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绪山:论孔子的复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4 次 更新时间:2011-09-13 10: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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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绪山  

  

  一、孔子身后的荣辱沉浮

  

  孔子生前是颇自负的,称“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以文王、周公的托命人自居,为复兴“周礼”而奔走呼号。然而,终其一生可谓壮志未酬,宏图未展,颇不得志的,除去鲁国司寇位置上的短暂风光,几乎没有值得夸耀的政治阅历。去官之后,怀揣经国济世的政治理想,坐在牛车上风尘仆仆地颠簸于列国之间,有时几乎饿扁肚子,其体肤之苦可以想见;然而,更大的痛苦恐怕还在于精神上:他以绝大的希望汲汲于兜售他那套自以为是的治国方略,而屡屡受拒于诸国君主,直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理想无所寄托,其心情的抑郁与苦涩,可以想见。他政坛失意而转心于教化人才,虽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但对弟子们能否不折不扣地遵从其“道”,并无充分的信心,故有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的怅然之叹。可见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的道义高论,即使在他的众多亲炙弟子,也绝难践行。怀着这样的心情离开人世,想必是悲凉而充满挫败感的。

  然而,孔子生前始料未及的是,他身后留下的竟是一支潜力巨大的“原始股”,时来运转,行情竟一路看涨起来。尤其是,他所创立而由其徒子徒孙发展的学说,竟然被汉帝国政府接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全国民众唯一的指导思想。这自是一生怀有“帝王师”梦想的孔子生前一直求之不得的。这个结局与汉高祖的个人素养有关。刘邦虽痞气十足,但文采风骚皆有所不逮;更重要的是,此人脸皮虽厚,但还没有达到厚硬无比、针扎不透的程度,所以不敢独擅道统,让手下的文人班子帮着鼓捣出何种“主义”或“思想”来。否则,历史上流传的就不是儒家思想,而是“刘邦主义”或“刘邦思想”了。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即使雄才大略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虽自称“奉天承运”,文治武功超迈前人,但都不敢以道统自任,自立思想流派。随着皇权专制制度的高歌猛进,孔子的学说竟成了帝王们用来钳制人们思想的最得力的工具,须臾不可缺少了。于是,孔子的身价也水涨船高地升腾起来,除了木制或泥塑的替身以“万世师表”的教师爷身份端坐于文庙,接受醉心功名的书生们供奉的冷猪肉外,还受到各朝皇帝们的推崇,被抬高到赫然可怕的高位。唐代时进爵“文宣王”,宋代时进至“至圣文宣王”,元代来自漠北的蛮族皇帝夺取了汉家皇帝老儿的人肉宴席后,为了显示道统纯正,竟显得比汉家皇帝更加尊孔,给孔子奉上一顶“大成至圣文宣王”的显赫高帽,让孔子最终当起了冠冕堂皇、帝王气派俨然的“素王”来。

  然而,自从习惯于以孔子学说教化蛮夷的“中央帝国”,被船舰利炮的近代西方“蛮夷”彻底击败、失去任何胜算机会后,孔子本人和他那班徒子徒孙们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便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一班不尊祖法、胆大包天、离经叛道的留洋学生们,就像西洋人借助于望远镜看到月亮表面的凸凹粗糙,以显微镜看到了病原体的真面目一样,借助西洋人的“异端邪说”,从两千余年间一直为帝制“维稳”竭诚效力的儒家思想的光鲜表层下,发现了其中掩藏至深的污垢,并确认其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之罪魁祸首,大兴问罪之师,口诛笔伐起来,于是乎,孔子及“孔家店”不仅失去了往昔的耀眼光环与神圣之貌,而且成为了新文化运动人清算的对象。

  时光荏苒,星转斗移,五十多年过去之后,孔子的处境更加不妙,据说一位叫林彪的野心家虔信孔子之说,滋生了篡党野心,要复辟中国历史两千年历史上从未真正成长起来——至多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妄想使几亿中国人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阴谋暴露后,慌忙外逃,横死异域。于是孔子被与林彪捆绑在一起,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角之一,成了全中国人民妇孺皆知的“复辟狂”,千夫所指的“孔老二”。想当年,儿童时代的笔者作为红小兵——“红小兵”是模仿“红卫兵”而来,由于在年龄上还不够“卫兵”资格,所以只能称作“小兵”,冠以“红”字以突出其“革命”色彩——胳膊上戴着菱形的红袖徽,与同龄人扯着嗓子高唱:“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已复礼,一心想复辟。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红小兵齐上陈,大家都来狠狠批,嘿!”历史上被奉为圣人,受历代儒者顶礼膜拜的孔圣人,落到遭受黄口小儿戏侮的地步,不仅威风扫地,尊严丧尽,而且求凡人资格而不可得,真可谓落魄到了极点。

  讵料世事难测,物极必反,否极泰来,进入21世纪以来,孔子和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渡过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窘境,终于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明媚光景。在一阵阵如火如荼的读经热与祭孔潮之后,更引人瞩目的一幕出现了:2011年——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整100年之后——的年初,一座高9.5米,重约17吨,凝聚着艺术家虔诚心和敬畏感的孔子雕像,巍峨地矗立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虽说百日之后又被人悄然挪走——这自然让一班情绪高昂的偶像崇拜者大失所望——但以雕像形式堂而皇之地供人瞻仰,已足以向世人表明:孔子终于复活了!

  

  二、关于孔子复活的三个问题

  

  孔子雕像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公开亮相,使很多人处于亢奋状态。一时间,“孔子回来了”、 “孔子思想高调复兴”、“传统回归”、“国学复兴”、“道德重振”,诸如此类的赞叹声不绝于耳。然而,我认为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

  问题一:如果孔子复活,是否赞成人们为自己塑像?这似乎是一个诡辩性的问题,因为两千余年前的孔子不会回答这个疑问。不过问题并非无解。我们可以求助于他的学说来一探究竟。首先,孔子主张中庸之道,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这突如其来的尊崇,一定使他感到惊诧莫名,大惑不解。几十年前领袖还对孔子的学说不屑一顾,轻鄙地断言“孔学名高实秕糠”,以至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加以讨伐,让孔子在全民族上下义愤填膺、异口同声的讨伐声中,落了个灰头土脸、声名狼藉的“复辟狂”的形象。现在大家都明白,“举国体制”下那样的“举国行为”乃出自领袖有目的、有步骤的“谋划”。有此一鉴,恐怕孔子本人也难免怀疑目下这“恩宠”与“抬举”背后的政治动机,将它与某种“谋”联系起来。其次,孔子一生力主君臣秩序、等级名分,一贯反对“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为。现在的艺术家却把那块石头神秘兮兮地弄成9. 5米,暗寓“九五之尊”之意,置孔子最重视的“等级秩序”于不顾,将孔子与专擅“天子”资格的皇帝同列。对于孔子而言,这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行为,其悖谬不下于季孙氏的僭妄,想那孔子必定忿然作色,抗议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可以断言,把块石头弄成孔子的模样,让人们像参观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参观礼敬,且美其名曰发扬国光,弘扬传统,在根本上是与孔子一贯的主张相悖的。

  问题二:尊重传统文化是否就一定要让儿童乃至全国民众尊孔读经?在皇权帝制时代,尊孔读经大概就像人要吃饭穿衣一样,是不会受到怀疑的,相反,怀疑才是不正常的。然而,近代以来尊孔读经一直是个大问题。康有为于1916年在致北洋政府书中说:“虽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国,日读外国之书,而所依归,在孔子之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五篇作谏书,以《易》通阴阳,以《中庸》传心,以《孝经》却贼,以《大学》治鬼,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奉以周旋,不敢失坠。”(《时报》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日)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人听来,这些话不啻于一位跳大神的民间巫师作法表演时的咒语。对于这咒语般的“高见”,鲁迅反问:“欧战时候的参战……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只轻妙的一问,已经刺破了这充满幻想的肥皂泡般的儒家救国蓝图。

  近代历史展现的事实是,主张尊孔读经者,表面上是虔诚笃信,其实是冥顽不灵或别有人心。鲁迅说:“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十四年的读经》)鲁迅的话并非无稽,近代历史事实可以为证:尊孔读经鼓吹最力者,差不多都是些狡黠之徒或令人不齿的人物。袁世凯天坛祭孔的仪式可谓浩大,但目的不过是想以孔子为敲门砖敲开帝制的大门。北洋军阀中的孙传芳、张宗昌都曾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极力推行尊孔读经,其实是心怀鬼胎,别有用心。这样的人物号召尊孔,让人很自然想起“婊子讲贞洁”与“屠夫谈戒杀”之类的滑稽。在这些混世魔王那里,孔子的学说始终是劝人“非礼毋”的工具,而不会约束自己的“男盗女娼”行为;所谓尊孔也罢,读经也好,孔子学说中克己修行的内容,总是被用来约束平民的行为,而对食肉者的欲望放纵从来不起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代以来公开亮起“打倒孔家店”旗号,反对读经及接受儒家政治伦理的,大多是与时俱进、崇尚民主理想的思想家,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都是著名的“倒孔者”。

  在读经尊孔问题上,鲁迅的话永远值得人们警醒:“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儒家学说的功效在于维持社会的教化,叔孙通认为“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看中的正是它的教化功能。在中国的权势者那里,孔子与孔子学说始终脱不掉“敲门砖”的角色,而这“敲门砖”对使用者而言只是“有用”而已,根本与信仰无关。同样,目下的尊孔读经,当做表演来看则可,但若抱了诚心将这表演当成榜样,以尊孔读经为解决当今社会弊端的灵丹妙药,则一定脱不掉被人笑为“笨牛”的结局。

  问题三:孔子学说乃至整个儒家学说是否可视之为当下公民社会建设关键时期的治世良方?是否有助于民主与宪政的建立?我们知道,孔子的学说乃与前现代的社会制度相适应,是传统农本社会的产物,是为皇权专制制度服务的意识形态,其政治伦理与与现代社会政治伦理的对立是公认的事实。陈独秀说“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又说:“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伦理学说……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再答俞颂华》)李大钊明确表示:“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换言之,在现代民主制度建立以前,尊孔读经意味着固守前现代的政治伦理,使现代政治民主面临更多的阻力。

  “权力为恶”既是几千年人类面对的最大的政治问题之一,也是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变过程中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是宪政民主绕不过去的根本问题。现代新儒家力图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变”,希望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伦理中开出宪政民主的新途径,并为此进行了许多探讨,但皆因前提存在根本性错误而难得正鹄。孔子学说的起点是“人性善”,儒家训导君王施行“仁政”,都是以“人性善”这个前提展开。但现在人们都承认,人性并非总是向善,从根本上讲,人类“半是天使、半是野兽”的观念才合乎实际。比较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对权力为恶的制度防范,儒家政治伦理缺乏以“制恶”为前提而展开的制度建设的设想,乃是至为显然的大缺陷。儒家设想君王能以“德性”克制其欲望,是过于一厢情愿的设想,因为君王乃至一切掌握权力者,都不能完全摆脱“半是野兽”的本质;尤其是皇帝,尽管他们自诩为“德善”天子,但在掌握至上权力的情况下,乃是天底下最易腐败的分子。两千余年中,皇权专制君主们暴戾恣睢,为所欲为,恶政、暴政代代而有,从未真正践行过儒家主张的“仁政”。对于这一点,后来的明眼人都看得很清楚,宋代的大儒朱熹明确指出:“(从孔子算起)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这可是实话。实际上,不仅朱熹以前的一千五百年孔子的学说未见实行,就是此后一千年间也未尝一日得到实现。以孔子及儒家的“性善论”为依托的“天王圣明观”与“权力神圣论”等观念,从根本上遏制了“权力腐败”观念的产生,使人无法认清权力的腐败本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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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批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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