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67 次 更新时间:2011-09-05 11: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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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 (进入专栏)  

  

  30年前(1978年2月28日)我们怀着憧憬与梦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了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度过了我们人生历程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26年前(1982年1月12日),我们带着收获与成熟,离开了母校,奔向祖国各地,展开理想的翅膀,开始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篇章。

  今天,如同“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入学三十周年庆典通知”中所说:“我们中间有共和国的栋梁,有学界泰斗,有睿智的立法者,也有严明的执法者,有声誉显赫的企业领导人,还有经验老道、判断精准的优秀律师!真可谓是群星闪烁,光照神州。”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不竭的动力源泉!

  

  中国最大的班?

  

  我们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是一个富有感情的班级,也是一个充满友谊的集体。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大学中最大的班级:我们班共有83位同学,而现在大学中的班级,一般都在30人到50人之间,也有一些大的班级,有60人的。但拥有83名同学的班级,可能就是空前绝后的了。担任过我们班级的班主任和辅导员,以及给我们讲过课的老师也有30余位。他们中有叶元生、孙国华、沙建孙、朱启超、杨敦先、刘家兴、王国枢、罗祥文、王勇飞、杨紫煊、王德意、沈宗灵、龚祥瑞、张国华、李志敏,等等。

  我们83位同学中,有4年学习中长期担任班支部书记的林以翠(因为这个名字太像女士的名字了,陪同领导一起出差实在是不方便,故后来在领导的要求下,改名“林栋梁”,取“国家之栋梁”之意)、班长刘和海(当时来读书时,已经有了三个儿子。班里还有一位有三个儿子的同学是冯殿美)、学习委员傅长禄、生活委员赵国玲,有聪明绝伦、风流倜傥的谢思敏、谢维宪、刘凤鸣、陶景洲、杜春、赵汝琨、李洪海、徐杰等,有江南才子陈兴良,有“江苏二顾”顾功耘、顾雪挺,有侃大山超人、给大家带来无穷欢乐的丛培国,有苦行僧姜明安,有边走路边背英语的李克强,有运动健将兰晓梅、刘德权,有公安局长袁塞路,有学习4年打了4年武术的张恒山,有关心同学细致周到的李华云、牛嘉,有每周必定给其女友一封情书的丘征元,有喜结连理相亲相爱终生不渝的王志勇、李俊玲夫妇,有班级的小妹妹、当时才17岁的宋健,有外慧、内秀、形象美的严冶、翟建萍、苏岩,还有当时男生在私下里都公认的长得最美的“漂亮姐”王燕,等等。

  下面十六则小故事,只是我对当时的老师和同学的一点零星回忆,也许能够让大家对我们当时大学4年生活有一点更为真实地了解。当然,由于时间久远,回忆错了的地方,请各位相涉的老师和同学原谅。

  

  从北大荒来的辅导员叶元生老师

  

  叶元生老师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北大法律系老师。1978年2月28日,经过28个小时的火车折腾,我于凌晨3点多到达了北京火车站,出了车站,看到了对着出口处的北京大学接待新生的摊位,上面一条横幅,写着“欢迎新同学”字样,下面有几张桌子,几位老师和同学正忙碌着。我登记好自己的名字,就被安排进入停在边上的大客车,往北京大学赶。到了学校,迎接我的就是叶元生老师。

  接下来的情况,凡经历过新生报到的人都很熟悉了。同学之间的介绍,和教师的见面,入学教育等,然后就开始了紧张地学习。而在这过程中,叶元生老师就忙里忙外,为我们每一个同学、尤其是外地来的同学做着琐碎的、但对刚到北京生活的同学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服务工作。叶老师当时扎着两根小辫子,穿着一身旧军装,有时腰里还束着一条皮带,风风火火,动作麻利,效率很高。一看就知道她是从北大荒出来的知青。

  叶老师其实年龄也和我们差不多,但看起来比我们成熟得多,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就像姐姐对待弟弟、妹妹一样地亲热和周到。时隔30年,给我印象还非常深的一件事,就是在我生病之后她对我的照顾。由于不适应北方的饮食,我进校一个月,就得了急性肠胃炎。这种病,看病吃药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注意饮食、休息调养。但在当时的北大学生食堂,没有这种条件。因为我们的早饭是棒子面粥(玉米粥),中午很少米饭,大部分是馒头,经常则是由玉米做的窝窝头。这对我这个从小吃惯了米饭和大米粥的南方人来说,的确是很痛苦的事,对病情的好转也是很不利的。

  看到这种情况,叶老师一方面安慰我,说她以前在北大荒时也得过胃病,这种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完全可以战胜它,以给我鼓励和勇气。另一方面,又说他先生是上海人,所以她也知道上海人不习惯吃棒子面粥和窝窝头,所以她就以辅导员的身份,积极去和校医院和食堂沟通,经常给我开病号饭,有了病号饭的条子,就可以在食堂里吃一些软的、容易消化的面条和大米粥。正是在叶老师的鼓励和照顾下,我的病情得以控制,身体状况有了一点起色。

  这些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30年,有些情节可能叶老师本人也已经忘记了,但我无法忘却,永远铭记在心里。

  

  书法家李志敏老师

  

  李志敏老师,是我在北大求学期间受到最大影响、得到最多恩惠的一位老师。除了精通英、法、德、俄四国语言,撰写了《中国古代民法》这本经典的民法史作品,以及民法研究成果和婚姻法课程受到同学们热烈欢迎之外,他的书法、他的气质也深深地感动了我。

  其实,李志敏老师的生活是非常不幸的。1954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分配到了刚恢复成立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工作。刚开始想在民法专业上有所努力,他在《工人日报》工作的妻子孟昭蓉因心直口快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李老师受到了牵连,他虽仍在北大工作,但孟老师却被发配回河北唐山。更不幸的是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两个儿子全部遇难,只留下了一个女儿。所以,当我们入学时,李老师因为和妻子两地分居,学校分配不到房子,就只好住在集体宿舍里,和我们同在一幢楼里面。

  在同学们的印象中,李老师是一个学问丰富、专业扎实、为人谦和、儒雅清高的学者,尤其是他的书法艺术,在当时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对我来说,除了这些之外,还几件小事使我对他的人格和品德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第一件事是我和两位师兄在李老师的指导下,于1978年底完成了《试析买卖婚姻》一文,适逢1979年北大举办五四科研节,我们就在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结果有一些与会老师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对文章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我当时很紧张,会后我就问李老师该怎么办?李老师很从容地对我说,不用紧张,我们这篇论文资料翔实、逻辑严密、观点不极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同志已经和他说了,这篇论文质量不错,可以在高水平的杂志上发表。

  研讨会之后,我们将这篇文章投给了《法学研究》编辑部,过后不久,就接到了编辑部的通知,说文章写得很好,将在1980年第2期上刊出。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认识到在学术研究上,不要怕争论,不要怕被人批评,要有一种自信心,要有自己的立场,不要轻易放弃自己花费了大量劳动而获得的观点和结论。

  第二件事是过后不久,我自己在看书中有了一些感悟,完成了一篇小论文,让李老师帮我看一下,把把关。李老师看得很仔细,看完后就把我叫了去。看到他拿出改得面目全非的文章,我心里就有点发悚。果然,平时非常随和的他,这次非常严肃。他对我说,你已经写了不少文章,我也帮你改过许多次,但你有些错误老是改不过来。比如,的、得、地,这三字你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用得不正确;又如,“所谓”的意思就是“所说的”,后面不能再加“的”了,不能说成“所谓的”;还如,每一个小标题之间要有过渡,要有承上启下的关联词,每一个自然段之间应该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这样,写出的文章才有说服力。

  当时,虽然面前没有镜子,但我自己感觉到脸上有点发烧,一定是胀得绯红。心想从小到大,还没有受到过这么严厉的批评。在回去的路上,我有点沮丧。但过后,我越想越感到李老师说的有道理,这次挨批有收获,对李老师也愈加敬重。当时李老师的批评,直到现在还让我受益良多。

  第三件事是一年以后,李老师编写了一本《马克思主义论婚姻家庭法》的著作,当时出版比较困难,他就让我在暑假回上海时,去上海一家著名的出版社问问,可否在该社出版。回到上海,我就去找了该社的一位编辑室主任。听说是北大来的学生,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我说明来意,将李老师书稿的大纲和部分样章给他看时,他就问我这是否是国家或省部级课题,或是否有经费资助,李老师是否是教授等。我说这是李老师个人多年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国家和省部级课题,也没有经费的支持,李老师还没有评上教授。听到这些,他的态度明显变得有些冷淡。离开时,我就问了,你们的态度如何?书稿能否出版?他告诉我,他们还要商量商量。回家后我就马上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李老师,他说那就等一等吧。一直到暑假结束,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出版社方面的回复。

  临回北京前一天,我又去了出版社,但没有能够见到这位主任,他手下的一位编辑出来接待,我对他说,如果你们确实对此选题不感兴趣,那就把大纲和样章还给我,我再交还给老师。他很客气地说,他们主任关照了,这个选题他们在考虑,并没有说不能出。这给了我一点安慰。回到北京后,我把情况详细告诉了李老师,他听后也很无奈,说,那我们就再等等吧。一个学期过去了,仍然没有什么消息。

  过寒假回上海时,我又去了该出版社,这次仍然没有能够见到这位主任,但编辑告诉我一个好的信息,说主任在北京开会,李老师可以到主任住的宾馆去见他详细面谈。我马上将此消息告诉了李老师。那天晚上,李老师就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了该主任住的宾馆,但宾馆的人说他出去了,李老师一直等到9点多,足足一个多小时,仍然没有见到这位主任的影子。第二天我和李老师通电话时,他没有多说什么,就告诉我不要再去出版社了,书稿就先放着吧。

  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很大,当时我的一种很强烈的感受是,在中国,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是多么没有地位,在事业上要有所成就将有多么艰难。我想,今后如果想从事这一职业,那么就准备好坐冷板凳,被人折磨,以及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心态。也是从那时起,我对出版社的某些头头少了一些信任,多了几分警惕。

  李老师对我的学业的帮助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但我却没有能够很好地回报他。1982年我考回到上海,在华东政法学院读外国法制史研究生期间,老师来过几次上海,有的是讲学,有的是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同行交流书法艺术。但我当时限于财力,都未能好好地款待老师。

  1984年我作研究生毕业论文调研,到了北京,也去拜访过老师。老师还是如同我在北大读书时一样,对我进行辅导,帮助我收集资料,并亲自将其中的一些法语的资料翻译成中文,供我写论文时参考使用。回想起老师的这一切无私的行为,我都会感动的不能自制。

  最令我痛心的是老师从发病到去世时间不长,而这一段时间,我正好在日本进修,等我1994年底回国时,老师已经仙逝西去,我未能见上老师最后一面,留下了终身的遗憾。我的这些情感,至今连在师母孟昭蓉老师面前都不敢说,因为怕她伤心。

  今年刚好为了纪念我们北大法律系77级入学三十周年,同学们都说可以将这三十年来的一些最深的感受写出来,所以我就撰写了上述文字,以慰老师在天之灵。

  

  善良腼腆的由嵘老师

  

  由嵘老师,来自云南,1932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是外国法制史学界的元老,长期担任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的副会长。他为人善良、腼腆、坦诚、宽容,与世无争。我认识由老师是在听了他的《外国法制史》课程之后的事情。

  我记得在第一节课上,由老师就带了一卷世界地图,在给我们讲解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时,由老师就以地图为中心,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讲述法典的制定原因、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形象、生动,我们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我对外国法制史的兴趣,就是从听由老师的这门课开始的。考试的题目,是《罗马债法以及对中国的启示》,我写了有一万多字,这大概在同学中是算篇幅最长的了,虽然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自己主要是东拼西凑一些资料,并没有什么新的观点,但由老师给了我一个“优”,使我深受鼓舞,对外国法制史也更加喜欢了。

  之后,我和由老师接触就很多了,也多次去他家请教问题。由老师的爱人李老师,在北大法律系图书馆工作,也是一个极其善良腼腆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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