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成钢:苏联解体转型最大问题是仓促私有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6 次 更新时间:2011-09-13 15:2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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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成钢 (进入专栏)  

  

  明年——2011年,系苏联解体20周年。

  1991年12月25日19时38分,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穹顶徐徐落下,白、蓝、红三色俄罗斯联邦国旗冉冉升起。那一晚,红场上寂寥无声。

  苏联这一存在70载、称雄世界数十年的“红色帝国”为什么会土崩瓦解?标志着“冷战”结束的苏东剧变因何发生?对这一“二战”后最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与影响的分析与辩论,一直持续至今。历史无情亦有情。苏东转轨或已结束,但对转轨学的深入研究仍格外值得关注。我们希望借苏联解体20年之机,了解学界长期研究积淀和最新成果,与读者分享。

  

  被采访者简介:  

  许成钢,1951年生,中国当代优秀的经济学家,因其对于转轨经济长期、深刻研究,成为我们此次“苏联解体廿年祭”开篇专访的对象。“文革”前正在清华附中上初二。这位“老三届”有着同代人的共同经历,也有其独特的探索、苦难与奋斗道路。1967年到北大荒建设兵团上山下乡后,他以对中国命运的思考和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厚兴趣,写出《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此曾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被关押审讯批斗并监督劳动。纵如此,他也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还自学了高中及(中国和美国)大学本科的数学、物理、电子工程及英语,其间还搞了不少技术革新。

  十年“文革”浩劫之后,许成钢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成为该校惟一没有本科学历的研究生。此后,他从中国社科院计量经济研究所考入美国哈佛大学,师从雅诺什科尔奈和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继续着他追寻制度经济学和体制比较的研究。

  采访中,他多次提到科尔奈及其他师长,使人强烈感受到学术的薪火相传。

  1991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许成钢在经济学研究道路上继续前行,得到国内外学术界高度认可。他是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终身教职)、清华大学特聘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和香港大学教授,还是全欧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高级研究员。他还担任过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及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国际国内多家经济金融学术期刊的编委或学术顾问。

  

  苏联缘何崩溃

  

  财新-《中国改革》:2011年是苏联解体20周年,这是当代史上最深刻重大的事件之一。在你看来,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哪些?

  许成钢: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崩溃,必然存在复杂多重的原因,简要地说,其政治经济体制的内在问题构成两个最重大的原因。第一个是其经济体制内在的问题,长期的经济改革失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长期(十几年)经济增长停滞;第二个是其极权政治体制的内在问题,长期政治压制最终失控。此外,转轨期间的一系列严重决策失误更是雪上加霜。

  先说第一个。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到80年代末,苏联及中东欧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反复的各种改革和尝试,都失败了。这使得苏东国家改革派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体制是不可改革的,只能以市场经济全面、彻底地取代。这一认识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苏联最早的改革,可追溯到赫鲁晓夫时代即50年代末的改革。苏联经济曾一度发展极为迅速。赫鲁晓夫60年代初到联合国演讲,曾自豪地宣称,通过和平竞赛,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将“埋葬”资本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苏联-中东欧经济增长比美国、西欧高很多,所以,赫鲁晓夫称社会主义制度以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快的经济增长,代表了先进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最终将因落后于社会主义而被取代。但随后,苏东经济增长超过欧美的优势逐渐丧失。伴随着一系列改革的失败,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苏东集团对欧美的经济增长优势演变成了劣势,甚至变成了显著的稳定劣势。按赫鲁晓夫的逻辑,或者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作为代表落后生产力的体制,苏联自己最终要被资本主义“埋葬”了。改革的紧迫感关系到其制度的存亡。

  苏联和中东欧国家的问题是一体的。增长速度下降,是它们共同的问题。它们也同样经历了一系列改革的失败。不少经济学家,不仅有苏联的,还有更多国际有名的东欧中欧经济学家,如匈牙利的科尔奈,捷克斯洛伐克的奥塔 锡克,波兰的布鲁斯,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这个体制是不可能改革的。这种认识不单纯是从理论中,而且是从过往的历史中得来的:苏东国家改革失败的次数太多、失败得太惨!改革失败,破坏了制度的内在一致性,增长减速,各种瓦解过程相互影响,意味着苏东集团的长远衰落,却并不意味着这个集团会迅速崩溃。

  苏联解体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长期压制社会及民众,导致政治局势失控。苏联及苏东集团其他国家一向是依赖暴力压制来控制的。克格勃无处不在,使持不同政见者难于活动。一旦有示威游行,就用暴力去镇压,例如,1981年波兰以军事戒严法暂时压制了团结工会。东欧国家有任何挑战现行制度的改革,如果自己不能及时压制,苏军坦克就开进去了,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等。逐渐认识到政治高压手段终究不是保持社会长期稳定的办法,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开始推动“人道的社会主义”,希望少依赖高压政治和暴力。

  

  财新-《中国改革》:那么,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或他继续使用暴力的话,这个结局会怎样?没有人能准确预言它在何时崩溃,但对其内在的逻辑,若干经济学家,如哈耶克,早就作出了分析。

  许成钢:哈耶克并没有预言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崩溃,他只是指出它的运行效率是低的。还有,高压政治和暴力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最残酷、赤裸裸的屠杀,也可以是比较隐蔽的高压政治。实际上,任何非民主制度都是依赖高压政治和暴力维持的,而世界上民主国家占少数。总之,依赖高压政治和暴力维持的体制虽然不稳定,但并不一定崩溃。这样的体制即使导致经济发展缓慢,也可以逐渐衰落,并不一定以崩溃的方式被替换。

  

  财新-《中国改革》:乔治 W H 布什在他与斯考克罗夫特合著的回忆录《The Transformed World》中反复讲,在他任期内,对苏东集团的变化采取了保持距离的态度:不介入、不阻碍、不鼓励。但是,20年来,也有不少“意识形态专家”坚持说,苏东剧变是西方颠覆、和平演变的结果。你怎么看?

  许成钢:撒切尔夫人及里根总统曾自吹英美政府在苏东集团解体上发挥了作用。他们和某些中国人士一样,太夸大西方政府的力量了,太夸大政府的作用了。单看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就可以知道,西方连自己国家里的经济事务都搞不定,有什么力量去搞定其他国家远为更复杂的事情。

  “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这个外来语确切地说应译作“和平进化”。进化的原因一定主要在内部,而不是外因。生物进化如此,体制进化亦如此。在苏联解体前夕,在整个80年代,没有任何西方的“苏俄研究”(sovietology)专家曾预言苏联解体、苏东集团崩溃。事实是,苏联的解体让他们很吃惊,还让他们受到全面的责备。这本身就是一个旁证。

  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演化而来。80年代中期以来,戈尔巴乔夫和苏共高层逐渐减弱了政治高压,减弱了镇压。在非民主制度下民众长期积累的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对体制转变的迫切期待在此时集中爆发。其中一例是1988年4月9日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市发生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军队镇压导致20多人亡命,数百人负伤。由此引发更多城市更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面对这一局势,戈尔巴乔夫和苏共高层作出重要决定,虽要控制局势,但不允许再用军队镇压。可是,当民众在数十年高压政治下积累的怨恨集中爆发时,拿什么东西来替代镇压的暴力呢?

  戈尔巴乔夫和苏共高层的这一重要决定导致苏军也不再介入镇压中东欧国家要求改变政体的示威,由此,多数中东欧国家政府也不再使用暴力镇压。中东欧国家普遍爆发民众示威。持续的不镇压被民众解释为“他们”不敢了。实际上,这是个政治决定。

  于是,政治天平就朝另一个方向上倾斜了。1989年11月9日,经柏林以及其他城市民众数月和平示威后,东德政府宣布,所有东德公民都可以自由访问西德。由此,“柏林墙崩塌”,这在中东欧国家,甚至包括苏联自身,引发进一步的“多米诺效应”。所有前苏东集团国家在几个月时间里相继改变政体,脱离苏东集团。

  苏东集团的解体,包括苏联的解体,完全超出戈尔巴乔夫的控制,超出任何人的控制。1991年“8 19”政变把戈尔巴乔夫扣起来了。政变导致叶利钦上台。叶利钦第一步把他救出来,第二步就是逼他辞职,同时由他宣布解散苏共中央,为苏联解体奠定了基础。

  

  财新-《中国改革》:当时存在一种竞争:戈尔巴乔夫竭力鼓吹《新联盟条约》,在国际关系中苏联为一个主权国家,但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也均为主权国家,有权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领事和贸易关系。在条约即将签字的时候,叶利钦等三位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明斯克举行会谈,宣布苏联解体。在俄罗斯有些人也一直在说,三四个政治寡头决定了苏联的命运。你怎么看这种解释?

  许成钢:戈尔巴乔夫鼓吹《新联盟条约》不是原因而是结果的序曲。那是在苏联解体前夕的最后努力。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带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很微妙。戈尔巴乔夫本人的状况并不是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原因。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党内地位动摇,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他的竞争者叶利钦有整个苏联作为权力基础,也不会推动苏联解体。

  

  财新-《中国改革》:还有一种挺流行的说法,称苏联的崩溃与当时的国际油价也有关系。80年代后期,国际油价下跌,使其财政赤字空前增大,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许成钢:此说并不正确。国际油价在70年代急速升到历史高峰,但苏联经济的增速非但不提高,反而大幅下降。那正是苏联经济产生严重问题的时期。苏联整个体系的崩溃,绝对不可能是一两个外在的经济原因造成的。它的崩溃在于深层的体制原因。

  

  仓促私有化埋祸端

  

  财新-《中国改革》:前苏东集团国家转轨至今20年,虽然总体上已除旧布新,有的国家发展很好,但是,转轨道路之曲折远远超出了当初的预想。

  许成钢:前苏东集团国家转轨整体上经历了经济大衰退,除了苏东集团国家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初国际学术界对于如何转轨,存在认识上的严重缺陷。1990年代初转轨开始后,大批西方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前去提供援助。我所在的哈佛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是欧美向苏东转轨提供政策援助的重要的机构。哈佛大学的杰弗里 萨克斯和安德烈 施莱佛等教授,伦敦经济学院的斯坦尼斯洛 哥穆尔卡和理查德 利亚德教授等,带着许多优秀博士生及年轻经济学家从1990年起就陆续前往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等国给予政策援助。他们对世界银行及IMF的政策都有重大影响。但是,他们对经济制度及经济制度转轨的认识存在严重的缺陷,导致一系列重大失误。

  

  财新-《中国改革》:谈到这里,有个问题出来了,就是转轨路径的选择。20年来,中国许多论者把转轨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休克疗法”。而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路径至少到目前是成功的。但是,也有学者说,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也是势所必然。以前那么多次改革都失败了,如果不采取一种非常有力甚至极端的方式,人民难以产生对改革的凝聚力。另外,有的拉美国家采取了“休克疗法”,成效是不错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许成钢:拉美国家的“休克疗法”方案就是哈佛大学的萨克斯制定的。但是,拉美主要是治理通货膨胀问题,“休克疗法”就是一下子紧缩财政支出和货币供给,几个方面一起入手,迅速把通货膨胀卡住,这在拉美是相当成功的。但这与经济转轨问题本质上是不同的。

  人们常常用“休克疗法”来总结苏东的转轨,其实,这个概念最初是指财政货币政策。在苏联和中东欧国家转轨的早期,突然开放市场,物价马上就起来了,变成了超级通货膨胀,然后,他们就使用“休克疗法”来治理通货膨胀。多年以后回首,开放市场不应如此仓促,市场应该逐步建立起来。话说回来,通胀问题对后来转轨中遇到的困难有影响,但最大的问题还是仓促推行的大规模私有化。

  

  财新-《中国改革》:快速大规模私有化的方案设计思路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得到政策制定者的认可?

  许成钢:快速大规模私有化的设计者认为,把国有企业的股份以认股权证方式免费送给老百姓,然后,老百姓可以自由交易这些认股权证,由此可以立刻形成市场,一举解决私有化和创造市场的双重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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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改革》杂志20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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