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维樱:药案三重世界:阶级、现实与情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60 次 更新时间:2011-09-15 16: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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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维樱  

  

  药家鑫已死,张妙入土。从事发至今已有10个月,在法律程序上早已走完的一个简单案件。曾经张家和药家都试图以自己想象中最好的方式和对方沟通,失败了。对于被害者和施害人两方家属,一切的时间、机会、方式、环境、心情完全相反。张家是传统的长安农民,恪守村庄的礼法与人际交往之道;药家是普通市民,以为法律没有要求的事情就是行为的界限。彼此的误读,此后随着公众舆论的加入,变成各种心态交织抗衡的乱仗。双方家人乃至公众,现在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伤害。

  

  受害者:所得非所愿

  

  今年大年初九,张显来到王辉的家。宫子村的土路满是泥泞,张显把宫子村媳妇张妙之死的前因后果听了一遍,又看见王辉要往起诉书上按手印。“我立刻制止了。王辉都不知道那张纸写的是什么。”张显的母亲是过继给宫子村康家的女儿,康家是村里的大姓,张显弟兄不仅都考上了大学,而且在西安当教授、公务员,在村里算是非常光显的门楣。所有宫子村的长辈,都算作张显的“舅家”,因此尽管没有血缘关系,张显也觉得“义不容辞”。

  张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妇女,她被害的地方,处在正被大学城和地产项目逐年逼近的村庄。26岁的张妙死亡之前的一个月,都去帮娘家亲戚照顾在附近大学城摆麻辣烫的摊位,这是孩子出生后解决家庭经济窘境的新方法,虽然顶着保守的婆家不愿让她出门的压力,她还是每天很晚回家。在婆家“和婆婆处得有些矛盾,老人爱叨叨几句”,张平选说。出事前一个多月,她才由自家叔伯兄弟做主,搬到宫子村另一处小房子和公婆分开住了一个来月。张妙和王辉的儿子毛蛋只有两岁半,现在由奶奶带着,是家里唯一的宠儿。毛蛋在床上睡得正香,电视机里母亲的葬礼乐声凄哀,这孩子丝毫没有受到干扰。

  王辉全家都把张显视为恩人,对于极其务实的王辉一家,这件事随着这张光碟上的葬礼已经结束了。隆重的仪式在村外举行,因为“凶死”,不能进村,火化完了直接去河道边上的公坟埋葬。“听说药庆卫要告张老师?”婆婆非常气愤,“我们又没要他一分钱,他现在还占理了?”王辉作为毛蛋的法定监护人,得到了指定给孩子的网友捐款。而从8月开始,王辉父母开始给打算准备结婚的王辉弟弟盖新房子,对于王家,张显的鼓与呼,带来的是切实走出悲剧的力量。

  宫子村大部分人是文盲,农民们只有极少数还在地里做活,大部分人做一些周边服务业的工作倒也容易挣钱。王辉在郭杜村家具城里卖苦力抬家具,从二三层店里到车上,再跟车装卸,一天好的时候一趟有100元收入,没活的情况也有,一个月千把元的收入。张妙有了孩子后总想干点什么填补家用,她上学到初一才停止,王辉却大字不识。“没有文化”是她订婚前对丈夫的担心,但按照王家的习惯,有文化的媳妇并没有优待,婆婆说:“我们从来不让她出去做活,媳妇就应该待在家,穷有穷过法。”

  这话让给张妙安排了麻辣烫活计的娘家人陷入了被动。张平选从开始到现在,要的是药家父母来“给个交代”,但这交代随着事件演变,成了张平选心里无法填补的黑洞。“我一开始恨,要把那娃杀了,把他爸他妈也杀了。但是后来我觉得,那个娃,唉,你妈你爸来给我个交代,你赔礼道歉,我给群众给亲戚交代,我也就饶你一命。”张妙的父亲张平选算是北雷村里的先进人物,北雷靠近公路和大学,经济也强。张家的房子几乎几年就翻新一次,瓷砖花样都不俗气。“养不教,父之过,娃的事不是父母的事,但赔理是必须的,饶不饶在我。”

  张平选十几岁就出去贩山货、搞小包工,除了80年代孩子们出生那几年,他做过一段时间大队长,其他时间都完全“待不住”。他的勤劳和聪明让三个儿女都念到初中,但近10年郭杜的发展也很快,说是市区,其实长安县改区也只有很短的时间。县里的主要建筑已经和市内相差无几,主要的支柱就是堂皇漂亮的大学城,每个学校的长安校区都极尽设计之能事。大量西安市内的高校在长安圈地,尤以郭杜附近为代表,近两三年修建的小片高层住宅小区,直接矗立在大片麦子和玉米的田地里。

  张平选即使把女儿们嫁出去,也还是怀着疼爱,他让娘家兄弟去帮张妙处理婆媳问题,帮小女儿张朗带孩子,这和王辉家把媳妇完全纳入自家系统的想法有些矛盾。王家的房屋简陋,连里带外不过三间小房子,王辉和弟弟都因为太穷,媳妇说得算是村里最晚的了。有大约半年时间,张妙总是回娘家居住,但是经过娘家人调解分房居住之后,她又开始回到丈夫身边。“她也不太会处理矛盾,王辉来哄回去了,过一段又和婆婆闹了。”张平选说,“房子分开住她才算安生了。”

  娘家和婆家从思维到诉求上都各有一套想法。“别说是嫁进来的媳妇,就是出去多少年的外甥,回来管每个人都得叫舅。”公公婆婆都很威严,他们把张显看做是“自己人”。“舅家的事,自己人来管是理所应当的。”张平选一开始通过长安县公安局联系了《华商报》,找到的公益律师许涛并不为王辉一家信任。很多人都以为张显是王辉的代理律师,其实张显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只是王辉的民事代理人。张显的慷慨陈词和对药家的各种看起来言之凿凿的控诉,通过这个有效的表达渠道,王辉和孩子得到了强大的“民意”。

  张平选对于张显的加入倒不大在意,他还是坚守父母之道。“我不在乎赔偿多少,但是一切事情都要经过我的同意。”法院一审判定经济赔偿4.5万元,3万元给孩子,1.5万元给父母做丧葬费。他说:“孩子抚养咋弄?老人咋弄?法院说我没到60岁。”张平选决定放弃:“不告了,一切都听国家的。你判到我心里,我不说啥,你判不到我心里,我豁出这条老命。”但他一直留着一块宽容之心:“还是在等,我还有两个孩子,有个依靠,药家老人也50多岁了,就这一个,重生也来不及了,留一条命,有个依靠。从一开始到最后,他们却一直没道歉。”

  

  财富猜想的答案

  

  药庆卫领我们从一楼的空调下面侧身快速走过,低着头丝毫不看二十街坊院子里步道上的人。那些人目不转睛直勾勾地投来目光,一直到我们上楼道还在仰望,好奇心没有丝毫掩饰。如果不是委托北京律师起诉张显,他的日子就一直这样过着。“如果不是网友鼓励我,我也没有勇气打官司。”开了微博之后,药庆卫觉得“骂我的尽管来骂,如果有人愿意听我说,我想絮叨絮叨”。药家来过一个外地网友,夫妻俩做了面条招待。“好多人对我说,他们想错了。我经常碰到有人专门来找我,关心我,我觉得好像我们也并不是要这样一辈子做活死人的。”

  “他死了,为什么我们还在服刑?”药庆卫说自己再忍下去,“一家人也就完了”,药家鑫的母亲已经出现抑郁的病症。家里是三室两厅的屋子,客厅和餐厅较大,三个卧室都小。药家鑫的房间仅容钢琴、床和电脑桌之外一个人转身,墙壁还有浮雕的勾花,吊灯也是过去的花样,看得出来房子刚分下来时的精心装潢。“我家就算这楼里最不好的了。”家里所有的家具、电器都看得出是曾经的好东西,只是用了很多年。冰箱里是一罐罐腌菜熟食,厨房灶台和油烟机后的瓷砖缝隙都是白色的,光亮无尘。

  华山机械厂曾经是西安东郊最大的几个国有大企业,所谓“街坊”就是几栋楼围成一个家属院,有自己的院墙和门卫。这个厂子有约30个街坊,几万人的生老病死就在里面,“逃都逃不掉”。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效益还不错,再加上是军工单位,很是兴盛了一些年。药庆卫1996年回到西安就来到了华山厂工作,此前他一直在外地部队工作,基本上药家鑫都是妻子一个人带着。药庆卫虽然对各种钢琴曲烂熟于心,但真心喜欢的是贺绿汀。“部队里培养起来的喜好,巴赫太难练了,弹好之前是很难听的。”无论年节,家里老人只要来了就让儿子去弹琴,母亲总是在一边忙碌。“他学琴一直是我爱人从小跟着上课,我爱人现在听琴对谱子、节拍、指法算是很内行了,只是不会演奏。”家庭表演没有掌声、表扬,对于一家人,培养一个弹钢琴的儿子,更多的是小环境里的良好感受。“他弹琴让我们觉得幸福。”

  电视坏掉已经有一年多了,药庆卫却没有修。“我们家没人看电视。”药家鑫的房间里有一个电脑桌,一个一两米宽的床,一架钢琴和一个衣橱,摆得满满的。药庆卫说自己转业后就在外面给人打一些零工,是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技术活。厂里在2000年以后精简得很厉害,大部分职工只能自谋职业,然而军队转业后的工资收入却有几次上调,在普遍职工2000元不到的收入行列里,药庆卫的退役金是已经公开的2813元,后面每年审核地增加,有些年份增加只有40元,多的几百元,大的调整不多,他2003年退役至今一个月的退役金可以领5000元左右。另外一笔就是自己的安置费20万元,确实比所在环境的人收入好。夫妻的卧室里也有电脑,他们自己没有驾照,给儿子买了辆14万元的车。

  儿子之所以能够学钢琴和上音乐学院,跟药庆卫的收入较有保障有很大关系。药家鑫自小在华山厂的子弟学校上学,学费低廉,生活方便,学琴从小30块到150块钱的费用。“我们并没有送他去西安音乐学院的附小和附中。”在和药家鑫差不多同时弹琴的孩子里,追求中央音乐学院这样层级的学校,从初中开始,最晚高中的最后一年,都必须由家长陪同到北京租房子,找大学里的专业教师辅导和疏通关系。“没有想考中央音乐学院,我一直跟他说,要实际一点。”艺术类考生专业课分数完全是主考官的判断,但是药庆卫却没有选择这条路。“艺术类考生除非有特别雄厚的家庭背景,要不然普通人家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快速进入音乐教育的范围,当个老师把之前的成本挣回来,要不就是一家人砸锅卖铁,朗朗的爸爸就是典型,朗朗不弹琴他爸要跳楼。因为对于老百姓家,自费出国比赛,那就是拿命去赌了。”

  虽然在二十街坊,药家还算不错,但是和真正专业学钢琴的孩子比起来,这个家庭的付出也就是普通标准。药家鑫初中毕业时,有一个到香港参加亚太级赛事的邀请函至今保留,那是在他拿到了陕西省优秀奖之后得到的唯一的机会。“来回机票和住宿要9000元,我没舍得让他去,家里的条件没有那么好。”

  无法参加大型比赛,注定了钢琴生涯的艺术追求的边界,对于药家,这就是钱造成的问题。药庆卫后来有一些想补偿儿子的做法。钢琴证书药家鑫从6级开始考,到8、9级就已经想放弃了。初中阶段他已经开始上针对考级的小课,一个星期一堂课学费150元。“一个小节过不去,这星期就算白花了,下礼拜还是同样的小节,又要150元。”无论金钱还是精力上的付出,使这一时段药庆卫对儿子都达到了极高的要求。“弹钢琴谁没哭过,都是从最难的阶段过来的,过去了就能走专业的路,过不去就一辈子是个业余。”在厂区大院相对优越的家境和儿子的艺术天赋,使这一家人在外人看来“很幸福”,“走出去谁都是要羡慕的”。但父母的满足仅此而已,艺考之路已经使亲情关系渐渐疏离了。

  

  对峙期:错位

  

  药庆卫来自于山西阳泉农村,17岁上大学参军离家后,他回村就是母亲在世时。“每年过年回一趟,就算完了。”母亲过世后他也回去得少了。家庭生活的真正开始是在1996年从部队回到华山厂以后的事,之前完全是军队生活。而妻子一家虽然是西安人,也都是普通人,岳父是退休工人,妻妹开个服装店,药家鑫的衣服都是没牌子但质量不错的休闲服,基本是他姨妈给买。丈夫融入家庭和城市的时间比较晚,妻子是仓库保管员,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家务事上,一出事,夫妻俩却都没了主意。

  表面上,受害者与施害者的矛盾来自于阶级背景,尤其是张妙抄车牌号,和药家鑫“农村人难缠”之类的言论,使得药家后来被一再夸大财富背景。在双方家属和律师的认知当中,都说案发后自己非常想见到对方,但是表述的立场却完全不同。张平选第一次见到药家鑫,是在郭杜派出所,当时张平选看见警察带着一个“高高白白斯文”的“学生娃”进来,又很快出去了。去年10月25日,自己在派出所从上午待到下午,问不出消息,到下午很晚,警察才告诉他,“逮着了”。“当时是让他去指认现场的。”张平选不知道眼前的年轻人就是杀害女儿的凶手。

  就在同一天早上,药庆卫送儿子去自首,他虽然签署了家属通知书,但实际上是糊涂的。“他告诉我他撞死人了。”父母就一直迷惑,“没有警察、法院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也不相信他那样杀人,没理由啊!”药家鑫杀害张妙的动机一直是民愤构成的基础元素:富人对穷人的轻视。而并不了解儿子内心的药庆卫夫妻,却难以用这个理由自我说服。对于张平选和王辉已经是家破人亡、满怀冤屈的境地,另一边,药庆卫却坚持“等待法律”。“法律没有规定,子女犯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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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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