那样详尽地阐释休谟的政治哲学。休谟的政治哲学极其丰富,但是也要比他的法律哲学更为人熟知一些。众所周知,休谟有关政府受意见(opinion)指导的方式的讨论、有关意见与利益的关系的讨论以及有关意见之形成的方式的讨论,都是极具特色的和极为重要的;但是在本文中,我却不想对他的这些思想进行探讨,而只对某些直接以他的法律理论、尤其是以他对法律与自由的关系的认识为基础的政治理论观点做一番讨论。

   

  休谟在“论政府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Government)一文中对这些问题做了最后的阐述,并在1770年把这篇论收入他的《道德、政治和文学论文集》之中。在这篇论文中,休谟给“那种以共同的名义接受了自由政府之名称的政府做了如下的定义,即它是一种允许在几个成员群体当中进行权力分配的政府;这种政府联合形成的权威绝不亚于君主制政府的权威,或者在通常意义上要比君主制政府的权威高得多;但是这种政府在日常的治理过程中却必须根据一般且平等的法律行事,当然这些法律必须在此之前就已经为这些成员群体以及它们治理的所有臣民所知晓。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承认,自由就是市民社会的完善”。[42]实际上,休谟早在此前就已经在他所著的《道德、政治和文学论文集》当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他指出,在这样一种政府中,必须“对行政官员予以密切的监督,必须根除所有的自由裁量权,而且还必须根据一般且不变的法律来保障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那些罪行以外,任何其他行为都不得被视作是罪行……,”[43]此外,尽管“所有的一般性法律在被适用于特定案件的时候都会遇到某些不便,但是,要认识到下述两个问题却需要有极为敏锐的洞察力和极为丰富的经验:一是认识到这些不便要比那些因每个行政官员掌握完全的自由裁量权而带来的不便少得多;二是认识到这些一般性法律所带来的不便从整体上来讲也是最少的。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以致于人们在制定国内法方面取得任何伟大成就以前就已经在诗歌和修辞这些伟大的艺术领域中获得了某些进步,因为我们知道,在诗歌和修辞艺术方面,才思敏捷和想像力能够为人们取得进步提供很大的帮助,但是在立法方面,惟有进行不断的审判和不懈的观察,才能够为人们改进这些法律提供指导。”[44]当休谟在《英国史》一书中论及1688年革命的时候,休谟骄傲地告诉人们,“当时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这样的政府,而且在历史上也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政府,亦即那种由某个行政官进行治理但却并不享有某种专断权力的政府;以前,人们完全有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即人类社会是否可能达到这样一种完美的境况:除了一般且刚性的法律原则和公平原则以外,人类社会毋需任何其他的控制手段便能够做到自我维续。但是议会却确当地认为,国王乃是一个地位极高的行政官,所以人们不能把自由裁量权赋予他,因为这种权力很容易被他用来破坏自由。最终人们发现,尽管严格遵循法律这项原则会带来一些不便,但是遵循法律这项原则所带来的益处却要远远多于这些不便,而这足以使英国人永远感谢他们的祖先;一如我们所知,英国人的祖先们乃是在经过反复的争论以后才最终确立了严格遵循法律这项伟大的原则”。[45]

   

  众所周知,休谟对下述两类规则做出了明确的界分:一是“所有调整财产权的自然法以及所有具有一般性质的私法(这些法律所关注的只是受理案件所具有的某种基本性质的情势,而不会考虑该案件所关涉到的当事人的品格、地位以及其他的关系,也不会考虑这些法律被适用于特定案件所可能产生的特定后果)”;[46]二是那些决定权力机构之组织形式的规则[47]。此外,一如我们在那些被保存下来的休谟亲自对自己已出版的著作所做的修正稿中可以见到的那样,休谟还把“社会的法律”(laws of society)修改成了“正义的规则”(rules of justice)[48](当然,为了清楚地表达他的意思,这种修正是极为可取的)。尽管我特别想详尽地阐明休谟是如何努力达致上述明确界分的,尽管我也特别想详尽地阐明休谟是如何仔细地用“正义的规则”来替代“社会的法律”的,但是就这两个问题而言,我却不想通过征引休谟更多的文字来考磨读者的耐心了。因此,在本文的结论部分,我更想回过头去讨论我在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另外一个要点,亦即休谟对法律和其他制度的兴起所做的“进化论式”的阐释所具有的普遍意义。

   

  我在前文中指出,休谟的理论乃是一种有关秩序生成和发展的理论;他的这个理论为他赞同自由的论辩奠定了基础,但是他的这个理论的作用并不只于此。虽然休谟的首要目的在于对社会制度的进化做出说明,但是他似乎也明确意识到了这个论辩也可以被用来解释生物有机体的进化。在他生后出版的《自然宗教对话录》(Dialogues on Natural Religion)一书中,他曾比较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他在该书中指出,“在时间无休无止的进行过程中,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变革,而万事万物也可能受到了这些变革的影响。万事万物的每个部分都受到了这些持续不断的变化的影响,因而这些变化似乎预示着某种普遍的转化。”[49]对“动物或植物的各个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所展开的不可理喻的彼此调适”所呈现出来的表面设计,在休谟看来,并不需要一个设计者,因为他“很乐意知道,如果各种动物不是依此方式彼此调适的话,那么一种动物是如何可能生存下来的?难道我们没有发现只要这种彼此调适的活动一停止,这种动物就死亡了吗?难道我们没有发现它的物质体腐烂以后,又会尝试以某种新的形式存在吗?”[50]再者,“除非一种形式拥有其生存所必需的那些能力和器官,否则它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只有在人们不间断地尝试某种新的秩序或新的经济形式以后,才有可能最终产生某种能够自助并维续自身的秩序。”[51]休谟还坚持认为,人类并不能“宣称自己已经从所有活着的影响人类进化的动物当中所展开的……永久的战争……中获得了一种豁免”。[52]只是在一百多年以后,达尔文才开始描述这种“为了生存而展开的斗争”。但是,这些思想从休谟传到达尔文那里却经历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而且也是有案可详考的。[53]

   

  最后,我将通过简要地考察休谟思想在过去两百年中的命运来结束本文对休谟思想的讨论。我将把关注的焦点放在1776年,因为这一年正好是老皮特(Pitt)最后一次为辉格党的原则进行辩护以支持北美殖民地人们提出的要求的那一年,而且在此之后的第二年,英国国会便在它的声明中宣称了它对北美殖民地拥有无限的权力,而我们知道,这不仅突然终结了政治原则得到发展的最为辉煌的时期,而且还最终导致它与北美殖民地发生了战争。1766年,大卫·休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他的思想体系的建构工作,而且在他55岁那年,他已经成了他那个时代最为著名的人物之一;就在这一年,休谟完全出于善意而将一位同样著名的人物从法国带到了英国,这位人物便是让雅克·卢梭。卢梭只比休谟小几个月但却生活在悲惨的生活之,而且一如同他所认为的那样,总是在受着迫害。大卫·休谟乃是一位平静且温和的哲学家,在法国以“le bon David”而为众人所知;而卢梭则是一位情绪不稳定、不可理喻且半疯狂的理想主义者,并且在私人生活中蔑视所有的道德规范。这两位人物的相遇实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当然,他们的相处只能以一种剧烈的争吵或冲突而告结束;而对于今天了解整个事件的人来说,他们两位人物当中谁是更伟大的知识分子和更有道德的人物这一点是不可能有任何疑问的。

   

  从某种角度来看,休谟和卢梭都致力于反对在他们那个时代居于支配地位的rationalism。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用我在前文所征引的话来说,休谟乃是试图“运用理性分析的方法去削弱种种对理性的诉求”,而卢梭只是用他无法控制的情绪去反对理性主义。在当时了解这两位人物相遇事件的人当中,有谁会相信是卢梭的思想而不是休谟的思想会主宰此后两百年中的政治发展呢?然而,这就是事实。在此后的岁月中,正是卢梭式的民主理念,以及他提出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和“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这两个彻头彻尾的唯理主义观念,遮蔽了“据法自由”和“法律限制政府”的理想。是卢梭而不是休谟激起了人们不断进行革命的热情,而这些持续不断的革命不仅在欧洲大陆创建出了现代型的政府,而且还致使古老的自由主义理想逐渐失去了号召力,更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指导人们一步一步地迈上了全权主义民主(totalitarian democracy)的道路。现在,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一发展进程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就是人们常常谴责休谟的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否定性的(negative)哲学。当然,就休谟的哲学而言,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比较确当的。众所周知,休谟乃是一位伟大的怀疑论者,他深信所有人的理性和知识都是不完全的,因而并不指望政治组织会给人们带来多少肯定性的(positive)益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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