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所特别强调的“四个坚持”也好，经受“四个考验”也好，避免“四个危险”也好，说到底，取决于老百姓对执政党的拥护程度;再说直白点，拥护程度又取决于老百姓共同富裕程度。倘若贫富越来越两极，“天上地下”，谁还信你这个执政党是在为谁服务?!
笔者研读了前不久中共重庆市委通过的《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和市委领导人讲话之后认为，倘若重庆真正把“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及各项决策、措施一一落在实处，坚持下去、发展下去、扩大下去、提高下去，那无疑是对前述胡锦涛总书记求解问题给出的某种程度解答。
“缩小差距，促进共富”，本身不是重庆“首创”，它始于我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到毛泽东、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延绵百余年一以贯之、百折不挠、愈挫愈勇所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从小处讲，“小康”既是共同富裕的另一种表述，也是其基本内涵;从大处讲，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志，就看中国人民能否共同富裕。
“缩小差距，促进共富”，是中国老百姓千百年的梦寐以求，至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后来的事实让他们明白，那只不过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的代名词。人们不懒、不笨也并不仇富，只是苦于不可控之自然禀赋的无可奈何，才使部分区域、部分老百姓求富之道窄而漫长。所以，人们都有缩小与富者间差距的迫切愿望。老百姓有要求，执政党有追求，“上下同欲者胜”，注定了实现共同富裕应当被执政党视为第一要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缩小差距，促进共富”，是重庆这个新兴直辖市历届领导班子 ，准确地抓住了意欲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广袤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小康”的“牛鼻子”，自加压力、自寻动力而发出的时代“呐喊”和奋力跃起的一记“重扣”，至于能否“得分”，当然要看手握公权力者的“下回”分解，更要以老百姓的切身感受作为最好的评判依据。
笔者同时注意到，国内外不少媒体、舆论，对重庆率先“试水”共同富裕的做法颇多赞许和力挺。但也不乏疑虑之声，特别是有人提出了“依靠权力的分配实现不了共同富裕”的观点，就颇具代表性。在下不以为然，斗胆商榷，以明事理，有利于在注重民生的科学发展道路上甩开膀子大干。
第一，从理论上讲，“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倘若“权力”该出手时不出手，自觉不自觉地游离于社会资源、社会财富对人民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之外，那么要执政党、要人民政府做什么?从实践上讲，被有些人推崇备至的那些市场经济国家，其政府从来没有在分配问题上自我边缘化过，也从来没有对不公正的市场垄断信马由缰过，反而越来越注重福利向弱势群体的倾斜。前不久，英国伦敦的骚乱，各方究其原因，其中一条共识，就是认为“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他们的教训，无疑从另一个侧面反证了我们现在所特别关注缩小差距实现共富的必要性、合理性和紧迫性。
第二，诚然，新中国成立后搞过二三十年“纯之又纯”的计划经济，标准的“权力”分配，结果弄到“共同贫穷”的地步。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道路、制度已然成型的今天，一方面，“蛋糕”已经不是过去的数量级;另一方面，分配的基础(包括社会的、群众的)、机制等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情况下，任凭用市场运作手段、资本积累方式去自由化地分配，行吗?这个分“蛋糕”之“人”，历史性地落在了执政党及人民赋权的政府身上。
第三，首先，要知道分配的不仅仅是RMB和衣食住行，还有更多涉及各种资源的分配，把握不住这些分配，又谈何共同富裕?其次，没有公权力的介入，各种资源的分配会越来越不公、贫富会越来越两极。远的不说，就拿富甲神州的广东为例，在下曾去过的粤北山区和珠三角比，真有“非洲”与“欧洲”之别，前者并不比西部乡村好多少，倘若不靠党和政府的权力去对涉及到的所有资源作倾斜分配，粤北山区那不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脱贫?致富路上的差距会越拉越大!再次，并非“依靠权力的分配”本身不对头，而是重音符号应该打在分配全过程的阳光、透明运作之上，才能最大限度保证不滋生、蔓延“腐生菌”以及保证结果的公正。比如，近期上海在分配保障房时采取“三审两公示”方法，就有效地避免了有私家车的也居然能住进保障房的“不公”。
总而言之，“缩小差距，促进共富”这篇历史性大文章，世界各国都想做、都在做。“膏药是一张，各人的熬炼不同”。做法各有千秋，结果五花八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然也要遵循资本运作、效益优先的基本规律;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特色”，就在于执政党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包括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在内的一切利益。说一千道一万，“缩小差距，促进共富”，就得靠公权力“给力”;还账于民、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应当贯穿于“缩小差距，促进共富”的全过程。对此，执政党和人民政府不能有半点的慵懒、含糊、推委和优柔寡断、知难而退，更不能有丁点的私欲、偏心、怯弱和贪赃枉法、言而无信。
至于有媒体疑问：“重庆：共同富裕下的‘康庄’大道行多远?”笔者以为，靠公权力为其广泛“给力”，包括为确保共同富裕所建立的法律法规的“给力”，不仅重庆，其他地方肯定能“知行致远”!
徐宗俦，副研究员，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原贵州省政协委员、安顺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安顺市委副主委、安顺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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