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中央部门的“三公”公开的问题吸引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各个部门的公开情况，诸如人民网还将各个部门的情况按照公开的时间做了一个详细的列表，除了公开时间外，还包括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及其三项开支的合计的预算和决算情况。
截止到目前（2011.08.30）为止，99个中央部门中，仅剩下外交部、国务院侨务办、国务院港澳事务办这三个部门没有公开。似乎看起来，中央部门的三公公开上，舆论获得不小的胜利。但是，这三公开支公开似乎实质上的意义不大，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财政公开以后的行动。
其实，在现实中，中国并不乏有关财政的公开数字。只要到书店、图书馆走走，翻翻《中国财政年鉴》、各省的财政年鉴、中央和各省、市、区县的财政预算和财政决算报告、国家和地方的统计年鉴，有关中国财政的数字比比皆是。
诸如前几日，笔者到图书馆查阅有关社会保障的数据，在《中国财政年鉴》和各省的财政年鉴中显示了一个让笔者比较意外的数字：在2007——2009年间，全国的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就分别达到财政支出总额的 3.15%、2.9%、2.74%，而财政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补助才2.56%、2.61%、2.33%。财政对社会保障金的支出竟然还不如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而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在98——06年之间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更是平均高达3.33%。
再如，众所周知的国家一直以来都力促教育经费提高到GDP的4%。早在邓小平时代的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末要达到4%；2006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性经常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重申了4%的目标。
但是为什么直到2009年，中国的教育支出10437.5亿，仍然只占GDP总额343464.7亿的3.03%呢？难道这些数字还不够公开，还不够具体，不够明确吗？为什么离目标年10多年都过去了，依然难以为百年大计多贡献一点经费呢？
显然，看到公开的数字是一回事，怎么能够改变数字的构成又是另一回事，而后者显然重于前者。
而现在公众之所以对三公开支的公开赶兴趣，无非是想找出各部门财政支出中的不合理的地方，找出其中的漏洞，之后可以批评、批判之，并力求它们改正。
但空洞、冰冷的数字里能看出什么呢？曾经有段时间，中科院的三公开支在当时名列第一，使得中科院变成众矢之的，被网友讽为“吃喝院”，而住建部的13.95万的公务接待费（含外事接待费）预算同样让人大跌眼镜，过于“廉洁”而让人难以相信。
因此，公开的数据本身还有很大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财政公开之后如何去改变这公开的数字构成，如何真正地削减不合理的开支，如何把财政花到更重要的事情，诸如社会保障、卫生事业、教育事业中去。而不要像教育经费一样，提了几十年，做了无数的计划、纲要，结果依旧实现不了。
而这后一步，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仅仅是财政的问题，更深层次上涉及政治、社会的问题。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韦尔把政治学定义为“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的研究。美国的另一个著名政治学家伊斯顿则将政治理解为“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为什么资源、价值要如此分配，而不是那样分配，资源和价值该如何分、分给谁、什么时候分，是深层的政治的问题。
因此，如果要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需要从根源上着手，即从政治层面入手，否则，撼动的只是财政问题的皮毛，财政公开也只会沦为让众人观摩的宣传海报，只能看，不能动，看得到数字，但改不动数字。
而这深层的政治问题，又是深层的政治体制的问题。而政治体制的问题恰恰是中国目前改革的难点、结点所在。
其中也有诸多学者提出用“预算民主”作为突破口，来推动中国目前陷入僵局中的政治改革，于是似乎财政改革、预算改革便和政治体制改革纠结在一起。
到底是用政治体制改革来撬动财政改革，优化财政分配，还是用财政改革、财政公开、预算民主来推动政治改革，似乎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这足矣说明，众多的中国改革难点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性，以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困境。
因此，面对复杂的改革难题，如何才能够进一步推动财政改革、政治改革的深入，如何把财政公开进一步深化，把财政公开进一步制度化、法治化，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还需要更强大的推力。
财政改革绝不能止步于财政公开，不能把财政公开只作为缓冲之计，作为作秀之法。只有财政预算和决算能够真正地由权力属于人民的最高权力机构审议和决定，各项预算和决算通过民主的讨论决定，能够形成制度化、法治化的机制，才可能让财政花得更恰当、更合理，才能让资源和价值的分配更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
但是这条路依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可能是一日之功，需要更多渐进式的发展和突破，需要国家的改革变得更主动，也需要更多的公民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