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尔:危机之下西方左派与自由派如何就针对中国达成一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4 次 更新时间:2011-08-28 21:25:17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凯恩斯主义   左派   自由派  

安德鲁马丁·费希尔  

  

  一、回顾1982年的债务危机

  

  回顾有关1982年债务危机的观点很重要,因为那场危机是美国霸权主义复兴的转折点,结束了美国自混乱的70年代以来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慢慢衰退的过程。?

  在危机前后,南半球主要受影响的地区就是那些深深融入国际经济、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地区。正如阿瑞吉所说的,20世纪80年代,当美国政府通过急剧增加利率来缓解其不断递增的经常项目赤字,开始在全世界竞争资本时,随之而来的全球资本流动方向的逆转,将世界南半球地区一分为二:一方在为北方提供廉价工业产品中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而不太需要与美国竞争国际资金;而另一方不得不直接与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竞争,其获胜希望是渺茫的。从这个角度讲,在众多不利因素中,拉丁美洲的不幸就在于它被卡在了国际等级的中间,向上不能进入北方的工业强国,向下不能与飞速发展的亚洲四小龙竞争廉价劳动力生产。1982年的债务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被视为强有力的胁从机制(subordination),因此使拉美沉沦、失败。?

  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几种套话就有利于我们了解它们的作用。其中有一种思想认为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的通货膨胀、美元强大的流动性、先进工业经济体出现的滞胀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都是1973年首次出现的石油价格冲击所致,当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将油价提升了四倍,在国际金融市场体系还随之出现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将剩余石油收益以贷款和投资形式重新投入石油进口国的行为。因此,刚刚解放的国际金融市场仅仅扮演着一个有效中介的角色,来调整一些国家在市场干预中不能吸收自己的过剩现象所带来的收支失衡。?

  70年代国际美元流动性增强和通货膨胀的根源,就是60年代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通过国际银行的不断自由化扩张的结果。在同一时期,这一问题因为日益加剧的国际银行自由而进一步加重。很显然,美元流动性的增强和通货膨胀的加剧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价格冲击时就已经出现了。当时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美国自6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财政赤字,这些赤字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因为越战和凯恩斯主义导致的。与此伴随而来的美元流动性的增强被大洋彼岸自由化的欧洲美元市场传播到全世界,并进一步加剧。事实上,1971年,美国降低美元含金量的主要原因是,在长期赤字和国外对美元和美国黄金储备的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难以维持现状。(从那个时代的角度考虑)特别是在面临德国和日本的强大竞争的情况下,美国当时采取了浮动汇率这样的激进措施,允许美国通过货币贬值来调整其收支失衡。

  因而,尽管当时政治左翼和右翼都在激烈讨论滞胀的真正原因,而实际上很显然,始于60年代末的国际美元急剧增长的流动性才是全球通货膨胀的驱动力。然而,接踵而至的石油价格冲击明显而方便地被公众当成了滞胀原因的替罪羊。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 在《国际事务》一书中回应这种短视行为时提请人们注意:“60年代里,全球进出口价格每年增加不超过1%,但是从1970年到1972年间,每年递增超过6%,到1973年秋,石油价格爆炸前的最后12个月里,递增高达30%。”他认为:“这不可能跟美国巨大的、且日益增加的对外赤字一点关系没有。美国的对外赤字冲击了世界货币系统,使得世界储备在从1969年末至1972年末短短三年时间内翻了两倍,创历史新高。”?

  当时的这种论点值得回顾,因为它证明临近事件改变人们短期记忆的速度之高,让公众没有看到滞涨的真正原因。 因为,与当时流行的学术性的说法相反,特里芬等人认为石油价格暴涨只起到了一个激化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石油输出国组织调高油价只是对70年代早期出现在工业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加剧的一种紧急应对措施,而事实上,当时其石油出口交易跌至3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应对出口下滑问题上,石油输出国组织不仅成功了,而且还立刻为石油输出国带来了影响,那就是它们在短时间内难以吸收的大量的贸易顺差。很多人认为,相对来说,这些顺差在70年代美元流动性增强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小。不管怎么说,这些顺差的确代表对国际收支失衡的一种暂时的重新调整,然而,这些顺差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被消耗殆尽。 当时普遍认为,尽管石油输出国的贸易顺差不是国家收支失衡的诱因,但却确实加剧了这种收支失衡。@观察者网

  

  国际收支失衡的真正原因

  

  国际收支失衡的真正原因是美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及6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国际银行的改革,美国政府依赖其霸权地位的能力增强。在这种背景下,由于非常低的、有时甚至出现负的实际利率,加上大量的资金以及在债务危机出现前夕势在看涨的国际银行的放贷操作,债务积累也就成了70年代的特征。很明显,在此背景下,债务人也有机可乘。

  特别是在那些信贷声誉比较好的中等收入工业化国家,政府和企业受到外汇管制已长达几十年之久,现在突然间取消外汇管制,也不用参与那些由这些管制导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期性的调整计划。当然,这些调整计划极不受欢迎,而且严重损害了工业化。特别是,在这点上,并没有特别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上的倾向;在自由的国际银行的运作下,智力、阿根廷、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石油进出口国家和很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甚至韩国等国家的右翼军事政权,在这次黄金国(El Dorado)的廉价美元流动期间已经介入到大笔借款当中。然而,不管怎样,贸易顺差暂时转到石油出口国的事实很容易使石油输出国成为替罪羊。目前,除指责不负责任的债务人以外,这已经成为反复讨论的另一主题。

  关于后者还有一点值得回顾,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急剧提升利率,到1981年6月,利率高达20%,这一项货币战略就同时引发了许多不良后果,包括利息支付的巨大增长;受到美国吸收全球流动资产的影响而导致的新银行贷款枯竭;为了享受美国政府债券有担保的高利率,南半球大量的资金外流,并因拉美政府强烈保证要维持完全可兑换性而加剧;因北美和欧洲的经济萧条而导致的南方出口贸易需求骤减等。1982年,从墨西哥开始,那些大的拉美债务国纷纷出现经济停滞。由于美国银行面临较高的金融损失风险,这对美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在引发金融危机的浑水中,很明确,责任和潜在风险是由债权人和债务人以及北半球和南半球(拉丁美洲国家)共同承担的。然而,事后我们知道,代价大部分是由后者承担的。拉美国家或主动或勉强地将大量的私有合同债务公有化,而且还采用通过削弱国家经济以求快速产生贸易顺差的稳定性政策以维护这些公有化债务。在拉美债务危机的历史中,这是第一次为求稳定而采取的无奈之举。

  从北半球的金融角度来讲,与预期相比,这种结果非常成功。然而,把金融失职的责任归咎到拉丁美洲债务国头上的这种说法很好地证明了一个事实:尽管是以南方公众的巨大社会损失为代价,北方金融部门却相对安全地逃过了金融危机。除此之外,在北方,当工人们正煎熬在经济大萧条引发的最高失业率中时,这种说法也转移了责任。(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官方关于失业的定义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模糊了,而当时的失业率比目前美国危机引发的失业率还要高。)借用迪亚兹-亚历杭德罗(Carlos Diaz-Alejandro,1984)在债务危机的实质分析中的开场白:“谴责受害者是逃避责任的最好方法。”他详细地阐述道:

  “从1980年至1981年期间,由于各种内部及外部原因,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大环境……然而,由于决策者的无能和迟钝……原本是一场严重的但是能够控制得住的萧条,已经变成了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一次空前的发展性危机。这主要是由国际金融市场的崩溃以及国际贷款条件和规则的突变造成的。”@观察者网

  

  新权威理论的伪善

  

  新权威理论的伪善显而易见;在求稳定的名义下,南半球经济完全失控了。当南方大量资金流向北方时,这毫无疑问支持了北方自1983年以来的经济复苏。迪亚兹-亚历杭德罗在讨论为什么拉丁美洲的精英们会支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鼓励采用寻求稳定和调整的措施时,他分析了拉美此举的地方政治经济原因。他总结说:

  “国际体系大约成立于1984年,该体系通过过高的实际利率、保险以及各种避税措施,鼓励破坏拉丁美洲混合经济体系的合法性。事后,各国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将私有债务公有化,并帮助那些有外债的地方私有企业。各种各样的外债不断地被归为国家债务,并认定,不论公有的还是私有的,都是整个国家和现任政府的责任。”

  在这种背景下,与之后所有危机中出现的普遍现象一样,这次危机的焦点随之转移到了拉美国家政府的失职行为上。这种转移焦点的做法后来上升为修辞学上的机会主义:反复把焦点放在经济危机的表象上,仿佛这些表象才是危机的真正原因。政策建议也效仿此举,以年轻的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回应为代表。萨克斯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紧缩来降低预算赤字的行为是在面临地方资产风险的情况下恢复私企信心的一个重大举措。

  货币主义者对于这次危机的意识形态反应就是,通过本次危机成功地将造成不稳定和收支失衡的责任归咎于突出的贸易顺差国(石油出口国),并同时合法地将系统性调整的重担转嫁给纳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外围国家。同时,北半球经济却利用外围国家带来的契机而获利。在随后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中也体现了这种意识形态反应。结构调整计划更普遍地反映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结构重新调整的必要性,也就是说,美国的海外地位从20世纪70年代的经常项目顺差转变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一贯的且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从1983年以来,美国通过金融方式及里根总统的军国主义回归来恢复其霸权地位,可以说,在全新的结构基础上,债务危机是便于美国霸权主义重新抬头的关键机制之一。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新自由主义一揽子政策充分地理解为一种霸权手段——因为没有其他理由在经济危机下提倡新自由主义。

  因此,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共识成功地将第三世界应对1982年债务危机时的政策失败完全转变成为一种西方经济意识形态的胜利。特别是,世界经济的衰退以及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这些主要石油生产国对外汇的迫切需要,导致了油价的飞涨。而拉丁美洲和非洲没有迅速从经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事实也证明首先必须进行结构调整。这种面临系统性危机时的意识形态修正主义非常成功,以至于随后的说法在当今的主流发展研究文献中甚至没有受到左翼学者的挑战和质疑。1982年的危机据说是国际经济体系中心不断加剧的不均衡造成的后果,而实际上,目前爆发于国际经济体系中心而非外围国家的大危机也被很多人认为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观察者网

  

  二、关于美国信贷泡沫和中国储蓄过剩

  

  针对目前金融危机的争论还在激烈进行,人们一再将国际体系中心的经济危机的责任转移到外围国家,目标再一次指向最明显的贸易顺差国——中国。罪责就是中国的干预性经济策略以及其可以理解的、但却是错误的疯狂的外汇积累已经成为美国信贷泡沫的重要原因。逻辑是,来自亚洲的大量外汇储备是从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后选择特殊政策的结果。由于中国将其外汇储备的大部分以美国国库券的形式持有,或者进行非政府投资,比如臭名昭著的购买证券化次级债,所以这些过剩储蓄就在美国再循环。这样,亚洲储蓄过剩就成为刺激美国信贷泡沫的关键原因。凯恩斯理论大概基于这样的观点:这种储蓄在泡沫破裂的地方终究会弄巧成拙;贸易顺差国应该受到惩罚。尤其是中国,现在必须做一些沉痛的调整来纠正其之前的政策错误。中国不但要致力于平稳国际金融体系,还应从根本上准许人民币升值并放宽对金融部门的限制,以扩大居民的消费。

  

  扭曲的凯恩斯主义

  

  关注一下《金融时报》马丁·沃尔夫的专栏有助于我们更详细地弄清这些观点的逻辑步骤,因为他在该栏目的普及与宣传上很有发言权。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底,沃尔夫形象地提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一句名言“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指的是2007年时他一直支持的共识被粉碎了。他认为新的共识使我们回归到自由放任主义(他没有使用确切的术语,但有暗示)和社会主义(他使用了这个术语,指国家进行经济干预的强烈形式,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两者之间一个更平衡的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金融危机   凯恩斯主义   左派   自由派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金融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612.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