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8 次 更新时间:2011-08-31 14: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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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 (进入专栏)  

  

  很高兴这本书能跟读者见面。本书所收录的主要是我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在接受各种采访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在当今中国,有关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进行得非常激烈,正反方观点层出不穷。我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能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作出贡献。

  本书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吴晓波先生的热情支持。我是在2010年5月浙江省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第一次和吴先生见面的。虽然我跟吴先生只有一面之缘,但我经常拜读他的作品,从中受益良多。吴先生是一位非常重视事实记录的学者。他用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规律和逻辑,这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新闻界都是罕见的。另外,我还要感谢王留全先生,作为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年轻编辑,他很热情,办事效率也非常高,对这本书的出版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学术界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模式”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其他国家难以和它相提并论。我反对这种观点。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从成功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1978年的土地改革虽不彻底,但亦是一次伟大的变革。中国的民营部门在过去的30年内高速增长,举世瞩目。另外,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的投入也很巨大。正是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过去经济发展的基础。

  从欠缺方面来讲,中国的不足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在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困扰着每一位执政者。另外,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压缩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在拉美各国,居民消费普遍过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整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拉美国家的发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

  除了强调“中国模式”的独特性以外,中国学术界还有一个很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其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我认为这种分析过于简化。客观来说,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国际经验上来看,有些集权国家经济发展得非常快,但另一些集权国家的经济却非常失败。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经济起飞了,但菲律宾却没有成功。反之,有些民主国家经济发展得很快,而另一些则发展得非常缓慢。

  虽然不能简单地下定论,但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中国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方式会阻碍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政府行政调控力度过大,影响了市场规律的正常发挥,催生了大规模的行业垄断,形成了大量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影响着政治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这一切正侵蚀着我们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我个人认为,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方式不需要激进,可以循序渐进。最重要的是,中国要向改革的方向变化而不是走回头路。现在在中国大家比较关心的“国进民退”就是走回头路。

  提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学术界又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从来没有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它忽视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进行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尝试。比如结束了干部终身制、第一次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观点并在农村推出了基层选举等。这些改革措施都是非常有益的尝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腾飞和其积极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同步进行的。积极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带来了整个国家的繁荣和稳定,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得益彰。这个事实推翻了很多学者的一个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假设,那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引发动荡,阻碍经济的发展。事实恰恰相反。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停顿才是我们今天社会不稳定、收入不平等、腐败滋生的最根本原因。

  中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减少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我觉得,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可以采用“顺水推舟”的方式:利用中国目前所拥有的体制结构和技术手段去深化改革。比如,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村民选举,削减上级对选举的干预,把选举变成真正的民选;我们也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平台,增加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另外,我们需要克服已经形成的权贵资本主义,为社会提供一个公平和开放的环境,避免特权阶层的壮大。而这一切,都可以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利用现有的技术手段完成。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并没有根本上的区别。我们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作为一位温和的学者,我不支持全盘西化,也不支持“休克疗法”。我只是希望中国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不要走回头路。我认为,只要方向正确,即使步子慢一点,也是很好的。

  希望这本书能抛砖引玉,给读者提供思考问题的另一种角度。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请读者自己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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