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家的历史哲学，常用“理—势”的分析框架来观察历史。所谓势，就是说，成为一种现实的趋势；所谓理，就是规律、原则、理想。势往往与现实性、必然性相关，理则往往联系于合理性而言。二者有分有合。离开历史的发展现实，空谈理想和正义，就会被历史边缘化。但如果认为“理势合一”是无条件的，那就意味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使我们失去了对历史和现代的批判与引导力量，抹杀了人对历史的能动参与和改造。因此，就本来意义上说，“理—势”分析的出现，既是为了强调人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清醒认识，更是为了强调人以及人的道德理想对历史的批判改造的功能。从前人们常说：“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历史潮流就是势。势或历史潮流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不一定是全然合理的，不是不可以引导的，但不顾历史大势，反势而行，逆历史潮流而动，则必然要失败。妥当的态度应当是以“理势兼顾”的立场来分析全球化的问题。

第一，正确看待历史的终结与历史的开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使得F.福山急忙地断言了一个历史的“终结”；而与此同时，“全球化”一词的适时浮现，则似乎宣布了另一个历史的“开始”。事实上，这两件事确实也有关联。冷战结束以来，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终于一统天下，也使得许多政治家看到了政治体制全球趋同的远景。在这个意义上，冷战结束的确是“全球化”观念流行的基础，这个意义上的全球化，是世界体系从“分异”到“趋同”的演化。

第二，正确看待“世界化”历程中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如果放开历史的眼界，把晚近迎来的所谓“全球化”进程放在近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放在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展开过程来看，那么可以说，全球化其实是世界史上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是世界各地区联结一体进程的一个新的阶段，当然也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一词的讨论虽然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对于全球化趋势的分析则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建立的“世界历史”理论。

应当承认，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诠释的主题，它所引发的各种诠释涵盖了人类社会实践的多个领域。因此，如果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和流行的全球化概念看做狭义的全球化概念，即指冷战结束以后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世界新发展时期，那么，要思考和回应全球化运动的特质，必须回到广义的全球化观念，即19世纪以来有关世界交往联系加深的理论思考。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关于“世界化”的思想。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指出，由于民族间交往的封闭状态日益被消灭，人们的存在已经不再是“地域性的存在”了，而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了，而“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

第三，正确看待“全球化”的趋势和结构。全球化实际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世界化”的一种新的发展阶段和形式。从历史上看，近代欧洲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并不能自发地导致世界市场，它只能要求世界市场。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以及大工业和商业革命，都不能自发导致世界市场。正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以“船坚炮利”强力打开非西方的世界的大门，强迫这些国家卷入近代文明，促成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这也就是最早的全球化运动。于是，在世界市场形成的同时，产生了世界性的从属关系，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化也仍然强化着这样的世界历史性的从属结构和权力关系。马克思所指出的“从属”现象，现象地指出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交往所展开的历史特征，也是近代历史的大走势。历史的现实总是通过“势”来发展的，但“势”是历史的现实，而现实性不等于合理性。

第四，引导文化全球化变“西方化”为“世界化”。从全球化的实践上看，经济和文化可以分开讨论。如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在第三世界异议较少；但在文化上，注重本土性、民族性和地方特色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且这些呼声既来自非西方的国家，也来自欧洲国家。中国古代的理气论中，有所谓“气强理弱”(朱熹)和“以理抗势”(吕坤)的说法。如果“气”与“势”一样可表达现实性、必然性的概念，而“理”可以表达合理性的概念，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全球化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在全球经济领域，气强理弱;但在全球文化领域中，理可以抗势。理念对现实的引导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领域。

第五，正确看待价值的多元普遍性。全球化为东方文明提供了新的机遇，从根本上改变着三百年来东西方文化失衡的状态。因此我们走向真正的世界文化，不能把全球化仅仅当做一个外在的客观过程，而应当把它作为参与的、能动选择的、改变着的实践过程。这又涉及到文化认同的问题。在中国，文化认同的问题始终和古今东西之争连接着。全球化所涉及的古今东西的问题，全球化的讨论和现代化的讨论有些类似，只是方式和角度有所不同。例如，在中国近代化初期的启蒙运动中，是以西方对东方；在现代化理论中，是以传统对现代，在全球化论说中则是以全球化对地方性，其实都始终关联着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在现代化时代，传统的命运如何，和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对待文化认同的问题。我们这里所说的地方性传统，还不是指人类学家常常处理的部落的、小区域的地方，而是指非西方的大文明传统，如印度文明、中国文明、阿拉伯文明。可以说，全球化已经显现出一种趋向，把这个问题提得更尖锐了，即当今全球化的世界，谁在经济政治上有力量，谁的文化就有可能覆盖其他的文化和文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