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绪山:论孔子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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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绪山  

  不可能确立“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权力观念,其结果是,以“制恶”为本质特征的宪政民主失去了立论的逻辑前提。

  孔子及儒家主张“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积极的入世观念,于政治家而言,它意味放任无道之世的肆虐,而仅仅守住“独善其身”的底线;但在芸芸众生而言,生活于“道不行”的世道,尤其是在暴君率兽食人的乱世,则意味着毫无选择地在水深火热之听天由命、任人宰割,因为没有“乘桴浮于海”的可能。孔子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虽有反对越权胡乱干政的含义,但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意味着与国家政治的绝缘。后世儒家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中心强调的是国家危亡时刻,民众对“家天下”国家的义务,而非兴盛时期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权利。历代书生言政被视为大忌,遭到严惩甚至诛杀,清楚地向世人表明,政治乃权力集团的独享之物;公共场所贴出的“莫谈国事”的警示,以及当代人们记忆犹新的“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的说法,都说明政治的封闭性与垄断性。孔子又谓:“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确立民众服从权威的同时,更将民众对权威质疑与不满的权利尽数遏制。儒家学说将民众摒除在国家政治之外,与“主权在民”的民主理念背道而驰。因此,欲从儒家思想内部找到通往民主宪政的路径,在根本上无异于缘木求鱼。

  比较西洋诸贤的民主学说与当今的民主理论,儒家学说的缺陷不言自明。天道演化,与时俱进乃世间大道。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自然应放眼四海,对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遗产,兼收并蓄,采取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近代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相号召,发起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伦理已近一个世纪,而一些所谓“文化人”仍停留在偶像崇拜阶段,对偶像顶礼膜拜,与皇权社会的臣民一般无二,骨子里仍是皇权社会里的帝王意识,岂非怪事!

  

  三、孔子的复活无力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目下的中国在观念、价值层面似乎面临两大要务:一是对外推广中国软实力,二是对内重树道德、澄清官场腐败;许多人强调孔子复活的意义,多半集中于这两个方面。

  三十年改革开放无疑已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尤其是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表现,让全世界见识了中国智慧。在目下的一些人看来,中国迫切需要一位形象代言人,证明这种“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的真实存在,以及支撑其存在的背后力量,让西洋人认识到,中国可以不需要他们鼓吹的普世价值,照样可以做出不凡的成就。可惜的是,目下我族还缺少拿得出手的东西,寻来寻去,似乎只有旧货色可以利用,于是孔子再次成为了选择的目标。

  问题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潮流中,孔子及儒家思想真能超越现代世界潮流中的主流价值观,助我拓展国家软实力,展示我盛世之雄姿吗?

  孔子的学说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现世主义的人生信仰。所谓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等等,展现的正是这样的俗世理念与信仰;二是以“仁”为核心的“泛爱”道德观;三是以等级制度为核心、以“礼制秩序”为集中体现的国家政治伦理。在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儒家的“等级观念”与权力结合,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利器。

  从学说体系上,孔子的学说由“礼”“仁”构成,孔子重视“仁”,希望通过“礼”来实现“仁”,所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孔子关于“礼”的主张,目标是“正名分”,确立君臣、父子、夫妇、男女、长幼之序,尊卑、贵贱之序。所谓“贵贱不愆,所谓度也……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正是其核心观念。然而,应该明白,孔子及儒家主张的这套以“尊卑贵贱、男女有别、长幼有序”为特征的等级制度,乃是前现代社会(即农本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以人格不平等为其特征的;在崇尚个人主义和人格平等的现代民主社会,民众根本不可能青睐这种等级理念。无论我们以何种形式送去,都是人们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现代民主社会所能接受的只能是以“仁者爱人”、“泛爱众”相尚的“仁学”学说。

  然而,在已经习惯于基督教理念的现代西方社会,“自由、平等、博爱”已是整个社会妇孺皆知的基本理念。基督教的“博爱”理念强调“己所欲,施于人”,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实为一体两面的同源体。在“博爱”理念面前,孔子的“仁爱”思想算不得新颖的思想。对孔子代表的儒家学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看法颇具代表性,他说:“孔子的教训在莱布尼兹的时代曾轰动一时…… 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按即“论语”——引者),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些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会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959年,第119页)中国思想家也有相似的认识。陈独秀说:“儒教经汉、宋两代之进化,明定纲常之条目,始成一有完全统系之伦理学说。斯乃孔教之特色,中国独有之文明也。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特异,独标一宗者也。使今犹在闭关时代,而无西洋独立平等之人权说以相较,必无人能议孔教之非。”(《宪法与孔教》)中外学者两两相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可见儒家学说中区别于近代西洋政治伦理的,是其等级学说,而非其“仁学”思想;更何况,儒家“仁学”强调“爱有等差”,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在本质上已经逊色于基督教“博爱”精神所强调的人类“平等之爱”。

  近代西方文明优越于传统中华文明者,实在民主与科学两端。近代世界之社会改造大潮流表现出三个显著特征,即:经济层面上,实现以商品经济为核心的开放性的市场经济;政治制度上,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制度;思想文化上,建立科学思维。我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最大成就,是摆脱了此前三十年乌托邦理想对市场经济的敌视观念,确立了对开放的市场经济必要性的正确认识,并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个层面上,我族已取得显著成就并为世界各国所公认。然而,在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科学思维层面,则仍然处在任重道远的奋斗阶段。可以断言,除非我们建立起完备的现代民主制度,高度发达的科学思维伦理,则任何“送出去”的东西的“软实力”都会大打折扣。

  三十年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变化中,负面的后果就是人心惟危,欲望横流。有的人甚至断称,从道德层面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一班所谓的“国学家”看来,这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病局,都是礼崩乐坏造成的结果,只有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携其治国方案重回华夏大地,才能力挽狂澜,拯救被资本主义拜金热摧毁的传统道德,重现我族高尚的道德灵魂。所谓“儒学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儒学代表了是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儒家思想挽救滑坡的道德”等等观点,以及近年来日渐高涨的读经热和祭孔潮,都是基于这种思维。

  以道德挽救道德,一直是我族的传统思维定式。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话出自儒家弟子之口,自然不难理解,因为他们的政治设计就是以道德力量来匡正社会,惩恶扬善。不过,一本二十四史让人看到的,并不是“乱臣贼子”在《春秋》大义面前心惊胆颤、瑟瑟发抖,而是乱臣贼子为私欲驱使一往无前,前赴后继。然而,从孔子开始,每当“礼崩乐坏”之际,往往就有人为恢复所谓“三代”完美之制奔走呼号。这已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现象。“文革”时期盛行“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刹那”、“灵魂深处闹革命”,以现代条件下的“思想制胜”手法将儒家的“修身”传统推向极端。目下将孔子复活视为拯救道德沦落的救命稻草,显然是渊源有自,一以贯之。

  但问题是,孔子及儒家思想真有重树道德、澄清吏治的奇妙功效吗?

  治病需对症下药。欲治当下道德败坏、吏治腐败之疾,须知病根何在。一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效的劝善道德伦理以及实在的道德榜样;一是有效而健全的高度灵敏的惩恶法制机制。这两者相比较,后者更重要。当一个社会过度重视道德教化,而没有切实可行的惩恶法治体系时,其结果必然是,恶性得不到遏制,道德教化沦为虚伪的说教,整个社会陷于普遍的虚伪。因此,挽救当今社会道德堕落和吏治的腐败,一是要有保护善行的健全的社会机制,二是以强有力的法治措施遏制恶行。二者缺一不可。从本性上,人易于为恶,难于向善,古谚“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对权力恶行的及时惩治尤为重要,乃是道德改良、吏治澄清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揆诸当今吏治,人们看到的是令人心寒的事实。首先,在“主权在民”的誓词下,名为主人的民众在自称“公仆”的权力控制者眼前,仍然是皇权时代卑微可怜的“草民”。这一事实并不因为宣传机器对所谓“主人翁”天花乱坠的廉价赞辞而有所改变。名义上的“主人翁”的这种“草民”本质,在掌权者的 “下意识”的话语中不断暴露出来,如不久前有高官气壮如牛地直斥民众“算个屁”;而今又有高官放言:“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此均为官员之肺腑之言,真实心态,乃是经两千余年积淀而浸入骨髓、融入血液的传统政治伦理观念,不可简单地以戏言视之。其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虽写入宪法,但人们看到的却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现代翻版。普通百姓小偷小摸十几万元,就可能被处以极刑,而“食肉者”阶层里的高官将数千万乃至数亿国民财富攘入囊中,多数仅判处“死缓”,然后再转入有限度地逍遥。第三,高尚的道德说教比比皆是,但善行却得不到有力的呵护。“钓鱼执法”所体现的“有罪推定”对公民的向善心是毁灭性的打击;而法院判决中对助人者遭受诉讼时提出的“与你无关为何助人”的质问及有罪判决,使人相信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善行,也不应有对他人的善行。“让领导先走”、“让领导先飞”等诸如此类的“让领导先X”,已经让整个社会真切地认识了“权力优先”的事实,在“权力优先”面前,“美德优先”、“善行优先”已经失去其本应有的道德感召力量,而逐渐沦为一种虚伪的说教。

  与此相应的是,恶行大行其道而得不到有效惩治。野蛮拆迁层出不穷、肆无忌惮;卑微民众的呼天抢地的哀求,在冷酷的权力面前竟是那样的柔弱无力;一度盛行的“恶意上访”的官方界定,展示的是寻常民众必须面对的权力恐怖,让人怀疑这世道还有多少人性之善,是否还有人性之善;“包二奶”的官员数量之多,用“过江之鲫”来形容已不过分,以权谋色已经成为一种官场风气,欲望放纵的猖狂无忌,似乎成为官员“事业成功”背后的应有之义。尤为滑稽的是,衣冠楚楚、危襟正坐地向人们宣讲廉政美德的,正是这些被认为应代表社会正义和美德的“公仆”!动辄将亿万公款纳入囊中,已是当下官场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场景,“升官发财”的旧传统以新的形式展现出超迈以往的活力;较之传统的贪官,现在的贪官本领更大,动辄将亿万贪款转移到国外,然后再将家人移民海外,孤身一人留在国内,一边洋洋恣睢地享受着“X奶”的美色,一边激情满怀地向广大民众宣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美德与爱国主义高尚情操,一旦风吹草动,自己也溜之乎也。一言以蔽之,光鲜的外表之下,寡廉鲜耻、贪鄙龌龊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官场特色。表面上大讲“仁义道德”的高尚之士,骨子里却是“男盗女娼”的无耻之徒。这样的恐怖人物不论多少,都足以摧毁民众对社会美德和善行的信心与信任,足以扼杀人们向善而为的冲动,更何况这种寡廉鲜耻的“公仆”正犹如旧时蝗灾发生时遮天蔽日的蝗虫,滚滚而来,沛然不可抵御。

  在权力居于社会中心、政(治)教(化)合一的中国社会,权力控制者的思想作为对社会风气的演变具有决定影响。然而,官场上演的却是一幕幕“劝善者为恶”、“讲廉者贪腐”的滑稽大戏。有人说官场上并非人人作恶,但我们要知道,政(治)教(化)合一的社会,部分官员的恶行就足以摧毁整个社会对美德与正义的信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告诫,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公德与善行遭到公然蔑视,公平与正义被无情践踏,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即使是真正的道德高尚者都难以唤起人们对善行的信仰,更何况伪善者的言不由衷、巧言令色。

  两千余年前,孔子以复活周礼的手段挽救社会的“礼崩乐坏”,最终无功而返;此后的历史也证明,道德呼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道德堕落与吏治腐败。既然孔子的说教不为那些应该为民示范的“公仆们”所接受,又怎能指望民众天真地接受?要知道,张扬善行和正义的前提是人们相信“邪不压正”,对“善”怀有坚定不移的信仰;当恶性得不到阻遏,善性成为嘲笑的对象时,社会正义和美德的弘扬是无望的。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建设的严重滞后,是造成吏治腐败、人心堕落与社会风气恶化的关键;于此情势中,不去民主制度的建设中寻求解决之道,而乞灵于两千余年前的孔子及儒家思想,在道德教化中绕圈子,岂非误入歧途?

  

  (201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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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批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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