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公共文化与思想界的新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9 次 更新时间:2011-08-22 15: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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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 (进入专栏)  

  

  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刘擎虽然自称“暧昧的左派”,但他反对用“左”和“右”之类的标签来划分知识分子。在他看来,新的公共文化要求中国的思想者结束“独白”,展开对话,寻找共识,由此形成“伦理-知识共同体”。这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论战中一直被忽视的。

  

  就您观察而言,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界的状况和过去相比有哪些新的特点?

  刘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思想界发生过几次明显的变化。最近我感到,又一次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公共文化的大背景出现了转变。我们正进入一个迅速传播与高度共享的时代,知识和信息的垄断越来越困难。最近的“郭美美事件”完全不是孤立的。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路人从垃圾桶里发现一份“出国考察”的日程表、“内鬼”透露一次宴请的发票或者一张购买茅台酒的单据……就这么点蛛丝马迹,放到网上立刻引起大量围观,可能掀动一场廉政风暴。过去我们的公共政策和实施机制基本上是少数专家和官员的内部事务,决策过程和经费开支等等信息都是隐蔽的,甚至是“机密”。但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泄密时代”,公共事务的“黑箱操作”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学术专业知识的门槛也开始下降。专业知识完全可能通过学院外的渠道获得,包括网络上共享的世界名校的课程视频和课件,学术演讲和研讨会的资料,以及大量的中外文学术书籍和文献等等。三十年前你有几份内部资料就可能获得特殊的“话语权”,二十年前一个洋博士凭一些新概念新理论就可能建立“知识霸权”。而现在,互联网上简直藏龙卧虎,你一不小心就会碰到懂多种外语的“高人”。他们有超强的自学能力和资源,虽然可能是非专业人士,但说起视野和见解,专家学者不见得有多少优势。

  从更大的视野来看,这里有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长程历史发展趋势,就是知识与信息的大众化对公共文化的塑造,对知识和权力结构的冲击。几百年前的欧洲,印刷术与平民教育的兴起颠覆了僧侣阶层对圣经教义的阐释霸权。而现代大众传媒的发展则瓦解了信息垄断的格局。从四十年前的“水门事件”到不久前阿桑奇的“维基泄密”,都标志着这种大趋势——任何宣称人民主权的国家,公共文化只要达到某种开放水平,就会以正反馈的激增态势要求更高程度的公开和透明。

  我相信,今天的中国也正在见证类似的公共文化发展。这种发展不是任何人的设计或计划,其根本动因来自迅速变化的社会本身,来自变化所造成的众多而重大的公共问题,来自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关切与介入的强烈诉求。近几年的变化格外突出,因为新传播技术的大众化(以及教育普及的累积效应)造成了可操作的公共空间。在此,公共问题不再是隐藏的或若隐若现的,而是越来越明确地显现;公众关切与介入的声音也不再是零星的和孤立的,而是开始汇集起来,成为难以置之不顾的“公共舆论”。

  当然,所有这些发展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制度性保障以及正当合理的规范,也一直存在着某种力量试图肢解这个空间,试图将互联网改造成“互不联网”。也有学者会非常关注这种趋势的复杂面向,担忧其中的危险和隐患。我并不是无保留地赞赏这个“泄密时代”,也不是简单地欢呼公开化和透明性。但无论如何,新的公共文化有很强的生命力,将对原有的知识权威和政治权力形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这构成了我们分析当今思想状况的一个突出的背景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思想界”的概念本身可能就有了变化。本来我们可以相对清楚地界定“学术”和“思想”。按照一般的理解,“学术”基本上是指“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专业领域中的研究活动,而“思想”则是针对公共问题展开的具有学理的论述实践。当年李泽厚先生曾说“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大家都会明白他的意思。但现在“学术”与“思想”之间的边界变得日渐模糊。一些非常专门的学术工作,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思想意义。比如,一个研究孔子、庄子或是柏拉图的学者,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会有很大的公共影响,因为这些经典论题以某种方式回应了人们对心灵世界与政治秩序的关怀。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更是如此。譬如,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去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透露,2009年中国的国内安全开支接近国防预算。这项研究与公众关切的“维稳”问题密切相关,在网上被频繁地引用和转载,在国内外激起很大的反响。由此可见,哪怕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只要具有公共相关性,就会迅速传播,造成很大的公共影响。过去讲“研究无禁区,宣传讲纪律”,现在这个原则实施难度越来越高。学术研究大概总会发表,哪怕在一个非常冷僻的专业期刊上发表,只要有人下载了再上传,就会被广为散播。

  另一个方面,思想界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知识精英”(知名的学者和作家)是思想界的主体。现在关注公共话题的知识分子群体正在扩大,还包括专栏作家、新闻记者、自由撰稿人、独立书评人、中小学教师、大学生、律师以及企业家人士等等,因为他们同样有能力展开具有学理性的公共讨论。同时,公共传媒的概念也在扩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媒体,并且以“多对多”的横向传播打破了传统媒体“一对多”的纵向传播方式。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思想界”的轮廓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范围更大的、更具参与性的思想界正在成形,扩展和覆盖了原来那种狭义的、知识精英主导的思想界,至少在影响力的意义上是如此。

  

  那么,您说到的这种公共文化的背景变化,对当下思想界和知识分子主体又产生了何种影响?它们限制了公共问题的讨论,还是开启了更多的空间?

  刘擎:首先,这种众声喧哗的局面当然会造成某种混乱和无序,但也带来了对“理性的公共使用”更高的要求。“独白式的”论说很难再维系自身的权威,而“对话式的”论说会成为所谓“话语权”的一种必要构成条件。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论断主张必须依据理由,而理由会遭到质疑和反驳,若要坚持论说的有效性,就必须回应质疑和反驳,这种问答回应的结构就形成了直接的(或至少间接的)对话关系。比如,清华大学课题组的报告公布,许多人认为这是“维稳费用”过多的证据。这时候就有人出来反驳,指出“国内公共安全”含义甚广,绝不仅仅是“维稳”。这个澄清很有意义,但对话没有结束。接着就有人继续提问,那么“国内公共安全”到底包含哪些项目?我们需要一张“明细表”,才能判断“维稳”的实际开支。后来《财经》杂志发表了更为详细的报道和分析(见《公共安全账单》,刊登于《财经》杂志2011年第11期),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

  这样的格局对思想界意味着什么?任何一种观点或主张,无论出自多么“精英”的人物,都可能在非常大的范围内面对质疑和反驳——论证是否在逻辑上自洽一致?是否符合事实证据?有没有选择性地操纵证据?如何对待“例外”的情况?有没有认真回应“反论”(counter-argument)?这就迫使“话语权威”必须更多地依据理由和证据,而不是发言者本人的身份地位,这在根本上要求更强的理性对话。

  我知道,说网络时代的思想讨论要求更多的理性对话,肯定与许多人的观察相左。对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所谓“公共空间”有无数批评指责,几乎不绝于耳。我熟悉相关的理论,当然也了解网络上那种意气之争,恶言相向,还有谣言流布,还有“多数暴政”,还有侵犯隐私权等等,当然问题成堆。我不是无视这些问题,但是(我还是要说“但是”),也就是在网络上,有同样多的、同样强烈的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批判和抵制。最重要的,单纯的非理性谩骂常常会相互对冲抵消,在思想争论中并不构成有效的批评,也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大都是过眼云烟。大浪淘沙之后,还是具有理性对话品质的论说更具有影响力。

  其次,公共讨论的活跃,议题领域的扩大,也使得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分野变得更为复杂,很难再用“左”和“右”来标识。这种标签归类本来只是方便之用,现在更暴露了其局限。因为“从左到右”只是一个线性的数轴,而所谓立场至少包括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不同方面,这就需要一个立体的三维坐标来定位。举例来说,独立学者秋风最早研究哈耶克的思想,但最近他却一直在读儒家,探讨儒家传统与宪政的关系。那么,他在经济上可能是自由主义的,在文化上可能是保守主义的,而在政治上可能是自由保守主义的,就很难用简单的左与右来定位。再比如,曾被称为中国“新左派”的一些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有过很强的批判态度,也愿意被称为“批判型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而近年来,部分新左派越来越多地肯定和赞颂“中国崛起”,而左派惯常的尖锐句式(比如,究竟是谁的崛起?平民的还是权贵的?)从来没有用来质疑“中国模式”。“批判型知识分子”好像变成了“颂扬型知识分子”或“辩护型知识分子”。这种转变当然可能有自己的理据,但他们在什么意义上还能被称为“左派”?因为“左派”是一种批判传统,首先是针对自身处境中既存格局(status quo)的批判。他们仍然有犀利的批判面向,针对的是美国霸权和全球资本主义秩序。这种“舍近求远”的批判是否更为深刻?是否切中了中国问题的关键?这都是可以争议讨论的问题。但“新左派”的旧标签似乎完全无从把握这种立场的复杂性。总之,现在知识分子的谱系变得非常复杂,使得过去的标签式划分丧失了有效性。

  归纳起来说,在新的公共文化背景下,思想界外延的扩大,独白的没落与对话的兴起,以及知识分子立场的复杂化,这些特点都有助于重新打开思想的空间,这也是近年来思想讨论开始再度活跃的原因。

  

  您曾在《普世与特殊是分歧所在吗》一文中说,“我们信奉某种价值,不是因为它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或者中国传统的特殊价值。普世性或特殊性,都不构成我们信奉某种价值的直接理由。”在您看来,“普世 / 特殊”的二元对立是否反映了根本的价值分歧?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价值分歧的状况?

  刘擎:普世与特殊是重要而复杂的哲学问题。但近来相关的争论并不是哲学讨论,而是在言说中国问题。普遍和特殊当然与中国问题相关,但总是第二位的问题,我的这些想法受到陈嘉映先生的影响和启发。我认为首要的问题是,我们究竟相信什么价值?信奉的根据和来由是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好的、是珍贵的?这些信念和态度来自我们生命实践的感受,并在文化背景提供的认知框架中得到澄清和提炼,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当前社会的确存在着价值分歧,有些是合理的分歧,有些不是,因为有些价值观是错误的。但坚持正确的价值或批判错误的价值(比如主张人人平等,反对各种等级与歧视),诉诸普世与特殊这对概念不会有多大的帮助。不信奉人类的普世价值就是“外星人”了吗?不信奉中国传统的特殊价值就是“非我族类”了?那又怎么样呢?我想这不是讨论价值分歧的有效方式。我们必须从自身的历史与生活实践出发来讨论价值问题,这里可能会牵涉到普世与特殊的问题,但这不是我们的起点。比如,对自由、民主和人权之类的观念,这些是西方的特殊价值还是普世价值?抑或是伪装成普世的西方特殊价值?这样的问题有多大的意义?还不如认真问一问,我们自己到底是否看重这些价值?来由和依据是什么?我们又如何确定这些观念的具体涵义?我认为这是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问题。这种问题意识,要求我们回到自己复杂的历史传统,回到我们的生活实践。

  价值观构成了自我理解的核心。当前中国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争论,正是因为我们的自我理解出现了分歧,对“我们是谁”这样的根本问题不再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我们”是历史的造物,但造就我们的历史传统又是复杂多样的: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这四种传统都对我们发生着塑造作用。但对特定的群体或个人而言,这些传统的影响又不是等量齐观的,于是形成了自我理解的多样性,也就出现了差异与分歧。那么当我们谈及“如何做中国人”或者讨论“中国向何处去”之类问题时,总会有人要求澄清:你说的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是谁的中国?你怎么就代表中国发言了呢?我们失去了一个同质化的集体认同。一个凝固确定、明确清晰的“中国人”的统一标准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重要事实,也是根本性的困难所在。我以为,所有对未来中国图景的想象或方案,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难题。回避多样性的挑战,再美妙的设想大概都是天方夜谭。

  应对多样性会有不同的方式。对某些人来说,消除异端来建立一个同质化的共同体,仍然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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