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儒家伦理新批判>之批判》序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6 次 更新时间:2011-08-29 09: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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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一

  

  关于孝道,关于孔子所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理解,可谓见仁见智。不过在民国以前与民国时期,学界与民间社会大体有比较平实的看法。蔡元培先生为国民修身进德而编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在上篇家庭章等章节中,对此说得非常清楚。

  蔡先生根据儒学的常识指出:人子要时常征求父母之意见,自恃其才,悍然违父母之志者必非孝子,“至于其子远离父母之侧,而临事无遑请命,抑或居官吏兵士之职,而不能以私情参预公义,斯则事势之不得已者也。”“人子顺亲之道如此,然亦有不可不变通者。今使亲有乱命,则人子不惟不当妄从,且当图所以谏阻之,知其不可为,以父母之命而勉从之者,非特自罹于罪,且因而陷亲于不义,不孝之大者也。若乃父母不幸而有失德之举,不密图补救,而辄暴露之,则亦非人子之道。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其义也。”[1]

  蔡先生的解释无偏颇,很全面。其实,他就是根据《论语》《孝经》说的。从《四书》《荀子》《礼记》等经典和《弟子规》等蒙学读物中不难看出,先儒主张:(1)绝不能以私情参与公义;(2)绝不盲目听从父母之违反公义、公德、公法之命,以免陷亲于不义;(3)如有(2)之状况,则应不断地柔性地劝谏父母并在行动上补偏救弊;(4)又不贸然动辄在公开场合暴露、宣扬父母的失德之举。以上都是传统孝道的题中应有之义。孝道是一个整体、系统,所含内容丰富(下面还要详说),而以上第(4)点才是所谓“父子互隐”的原始之义。

  儒家的“孝”的意涵不是盲目、绝对服从一个权威的父亲(家长)。在民国与其前,很少有人简单化地、强词夺理地把“亲亲相隐”的本来意思歪曲、夸张或妖魔化为鼓励偷盗、不义、不公正、贪污腐败、徇私舞弊、徇情枉法。

  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儒家与中国文化的孝道,鼓励的是怡养、弘大天赋的人的本然性情,恰恰是反对上述恶行的,因为偷盗、不义、不公正、贪污腐败、徇私舞弊、徇情枉法的行为,正是最大的不孝。请看蔡先生的解读:

  蔡先生接着对孝道作了现代意义的系统诠释,在肯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之后,肯定“亲子之情发于天然”、“爱与敬不可缺一”、“一生最大之恩在于父母”。他说:“爱与敬,孝之经纬也。亲子之情,发于天性,非外界舆论,及法律之所强。是故亲之为其子,子之为其亲,去私克己,劳而无怨,超乎利害得失之表,此其情之所以为最贵也。本是情而发见者,曰爱曰敬,非爱则驯至于乖离;非敬则渐流于狎爱。爱而不敬,禽兽犹或能之,敬而不爱,亲疏之别何在?二者失其一,不可以为孝也。”[2]亲情之爱超乎利害计较,是人世间最可贵的爱,此爱是可以推扩出来的。爱与敬是孝道之相互补充的两元,离开敬的爱,是溺爱、狎爱,离开爱的敬则是隔膜、乖离。溺爱、狎爱,是儒家伦理所不主张与反对的。

  蔡先生认为,尽心图所以报父母之德,报亲恩,报本返始的爱,是每一个正常的人的心性情的陶冶与人格成长的基础。他说:“受人之恩,不敢忘焉,而必图所以报之,是人类之美德也。而吾人一生最大之恩,实在父母。生之育之饮食之教诲之,不特吾人之生命及身体,受之于父母,即吾人所以得生存于世界之术业,其基本亦无不为父母所畀者,吾人乌能不日日铭感其恩,而图所以报答之乎?人苟不容心于此,则虽谓其等于禽兽可也。”[3]

  蔡先生强调,孝亲是美德!作为人子,报答父母之德有两条途径:一是养其体,二是养其志。在养其体即侍奉父母方面,子女宜躬亲。养其志是本,养其体是末。父母之志,在安心而无贻以忧。假如子女的品性行为,常足以伤父母之心,父母哪里有安乐可言呢?养志,由养父母之志转化为子女继承父母之志及自养其志。为人子者保身与养志都很重要,尤其是养志。蔡先生说:“父母者,既欲其子之康强,又乐其子之荣誉者也。苟其子庸劣无状,不能尽其对于国家、社会之本务,甚或陷于非僻,以贻羞于其父母,则父母方愧愤之不遑,又何以得其欢心耶……是故孝者,不限于家族之中,非于其外有立身行道之实,则不可以言孝。谋国不忠,莅官不敬,交友不信,皆不孝之一。至若国家有事,不顾其身而赴之,则虽杀其身而父母荣之。国之良民,即家之孝子。父母固以其子之荣誉为荣誉,而不愿其苟生以取辱者也。”[4]

  在这里,蔡先生对儒家孝道的理解是全面而深刻的。孝的内涵并非只是私情,亦不仅限于家庭与家族;“孝”这一美德的浸润、养育,成就了一个人的健康的心理、性情与君子人格、质量,增益了斯人的公德、正义,使其为国家、社会,为公共事务负责任,忠于职守,甚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即蔡先生讲的“国之良民即家之孝子”。反之,在社会交往与公共事务中不忠诚、不严肃庄重、不讲信义,即是不孝。儒家一方面严格门内及门外,区别公私、义利,另一方面,又从道德上强调私德的养成可以有助于公德的建树。这是从人格养成的角度来说的,不是说“忠”这个德目没有独立性,或“忠”只是“孝”的放大而已。

  蔡先生重申了孔子的思想,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尊重,不仅表现在“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更重要的是“善继其志,善述其事,以无负父母,更进而内则尽力于家族之昌荣;外则尽力于社会、国家之业务;使当世称为名士伟人,以显扬其父母之于不朽,必如是而孝道始完。”[5]这就不仅促使家族健康地延续,而且也促使国家、民族、社会健康地延续。注意,我这里讲的两种“延续”绝非只是物质生命的,而恰恰包含着历史文化、精神生命的。因为“孝”道本身,不能只从动物性、物质性来理解,故“继志述事”、“养志”是更为重要的内涵,涉及到的是民族文化、精神生命的开展。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都是这样不绝如缕地成长起来的。亲情、健康的家庭生活与孝道孝德,恰恰是君子,也是今天文明社会的公民健康成长的起点与源动力。有人不理解这一点,把孝道讲成纯粹是私利的东西,实在是太过隔膜。我曾多次指出,儒家的道德伦理是生活的智慧,生命的或实践的理性,即具体的理性。这要靠生活实践与切身的体验才能认识。

  蔡先生强调家庭为人生最初之学校,善良之家庭为社会、国家隆盛之本。他指出:“家族者,社会、国家之基本也。无家族,则无社会,无国家。故家族者,道德之门径也。于家族之道德,苟有缺陷,则于社会、国家之道德,亦必无纯全之望,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者此也。彼夫野蛮时代之社会,殆无所谓家族,即曰有之,亦复父子无亲,长幼无序,夫妇无别。以如是家族,而欲其成立纯全之社会及国家,必不可得。蔑伦背理,盖近于禽兽矣。吾人则不然,必先有一纯全之家族,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义妇和,一家之幸福,无或不足。由是而施之于社会,则为仁义,由是而施之于国家,则为忠爱。故家族之顺戾,即社会之祸福,国家之盛衰,所由生焉。”[6]私德不健全,很难有健全之公德。受到家庭内部的爱的浸润、熏陶,在家有孝心孝行者,走上社会后自然而然地会把这种爱推广到团体、社会、国家,此即为仁义、忠爱。

  可见,家庭、家族与社会、国家有区别,私德与公德也有区别,但不是绝然对立的,恰恰是有着有机联系的,是可以由己而人、由内而外,逐步加以推扩的。这里就有辩证法。故蔡先生甚至讲“不爱家则不能爱国”。“家族者,国之小者也……若夫不爱其家,不尽其职,则又安望其能爱国而尽国民之本务耶……凡人生之幸福,必生于勤勉,而吾人之所以鼓舞其勤勉者,率在对于吾人所眷爱之家族,而有增进其幸福之希望。彼夫非常之人,际非常之时,固有不顾身家以自献于公义者,要不可以责之于人人。吾人苟能亲密其家族之关系,而养成相友相助之观念,则即所以间接而增社会、国家之幸福者矣。”[7]蔡先生在这里所指的家族即今天我们说的家庭,他认为家庭的幸福即社会、国家的幸福,亲子、夫妇、兄弟姊妹的伦理尤为重要。他平实地讨论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尊重但不盲目鼓励大公无私、大义灭亲,强调的是推己及人,由内而外,由亲情而养成社会上的相友相助,由人生、家庭幸福而间接增进社会、国家的幸福。

  蔡先生进而以孔子之“仁”的内涵----忠恕之道谈公义与公德,由恕开出公义,由忠开出公德。他说:“人之在社会也,其本务虽不一而足,而约之以二纲,曰公义;曰公德。”[8]他指出,公义是不侵他人的权利。我既不欲有侵我之权利者,则我亦决勿侵人之权利。蔡先生认为,这还只是消极的道德,还没有尽个人对于社会之本务。对于社会之本务,又有积极之道德,那就是博爱。他指出,博爱、乐善好施、赈穷济困虽好,也没有穷尽公德。公德尤其在图公益、开世务之中。他指出:“吾人既已沐浴祖先之遗德矣,顾不能使所承于祖先之社会,益臻完善,以遗诸子孙,不亦放弃吾人之本务乎?是故人在社会,又当各循其地位,量其势力,而图公益、开世务,以益美善其社会。”“夫人既不侵他人权利,又能见他人之穷困而救之,举社会之公益而行之,则人生对于社会之本务,始可谓之完成矣。吾请举孔子之言以为证: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二者,一则限制人,使不可为;一则劝导人,使为之。一为消极之道德,一为积极之道德。一为公义,一为公德。二者不可偏废。我不欲人侵我之权利,则我亦慎勿侵人之权利,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义也。我而穷也,常望人之救之,我知某事之有益于社会,即有益于我,而力或弗能举也,则望人之举之,则吾必尽吾力所能及,以救穷人而图公益,斯即‘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之义也。二者,皆道德上之本务,而前者又兼为法律上之本务。人而仅欲不为法律上之罪人,则前者足矣,如欲免于道德上之罪,又不可不躬行后者之言也。”[9]蔡先生在这里全然用的是“推恩”、“推爱”、“推己及人”的方式。

  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地详引蔡元培先生在留德期间撰写的而在民国间影响甚大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主要是针对时下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今天我们的一些提倡公民社会的公德建设的人,往往不重视本土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家道德资源的创造转化。

  按梁启超先生的说法,《论语》、《孟子》等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10]

  令人赞佩和可以作为参照的是,蔡先生真正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特别是理解后来如心理学家杨国枢先生所说的作为华人小区文化之基底的儒家伦理的精神,并以此为土壤接上西方现代价值。蔡先生为我们提供了现代公民社会之公民道德建设的一个典范。我所引主要是该教科书家庭章、社会章的若干内容,蔡先生的这一教科书上篇有五章,分别讲修己、家庭、社会、国家、职业,下篇除绪论与结论外,主要四章分别讲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德论。上篇注重道德规范与实践,下篇注重道德理论。蔡先生说修身以实践为要,所以上篇较详。他又说:“本书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11]在我看来,比今天任何一种大中学校的相关教材都好得多。此书好就好在作者有强烈的根源意识与文化主体意识,没有把传统与现代、家庭与社会、私德与公德绝对分割、对立开来。

  我很同意张汝伦教授的看法,张教授指出:蔡元培先生让中西文化彼此攻错,从中找一条现代中国之路;蔡先生秉承我国古代修身的传统,以具体的道德实践为出发点,不想提出一种与生活实践脱节的纯粹的道德理论,而是要切实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状况。张汝伦又说:“蔡元培反对将私德与公德对立,而认为两者实不可分,所以往住言私德不离其公共效应;论公德落脚于个人。公德与私德间并无明确界限,区别只在于私德偏重个人努力,公德重在社会责任。然两者实相互关联,互为表里,体现了人的基本责任。”“现代是一切传统权威(包括最为牢固的道德权威)趋于瓦解的时代……尽管鼓吹‘新道德’不乏其人,但新道德并未随旧道德的瓦解应运而生。新潮人物比旧式士大夫更不讲道德,更无修养的例子比比皆是,成为一触目惊心的现象。”[12]

  今天我们建设文明的现代社会,一定要致力于公民道德的完善,按蔡元培先生的看法,道德进步是社会进步的衡准和目标,而要做到这一切,还离不开儒家传统的修身工夫与健全的君子人格的培养。

  

  二

  

  195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朝野上下,尤其是知识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很多误解,基本上把这些文化精神资源统统作为现代化的负面与对立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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