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三峡论争与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52 次 更新时间:2004-10-23 23:4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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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明  

  

  一

  

  1987年11月,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这是三峡工程论争由高层和专家圈向社会扩散并产生更广泛影响的一个标志。该书由田方、林发棠、凌纯锡任主编,将全国政协委员在水电部三峡论证领导小组第三次和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李锐、孙越崎、千家驹、林华、陆钦侃、汪受衷、方宗岱等人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汇集而成 ,堪称“反上派”的一个权威性文集。

  

  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科学家周培源为该书作了序,.周的序言标题为《从总体战略上论证三峡工程》。其中写道:

  

  “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与国务院对三峡工程要重新进行论证的英明决定。但论证的主题不应是就三峡论三峡,单独论证三峡工程蓄水位150米或坝高185米的问题,而应是论证先开发支流或其它优选方案,还是先建三峡工程,以及这一超大型工程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等宏观决策问题。……比较现实而又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做法是,应先把长江各支流的水电站逐步建设起来。这样,可以满足实现翻两番的要求,也为将来三峡上马创造条件。经过几十年后,国家经济实力定会大大加强,科技水平也将大大提高,世界和平更有可靠的保证。那时再建三峡大坝,就比较容易了。”

  

  据主编之一的田方回忆,该书出版时曾遇到了不小的周折:“正当第一本书行将问世之时,我们作为书的编者,尚未见到样书,主管部门的某领导却首先拿到了。消息传来,说有关领导不满意我们出这本书,不同意公开发行这本书。我们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理直气壮地进行申辩。我们从三个方面说明:一,为了有利于三峡工程的全面论证,避免失之偏颇,将不赞成早上快上的论述汇编成书,公诸于世,完全符合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精神;二,本书已经编集了40多位专家学者的论文,和周培源教授的序言;已有国内外20多家报刊发了书讯;新华书店发出征订后,已有根多订户预订此书。公开发行已既成事实;”三,如果中途夭折,突然停止公开发行,不仅难于向40多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订户做出交代;甚至使大家对党的十三大关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精神产生疑虑,其后果是很不好的。经过一番申辩,第一本《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总算于1987年11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出版以后,“反响之热烈,确实异乎寻常”:《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学部委员王淦昌教授为这本书写的“评介”;《光明日报》发表了《来自反方》的述评;香港《文汇报》、《北京科技报》、《瞪望》周刊、《团结报》、上海《劳动报》等等相继发表了对这本书的评介以及反对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专家学者的访问记、社论和评论文章。许多报刊也开始透露以前“讳莫如深”的关于三峡工程上马时机和建设方案的“第二种声音”。不少报刊甚至发表了众多普通读者的各种不同意见。《群言》杂志还发表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的四首读周培源序文的“有感赋诗”:

  

  ( 一 )

  

  人力发电,科学之最;

  利多弊少,无须词费。

  纵览全局,衡量部分;

  利害得失,有待考虑。

  

  (二)

  

  阿斯旺坝,瓦伽顿河;

  得失利弊,究竟如何?

  说者甚少,闻者无多;

  事不关己,慎毋罗嗦。

  

  (叁)

  

  叁峡工程,人多意见;

  高峡平湖,一定出现。

  时间早晚,自是问题;

  欲速不达,理亦明显。

  

  (四)

  

  全部工竣,十九年後;

  本世纪内,收益不厚,

  耗资百亿,国力不够;

  天不会堕,杞人亦忧。

  

  连权威的《红旗》杂志,也发表了题为《这本书不仅仅论证了三峡工程》的评论:

  

  “这本书能够公开出版发行,也说明我们时代的进步。它是三中全会路线的春风中绽开的花朵。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没有改革、开放,没有“两个尊重”(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就没有这本书的出版。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课题有待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去精确地论证,而不是粗略地论证。已经作出决策的,正在形成决策的,尚未考虑决策的,都需要进行论证。愿今後有更多的此类书出版,蔚成风气,使我们的决策真正实现民主化、科学化,避免出现片面主张所导致的疏忽遗漏和决策错误,使我们的建设少走弯路,取得更大更好的效益。”

  

  这充分表明,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业已形成了一种相当宽松透明的民主气氛。最高决策层对不同意见的容忍或接纳态度,在中共历史上恐怕也是“史无前例”的,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对三峡工程持激烈反对态度的声音,能够在当时影响以至最终延缓工程上马的主要原因。甚至有人认为,三峡工程的争论过程,既是许多政协委员争取科学民主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从“唯上是从”到“走向民众”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变过程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有深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首都新闻界一些关注三峡问题的知名记者如戴晴等人也参与到了论争的行列。他们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记者们访问了周培源、林华、孙越崎、乔培新、彭德、陆钦侃、侯学煜、罗西北、陈明绍、田方、林发棠等人,不久,一本反对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由孙越崎题写书名的《长江长江》,便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长江长江》的主要篇目包括:李锐答戴晴问《三峡工程21世纪再定》;周培源、林华同钱钢谈《我们很关心,我们不放心》 ;孙越崎答张爱平问《对不同意见应平等对待允许争论》;乔培新答李新喜问《三峡工程总投资概算打的埋伏太大》;彭德同方向明、李伟中谈《斩断了‘黄金水道’还能再挖一条长江吗?》;王兴让答陈鹰问《三峡工程移民和淹没土地将是生产力的大破坏》;陆钦侃答陈可雄问《三峡工程防洪效益有限》;候学煜答朱剑虹问《三峡工程引起的生态环境破坏贻害无穷》;罗西北同吴锦才谈《追求发电效益并非是合理的选择》;陈明绍答刚建问《治理长江应先支后干》;田方、林发堂同张胜友谈《国际舆论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等等。

  

  当时的背景是,1988年11月21日至30日,水电部三峡论证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九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特点,一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出席会议的委员人数请自定,二是邀请在京有关新闻单位代表30余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审议三峡工程最后两个综合性很强的带有论证结论性质的专题论证报告。代表们从不同的角度共提出27个问题,涉及到10个专家组,分别由这些专家组的组长或专家作了简要而明确的答复。在审议中,绝大多数代表同意两个专题论证报告的基本内容和结论。综合规划与水位专家组从长江流域治理开发规划总布局出发,论证了三峡工程的地位与作用,认为三峡工程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巨大的规模,确定在防洪、发电和通航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战略意义和重大作用。三峡工程与上游及支流工程,各有不同的作用和效益,都是治理开发长江的组成部分,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更不是相互排斥。关于三峡的水位方案,对推荐坝顶高程185米,最终正常蓄水位175米,初期蓄水位156米的“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方案,未提出原则性的不同意见。综合经济评价专家组也从防洪、能源、航运等方面,论证了兴建三峡工程的战略意义和工程效益,用多种方法进行三峡工程的国民经济评价,研究三峡工程与各种“替代方案”的比较,并进行了财务可行性分析,主要结论是:三峡工程是难得的具有巨大综合效益的水利枢纽,经济效益是好的,财务上是可行的,也在国力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建三峡工程的方案比不建三峡的方案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及早决策。领导小组按照原来部署,责成长办根据专家组的论证报告编写可行性研究报告。

  

  有人获悉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已经确定了“早建方案”,并要求这个特大工程“在1989年动工兴建”的消息,记者们和被访问的专家学者都希望快速反映不同意见,以期对延缓这个工程上马 “发生一些作用”。

  

  有关《长江长江》的出版经过,曾经参与过策划和主编工作的戴晴后来回忆道:

  

  我那时对三峡工程一无所知,仅凭一名工科生的基本常识,觉得他们讲的不无道理。但我仅仅就职于一家报纸,既不掌握版面,也无采访派遣权。我能作的只是回报社找到总编室主任,问他如此重大的事为什么不派记者。他说上边有“精神”。了解大陆政治运作的人都明白,对“精神”这种事,权力核心之外的人只有干瞪眼的份儿。我能作的也就是对他讲了我的见解,请他以后在对工程作正面报道时“悠着点”。他什么都清楚,而且以后也确实尽量作了。我们的这一努力在声势浩大的“正面”推进中,当然微乎其微。

  

  直到一九八八年秋。那时,香港文化界正忙着欢迎分别代表海峡两岸的两颗良心在彼地相会,我在被邀之列。第二次让我惊异的是,在大陆不见有多少普通人关注的三峡工程,在香港各报的版面上却是如火如荼,这很让我这个北京人觉得自己对于大事的漠然真是丢人。但我依旧不知道我能为三峡作什么。如果没有新结交的香港友人在我开完会回北京之后,依旧不依不饶,不停地将有关三峡报道的剪报源源寄来,弄得我火烧火燎,坐卧不宁,可能依旧没什么。我只盼与此工程有关的我的同业,如各报的科学版呀、时事新闻刊物呀等等能有点作为。

  

  后来,那条消息终于出来了——也是在港报上见到:如果一切顺利,按早建方案,三峡工程“将于1989年开工\"!

  

  再忙,再不懂,再无直接工作关系,也不再能构成……“坐视不问”的理由。我狠狠心,开始“管闲事”了。

  

  邓小平说过: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更广泛地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这样就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有了小的错误,也能及时总结纠正。这也算有根令箭可捏了吧!于是我们所作的第一件事是把专家们在学术上的见解转译为普通百姓能听得明白的话;第二件事是找个地方把它发出去。

  

  第一件事不难。我虽然不能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采访拒绝在三峡工程论证报告上签字的十名专家,但改革开放已十年,相当一批优秀的记者已经摆脱只听命于自己的上司,心甘情愿作喉舌的心态。我们可以合作,我们齐动手,可以在一周内推出十篇访谈录,但发表在哪里呢?对控制最严的报纸本不敢作任何奢想,但那时《世界经济导报》还没有停刊,或许有可能发一期专号?我与张伟国很认真地筹划了一番,不幸被上海本部否掉了——这是同人间的不同意见,没有官方插手。

  

  我那时差不多快气疯了……问了北京的几家(出版社),包括有眼光、有胸怀,不时赔钱出好书的几位和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出的几位,都被婉拒。绝望之中,就如上苍主使一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许医农!四十年代末即参加了“革命”的许大姐是全国最有见解、最肯为作品与作者作出个人牺牲的资深编辑,当时正代表贵州社在京组织另一套书稿。至为关键的是——“牢牢掌握”终于也有了一个小砂眼儿小漏洞——她有权在出版社审批的同时给我们一个书号。

  

  《长江 长江》初版印了五千册,赶在政协、人大开会之前,送到了委员们下塌的宾馆小卖部,随后,贵州人民出版社又加印五万册,沿长江发行,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但由于没有起码的出版经费,他们只得靠发动义卖寻求支持。许多被访问的专家和知名人士都以至少50元一本的价格购过此书,周培源甚至出了500元一册的高价。

  

  至此,八十年代这场关于三峡工程的大论争,由知识界和新闻界共同介入推出的这两本书、使论争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其声势不仅波及全国,甚至再度影响了中南海最高层对三峡问题的决策态度。

  

  1989年2月,解放日报社的《报刊文摘》刊登了香港中国通讯社的一则电讯,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表示:“目前五年内,根本不可能考虑三峡工程问题。所以现在可不必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讨论它。如果将来要做决策时,当然还要进行充分的论证。而需交付全国人大审议” 事后,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陆佑楣公开“辟谣”说,姚的讲话只是一个内部报告上的讲话,“根本没有想到新闻媒介把它泄露到国外去”,称“并不影响三峡工程的正常论证工作”,但姚依林报告透露出的信息表明,中国最高领导层对三峡工程态度的变化,似乎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1989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第十次(扩大)会议的报道,标题是“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全部完成,两种不同意见依然尖锐对立,工程是否上马有待中央决策”。

  

  而不久以后发生的“六四事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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