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哲:分配扭曲、阶层分化和集体行为:中国社会危机窗口的估计

——一种基于经济方法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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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哲  
但是精英阶层依然通过自身掌握的权力实现自身的分配优先,因此自身的收入增长速度并不放缓,而占大多数的非精英的收入由于被直接或者间接的侵吞(例如通货膨胀),使得整个群体的绝对收入开始下降。这时候,社会就在非精英的大众中形成了一致的不满意识(不公平更加剧了这种不满)。因为任何对制度的变革,都有可能使得非精英阶层获得更多的福利改善,因此变革社会结构的一致愿望就趋于形成。此时,社会就进入了极度的不稳定状态,大规模的以社会变革为目的的集体性事件一触即发。

   4.3 进一步的探讨

   截止此,对于中国未来危机窗口的分析基本的分析已经大体完成,一个基本的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的基本的社会变化的趋势已经大体描绘出来。但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依然存在,即如果根据集体行为理论,其实不待B点出现,在AB期内社会就可以形成一致的动机。因为在AB期,精英阶层的收入分配已经远大于非精英阶层,任何有可能的社会变革都会增加非精英阶层的收入预期。因此,在这一阶段,改变社会结构的一致性意愿应该已经出现。但为什么社会依然可以保持相当程度的稳定

   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两阶层的模型就不能够足以解释。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集体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原先的二元对立的社会阶层分析框架。我们下一节开始分析。

  

   5 收入畸形,阶层分化与社会危机II——— 一个三阶层的模型

  

   社会中并不仅是二元的阶层冲突结构,实质是多元的结构。中产阶级已经日益成为一种社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力量。为了解释上一节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虑到中产阶级的作用,实际上我们即将看到,中产阶级在目前的社会稳定中起到了异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以目前的趋势下,这一阶层的利益最终可能会受到损害,并导致社会进入极不稳定的状态。

   如图2一样,图3显示了引入中产阶级后,三个阶层各自的收入变化。图3等同于图2b,只是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取消了收入差异图而重点观察收入变化率的差异。因为正如前所说,决定人际行为的关键是对边际收益的预期,也就是真正决定行为的是收入的变化。

   在图3中,中产阶级和最低收入群体其收入变化曲线的趋势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其都不拥有分配财富和权力寻租的能力),但是由于中产阶级更加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等,其收入的增长会更多一些,因此衰减时也相对的慢一些。而精英阶层由于其优先分配的权力,依然保持了持续上升的趋势。

   根据三条曲线的变化,就形成了A A1 B B1 四个关键点。A A1分别是最低收入阶层和中产阶级的收入率开始低于精英阶层收入增长的临界点。B B1是最低收入阶层被中产阶级阶层收入率开始变为负时的临界点。根据四个关键点,就形成了以下的阶段:

   1)OA阶段:最低群体和中产阶层收入快速增长,社会呈现稳定状态;2)AA1阶段,从A点后段:最低收入群体增长开始低于,精英阶段群体,最低收入群体不满情绪开始累积,但其绝对收入可以增长。此时,中产阶级的收入预期依然增长,因此,此时社会依然保持稳定。3)A1B阶段:在A1后,中产阶级的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低于精英阶层,此时,中产阶层开始逐步的对不公正产生不满。但是由于此时,非精英的两个阶层的绝对收入都依然能够增长,因此,社会依然能够大体保持稳定。4)BB1阶段:在B以后,随着总体国民经济收入增长的放缓和经济与权力的结合,最低阶层的绝对收入开始下降,由此最低阶层变得极为不满。国家开始进入不稳定期,但是由于此时中产阶级的绝对收入还可以增长因此社会依然有保持稳定的力量。5)B1阶段以后,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变为负,此时,非精英的两大阶层的收入增长都为负,社会就形成了绝大多数群体间的一致的改变社会结构的行为动机。此时社会进入极不稳定阶段,大的社会动荡随时可能发生。结合目前的状态,当前大体处于A1和B之间的阶段。也就是中产阶级和最低群体的收入增长率低于精英阶层并开始下降,但是其绝对收入依然可以增长。

   根据以上的分析,上一节提出的问题就很容易回答,即在A点过后特别是在A1点后,社会的绝大多数去群体已经形成了一致的不满情绪,但为什么社会依然能够保持稳定。这就是中产阶级的稳定作用。因为尽管中产阶级相对于精英阶层收入增长更慢,但其依然能保持绝对的增长。在B1点出现之前,任何的社会变革都最先损害的是中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精英阶层,因此中产阶层有可能会因为变革而变得更坏,因此,社会虽然普遍不满,但是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行为动机。这就是社会当前依然保持稳定的作用。

  

   6 动荡临界点的估计

  

   6.1 基本的判断

   如上所说,如果目前的分配格局不改善并且继续恶化下去的化,中国会迟早进入极度不安定的社会动荡期并产生一致性的改变社会结构的行为动机。那么这一点大概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就是本研究无法回避,同时也是非常现实和敏感的问题。

   正如模型所述,非精英阶层的收入变化是受外在经济增长和自身所在阶层的份额收入变化决定的。一种基本的可能是,因此,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状况就成为一个判断的基本依据。现有的经济估计认为,中国目前至少还能保持10-20年间的高速增长,那么仅从经济增长计算,如果收入分配格局不变的话,那时起,可能在2020-2030年之间,中国会进入极度的不稳定期。

   6.2 影响临界点到来的其他因素

   临界点的到来的影响还有其他的因素进行推迟或者加速:

   1)收入分配结构的扭曲速度的改变:我们所有的推论都是建立在收入结构当前的扭曲状态会进一步加剧的假设基础上的,尽管我们也知道这一趋势很难在现行的制度下扭转。但是如果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和制度化的方式例如合理的税收体系,公正的司法体系,完善的社会服务系统等。这一趋势的是有可能改变的,如果这一趋势得到缓解,其社会危机的到来就会大大推后甚至消失。这也正是我们的建议。

   2)国际环境的改变:如果其他的例如经济发展和分配结构扭曲的趋势不改变的话,国际形势的改变例如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可能使得社会结构变得更加稳固或者不稳固,例如干涉战争的爆发往往使得一个民族的内部结构更加稳固和社会结构保持更久的时间。

  

   7 结论

  

   7.1对三个问题的回答:

   在此,我们对文初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回答:

   1)为什么社会会进入到不稳定期:

   如果承认马克思主义或者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假设的话,认为经济动机是影响社会行为的最基本的力量。那么,根据对数据的分析发现,当前中国社会进入不稳定期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依附于权力的收入分配不公正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对立;

   2)为什么当前社会依然能够保持大体的稳定:

   根据分析,社会当前能够保持稳定的原因有两方面:首先,尽管当前收入出现了不公正现象,但是不掌握权力的非精英阶层的绝对收入依然可以增长,一致的改变社会结构的经济动机虽有出现但是尚未形成;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中产阶级在当前制度结构下,现有的收入和阶层的上升空间既然存在,在非精英内部,依然未形成一致的反对精英集团的社会行为动机,因此,社会依然暂时稳定。

   3)如果不改变当前的趋势,什么时候这种暂时的稳定状态会消失。

   当除却依附权力的最上层阶级的收入能够增长而其他所有阶层都会受到损害时,社会绝大多数群体就产生了一致的变革动机,这时,社会就进入极度的不稳定阶段。具体来说,因为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是高于最低阶层的,经济增长缓慢和分配的扭曲导致中产阶层的收入增长预期为负的时候,社会就形成了一致的改变现行秩序的动机,社会进入不稳定阶段,大的动荡一触即发。

   7.2 结语—-最后的建议

   我们从社会行为的基本动机入手,通过集体行为理论构建了社会行为的若干基本假设,并在此假设上,通过分析中国收入分配的结构变化和利用过去的经验数据,描绘了两阶层和三阶层模型的基本收入变化。通过谨慎的行为假设和一步一步的证据支持和逻辑推导,我们不得不发现,无论是两阶层还是三阶层模型,如果当前的趋势不改变,中国未来一定会进入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而社会危机的到来的窗口时期,很可能是未来10到20年以后的时间。因此,我们的建议是,一定要抓住宝贵的时机,在危机窗口到来之前,抓住当前最为宝贵的10多年时间,尽快完善制度建设[[15]],特别是要建立公平公正的法律体系,作为对权力寻租行为的约束;建立合理的税收机制,作为二次分配的调节;建立系统全面的公共服务体系,作为对最低收入阶层的保障。只有这样,收入分配畸形导致一致性的社会动机就不会形成,甚至收入分配畸形本身也会改变,国家和政治结构才能够得以保持长治久安,才不会出现本文基于当前趋势所做的不愿意看到的预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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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此,我们斟酌并很谨慎的使用了社会变革一词,以描述社会原有秩序的破坏性的崩塌。

   [2] 对于社会现象的多种解释的选择,笔者认为依然应该沿用科学研究中的奥姆剃刀定律,即在两种对同一现象的解释的选择中,引入前提假设最少的解释比引入假设更多的解释更加接近真相,而经济方法往往相对于非经济方法引入了更少的前提假设(只需要对人性的基本假设,而这些假设往往是符合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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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王晓娟; 于连锐;“关键时期”的社会矛盾及其化解[J]. 理论探索,2010年第6期

   [2] 王宏伟. 腐败问题与公共危机[J]. 科学决策, 2007年第4期

   [3] 邓伟志.中国当今社会矛盾的特点与解决途径[J]. 探索与争鸣, 2010年第1期

   [4] 王占阳. 收入分配不公终将危及政权稳定[R].中关村,2011年第1期

   [5] 俞可平. 更加重视社会自治[J].人民论坛,2011年2月总319期。

   [6] 温家宝. 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N],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3/14/content_13169432.htm

   [7] 吴忠民.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特征分析[J],教学与研究, 2010年第3期

   [8] Olson,M.(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9] 杨光斌.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贡献与误区一种新制度主义的解读,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期。

   [10] 人民论坛编:《你会进入下一个富裕阶层吗 》.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0年12月

   [11] 刘纯明.论我国社会富裕阶层的产生及其影响[J].重庆工业管理学院学报, 1998年03期

   [12] 顾朝林; 胡秀红; 刘海泳; 宋国臣.北京城市富裕阶层现状的初步研究.城市问题,1999年第6期

   [13] 李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J].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14] Huang,Y.S.(2008).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50

   [15] 俞可平:政府创新的若干关注点——关于1500则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分析报告. 2010年8月2日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博士后)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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