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纳亚里特州海岸以西112公里，有岛名曰圣母玛丽亚，自1905年起就成为流放犯人的地方。岛上有驻军，鲨鱼环岛出没，任何船只未经许可不得进入距岛12海里的海域。

1929年，何塞·雷韦塔斯（JoséRevueltas）人生中第一次坐牢，就被关押在这里。那年，他十五岁。

这个瘦瘦小小的少年犯是政治犯。也许他注定就是个爱挑战秩序的家伙：他的姓氏“雷韦塔斯”就是“骚动、骚乱”的意思。他幼年丧父，在德语学校念过书，中学读到一半就自行辍学，因为他觉得在学校学习的进度赶不上他日益增长的求知欲。他一头扎进墨西哥国立图书馆，疯狂阅读人文社科著作，特别是有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论著。人的“异化”与自由，成为他毕生思考的问题。除了读书，这孩子也不安分，积极参与工农运动，甚至混进墨西哥共产党，给党员同志们做送信印传单之类的杂事。

当时的墨西哥已经经历了大革命最动荡的年代，经济秩序未得完全恢复，政局仍不稳定。执政党脱胎于革命，却已显露出走向革命反面的苗头，民主、公义的许诺，渐渐屈服于呼唤专制的混乱现实。当时的墨西哥共产党常为劳动者和失业者维权，其活动不断遭政府打压，不得不采取地下结社的形式。1929年，小何塞跟在一帮墨共党员的屁股后面，来到墨西哥城中心广场参加集会，并一同在广场中心的旗杆上升起了一面红旗。这面红旗，在小何塞的眼中象征着无产阶级，象征着斗争、青春、激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这面红旗吓坏了当局。他们以为这帮人要武装夺权，便将他们逮捕，流放到太平洋中的那爿小岛上。

何塞·雷韦塔斯便在这里接受改造。不是被政府改造，而是自己改造自己：他发现监狱是最好的大学。在这里，他可以读书，可以和其他久经考验的政治犯聊天从而丰富自己的学识，可以静心观察人性的美与丑、权力网络及其镇压机器的细部。他意识到，整个世界就是个大监狱；真正的地狱，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假若失去了信仰，人怎样才能得到救赎？……这样的思考给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一层深黑的基调。为了改善犯人待遇，他还与难友一同发起绝食抗议运动，以肉体的痛苦换来斗争的经验。

雷韦塔斯在圣母玛丽亚岛度过了半年牢狱生涯。尽管他的家人在探监时不断劝说他放弃政治，出来后找份体面的工作，改“邪”归“正”，最后还是雷韦塔斯把她们给说服了。出狱后不久，他便加入了墨西哥共产党。

他在政治斗争中积累着坐牢经验值：他曾两度重返圣母玛丽亚岛，都是因参与罢工运动而被捕。与此同时，他也积累着自己对人、对世界的思考。1937年，他的新婚妻子送给他一件很酷的礼物：打字机。他高兴得不得了，竟至于对这玩意儿爱不释手，敲出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从此他时时要面对两难的选择：投身政治，就不能全身心写作；静心写作，就必须远离漩涡与世隔绝。因此，每当他趴在打字机上激扬文字的时候，往往会有某种负罪感。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不幸随一个行李箱失窃，但这并没有打消他的写作热情。1941年，他发表了结合自己的牢狱生活体验创作的长篇小说《水墙》，开始受到文学批评界的关注。

此时，雷韦塔斯也已经开始质疑墨西哥共产党的一些做法。他看到党组织正在走向教条化和官僚化，渐渐远离底层民众，失去了最初的革命先锋性质。他不喜欢斯大林搞政治清洗，尤其为托洛茨基遇刺事件深受震动。前苏维埃领导人托洛茨基为了躲避斯大林的追杀，一路流亡到墨西哥。当时的墨共收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要把这个“人民的叛徒”结果掉。保护他还是干掉他，墨共党内开始出现分裂。两万墨共党员被组织上街游行，高呼“托洛茨基滚蛋！”一些激进分子组织了暗杀行动，不过未能成功。1940年，托洛茨基终于被斯大林派来的特务暗杀在家中。之后，莫斯科又派人来墨调查，曾经保护托洛茨基的墨共党员被清退出党。雷韦塔斯自始至终都置身事外，对自己的组织越发不满。他公开批评墨共领导人违反了马列主义原则，党内正在显露的危机表明，墨西哥缺乏一个真正的代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党。墨共反应迅速，将雷韦塔斯开除出党。

他曾经热烈向往、与其共同成长、共同战斗的组织抛弃了他，他成了孤儿。但他没有停止斗争，又积极组织同道者筹措建立新的真正代表马列主义精神的政党。他撰文指出，对马克思主义危害最大的，是“宗教性”，它同样会把人导向异化。他发表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一看题目就与基督教有关：《上帝在人间》 《人间的日子》 《在某一个泪谷中》……这些展示人的存在困境、游走在社会和人心的最阴暗处的作品，实在与那个年代的左翼文艺宣传不是一个路数，自然不讨革命教条主义者们的喜欢，但它们的文学成就不可否认。

墨西哥文豪帕斯曾评价雷韦塔斯是“整个墨西哥最纯的人”。著名记者波尼亚托夫斯卡的一篇与雷韦塔斯访谈录的题目，叫《反叛天使》。“反叛天使”后来重返墨共，几年后又被开除，然后自己组建马列主义团体，然后又被自己创建的组织开除……他曾说，不管在哪种体制里，“我都是一个反对者，因为思想的任务就是批判现实，为使现实达到完美的境地。……知识分子从本质上说就是个批判者。”他既不喜欢“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也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理念，他认为，“艺术作品应当永远是不妥协的产物，而不妥协也意味着与自己的成就作斗争”，而为革新形式、痴迷于营造结构而忽略表达内容的那种新小说，在他看来也是垃圾，写作已是他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了。

雷韦塔斯政治斗争的巅峰出现在60年代末。当时的墨西哥正在享受经济发展的美妙滋味，准备以一场文明、秩序的奥运会向世人展示该国的崭新形象，而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对缺乏权利与自由的不满也在与日俱增。雷韦塔斯跑到大学城与学子们讨论时事，传播思想，发表一篇又一篇演讲。1968年10月，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尔科广场，曾经以战俘的鲜血献祭太阳的地方，再一次血流成河，此番是以民众的鲜血来献祭只愿维持原有秩序的统治者。雷韦塔斯被认定为民权运动的精神领袖，再遭逮捕。他说：“政府的那帮老爷都已经死了，所以他们屠杀我们。”

雷韦塔斯被送进墨城雷昆贝里监狱。他并不惧怕牢狱生活，但他已对现实绝望。据狱友回忆说，有时候他一个人呆在牢房里，几天不出，看上去极为沮丧，不过也时有灵光焕发的时刻，他会组织大家读书，开讲习班，把思想派别五花八门的政治犯召集起来展开激烈辩论。他被判十六年徒刑，但坐了三年牢后就因健康原因出来了。他的身体已经几乎垮掉了。

何塞·雷韦塔斯临终前的最后愿望是喝一口伏特加酒。尽管医生不同意，他还是坚持让友人给他买来一瓶伏特加，独饮一杯，看上去好过了许多。

1976年4月，何塞·雷韦塔斯逝于墨西哥城。下葬时，自发赶来的1000多位民众唱着《国际歌》，给这位反叛天使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