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公:一百年来的中国领土为何越来越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57 次 更新时间:2011-08-16 22: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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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公  

  孙竟然抛出比“21条”还要优厚许多倍的《中日盟约》,以换取日本人倒袁挺孙之承诺。但日本人觉得孙文及其革命党不成气候,没有把他当回事。最后在国人抗争及列强干涉下,日本人的阴谋没能得逞,但孙文如此献礼,却使得日本在压迫袁世凯就范时多了一个筹码,实与汉奸无异。

  满洲在1905年的半沦陷是因为甲午战败后的清廷的无能,而1931年的全沦陷则是张学良的全责。“九一八”事发当晚,张在没有请示国民政府的情况下指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不抵抗,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1932年6月19日,汪精卫、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飞赴北平,动员张学良率领已经退入山海关的东北军对日“小加抗战”,而患了严重“恐日症”的他仍拒不出战,致使东北尽失。这位被大陆捧为民族英雄的“不抵抗”者,常常自称是“爱国狂”,颇有点不知羞耻。如果我们把对侵略者搞的“事变”消极而对自己人搞起“事变”来却积极的人捧为“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仍将会面临被灭亡的命运。有一点倒还像张的胡子世家遗传的性格,那就是在中共及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竭力将“不抵抗主义”的帽子扣到蒋介石头上的时候,张从未附和过,相反,他在多种场合坦承是自己下的“不抵抗”命令。杨天石先生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Ⅱ)》之“‘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一章,对此有详细的史料论述。

    

  (2)1950年:外蒙古

    

  外蒙独立,共分四步,最早便由孙文肇起。1895-1912年,孙在海外寻求革命外援的活动中,手里一直提着两件礼物,那就是蒙古和满洲。尽管当时的孙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送出这份厚礼,但却向日俄发出了“满蒙可任取之”的错误信号。内田良平回忆说,孙文一直讲“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外蒙也如此,然而当1912年各省开始重新统一组建中华民国时,外蒙却在沙俄的操纵下宣布独立建国。袁世凯不同意,沙俄被迫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要求实行自治。总之,在袁的手上没有弄丢。这是第一次蒙独,失败了。

  1921年2月,白俄军队勾结蒙古上层王公,击败中国驻军,占领库伦,成立外蒙君主政府,中国军队退守买卖城。同年5月,蒙古人民党(共产党)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打败白俄,夺回库伦,同时将中国军队赶出买卖城。7月10日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苏联红军从此驻扎下来,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才撤出,前后长达71年,而中国军队再也没能踏上自己的领土。当时的曹锟政府本想出兵夺回,但一面摄于苏联不断增兵,一面又要防备张作霖等国内军阀趁机作乱,只好频发外交文告谴责。这是第二次蒙独,成功了,但中国政府并不承认。

  1945年2月,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答应了斯大林的无耻要求,强迫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万般无奈之下,蒋介石于1946年1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独立。10月20日,在苏联的操控下,以97.8%的赞成票率通过公投,宣布独立。这是第三次蒙独,成功了。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出于对斯大林支持中共的愤慨,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不承认外蒙独立。今天台湾中华民国地图的北部是填平的,那就是156万平方公里的外蒙。这就是前文所说蒋介石“半次卖国”的由来。

  由于联合国接受了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关于“不承认外蒙独立”的声明,因此,从国际法上讲外蒙古就还是中国的。但事情在1950年2月又起了变化,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承认外蒙独立。由于大陆在1971年成功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因此,毛对外蒙独立的承认也就发生了国际法效力,为外蒙独立的合法外衣缝上最后一针。这是蒙独的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爱国愤青们如果想要收回外蒙,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华民国重新取代大陆在联合国的席位。也有学者建议两岸组成联合政府,这样,因联合政府的一方没有承认外蒙独立,将来就有解决蒙古问题的机会。

    

  (3)1957年:白龙尾岛

    

  原名浮水洲岛(越南称夜莺岛),位于北部湾中部。1955年7月,解放军击退国民党守军夺取该岛,并设立“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中共儋县委员会浮水洲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浮水洲守备大队”。1957年3月送给越南,并附赠一艘小型舰艇,以帮助越南抗击国军。1965年,又改口说租给越南,帮助其“抗美”。该岛至今为越南占领。

    

  (4)1960年:江心坡-南坎地区

    

  江心坡-南坎地区(今缅甸克钦邦,缅甸称江心坡为myitSone(河水汇合)),位于高黎贡山以西、迈立开江以东、察隅县以南、尖高山以北,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1926年被驻缅英军侵占,但民国政府从未承认。1960年10月,中缅签订边界条约,将这一区块让与缅方,理由是“考虑到缅甸的实际需要”,但背后的真实目的却是为了将占据此地的国民党孤军引向国际争端(柏杨《异域》)。这种基于两党仇恨而刻意安排的领土让渡,不仅使中国永久性失去了对高黎贡山以西主权的声索权,而且也因为承认了麦克马洪线的缅甸段而为印度段的解决树立了恶例,两年后艰难的中印边界谈判和战争证实了这一点。

    

  (5)1962年:长白山、皮岛

    

  1962年,中朝签订边界协议,“从考虑朝鲜人民的感情出发”,将一半长白山(朝称白头山)划归朝鲜,此后又应金日成的请求将皮岛(朝称椴岛)送给朝鲜。利用这座山,金日成为自己的革命英雄史编造了许多闪光的足迹。其子为自己的出生编造了诸多“祥瑞”和“神迹”,官方通稿说:1942年2月16日的凌晨,在白头山密营,“霎时出现的两道绚丽斑斓的彩虹和一颗圣星(光明星)宣告着他的到来,忽又飞来一只喜鹊——一个将来要拯救全人类的领袖——金正日诞生了”。其孙金正恩将会为自己编排出怎样的神话,犀利公难以揣测。利用这座山,金正日修建了许多核基地,最近的金仓里基地距离中国仅40公里,如果点爆,第一个挨炸的一定是中国,而不是朝鲜所声称的敌人——美国。

    

  (6)1963年:坎巨提地区

    

  坎巨提地区(今巴基斯坦罕萨一带),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1956年周恩来访问巴控克什米尔,主动提出将该地区让给巴方,1963年中巴签署《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正式确认。

    

  (7)2001年:唐鲁乌梁海地区

    

  唐努乌梁海地区(今俄联邦图瓦共和国),位于唐努乌拉山以北,原属外蒙之一部,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1921年,在苏俄操控下,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定国名为“唐努图瓦共和国”。1926年改名为“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又更名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入苏联。1948年5月7日,中华民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声明“唐努乌梁海是永远属于中国的神圣的领土”。2001年7月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式承认唐地为俄领土(条约第六条)。经过国共两党的接力,这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终归俄人所有。

    

  (8)藏南地区

    

  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1962年中国曾经收回,但旋即退出,并且比“麦线”还要往北移。藏南如今被印度完全控制。印度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多党制政体,任何一个党派都不敢公开提议让步(只有独裁的政党才有可能“代民”让步)。中国期待印方妥协以达成分割协议,实属幻想。未来双方必有一战,当早定决心,勿在外交上抱幻想。

  

  5、革命家为何热衷于向邻居送山送岛送土地?

    

  一切皆缘于虚幻的革命目标、错乱的革命逻辑和自私的党权保护。

  

  (1)虚幻的革命目标

  

  对狂热的革命家而言,为了所谓的革命目标,送再多的土地、物资和人命,都在所不惜。

  毛的革命领袖目标在三个时期有三种定位:1950年以前想当中国革命的领袖;1950-1964年想当亚洲革命的领袖;1965年开始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目标越大,卖国越狠。

  1950年以前只是“卖蒙”,那是为了尽快签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结束在苏“吃饭睡觉拉屎”的无聊而又屈辱的冗长访问。

  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长达三个月的谈判中,斯大林当面说过将亚洲的革命交给中国负责,毛对此相当兴奋。参加朝鲜战争可以继续实施其向亚洲各国输出革命的宏伟计划,这是他比中南海的将领和智囊们“高瞻远瞩”的地方。为此,毛多次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复做说服工作,直到1950年10月13日凌晨,最终“统一了思想”,做出了出兵决议。这样,18万条志愿军战士的性命就成为毛实现“亚洲革命领袖”的第一次献礼。为了“援越抗美”,1957年将白龙尾岛送给越南,是第二次献礼。1960年把江心坡-南坎地区送给缅甸,是第三次献礼。1962年将半个长白山和整个皮岛送给朝鲜,是第四次献礼。1963年将坎巨提地区送给巴基斯坦,是第五次献礼。这是大礼,更有小礼无数,犀利公略去不表。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第二年,毛一面酝酿清洗“中国的赫鲁晓夫”,一面做起了当世界革命领袖的美梦,这才是中国人噩梦的真正开始。毛几乎同时在亚、非、拉、欧四大洲施展其“毛式革命”的宏图。不仅送武器、送粮食、派“志愿军”出境帮助中南半岛各国共产党闹革命,而且把切.格瓦拉、尼雷尔、卡翁达、波尔布特等“好学生”们请进来,传经送宝。一时间,“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郭沫若《宇宙充盈歌颂声》)。于是,我们看到了诸多匪夷所思的“革命景观”:宁愿自己人饿死无数,也要把从加拿大进口的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宁愿自己的铁路不修,也要无偿修建非洲历史上最长的铁路;宁愿自己的军队使用旧武器,也要把新武器送到“援越抗美”的前线……

    

  (2)错乱的革命逻辑

  

  列宁说“无产阶级无祖国”,我们就把苏俄当作自己的祖国。

  1921年,苏联红军占领外蒙。1922年,正当北洋政府要求苏俄撤兵之时,孙中山却与苏俄代表越飞商洽签署《孙越宣言》,支持“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

  1929年,正当中国军队与苏联红军为争夺中东铁路而打得异常艰苦之时,远在南方腹地的中共却高呼“武装保卫苏联”,并计划派中国红军去进攻南京国民政府,以策应苏联红军。

  1944-1945年,苏联出动正规军和飞机,在苏军顾问科兹洛夫的统一指挥下,策动伊犁地区叛乱(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屠杀大批汉民,进攻中国守军,国民党将领陈伯良、高炜、杜德孚、曹日灵先后自杀殉国。中共不仅声援叛乱,建国后还将此事美化成“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区革命”。1960年代,苏联再次策动这些致力于建立“东土耳其斯坦”的“革命者”搞叛乱,毛才停止了“三区革命”宣传。“革命家”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和祖农•太也夫先是逃到苏联,后来移居土耳其。

  1950年,中苏签订“友好条约”,正式承认外蒙独立。《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等一干文人的文章,为“蒙独”大唱赞歌。“卖蒙”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国际共产主义壮举。晚清时期发生过多起令中国人痛断肝肠的割地悲剧,但从未出现过象毛时代这样举国欢腾的卖国场面。这种以耻为荣的革命逻辑亘古未见。

  以上这些史实所反映出来的革命逻辑,已经不能用“错乱”来形容了,简直就是混账。

  革命家不是以“爱不爱国”而是以“爱不爱党”来区分敌友、评判好坏。

  “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534页)。在革命家眼里,几近亡华的侵略者倒成了我们的恩人。屠杀了近30万华人的波尔布特也是中国的朋友,因为他是毛主席的学生。

  为抗日丢了一条腿的张灵甫不是爱国者,因为他曾经和共军作战。而投靠汪伪并担任山东伪保安副司令的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铭九却是“爱国者”,因为他参与了西安事变并抓住了委员长。

  唯一存世的“八百壮士”、90岁的杨根奎只能到“台湾找国民党落实政策”(四川金堂县政府关于杨的养老金问题的答复);而湖北黄冈市黄州区原书记耿促进,虽然因出卖国家情报被判入狱,但工资补贴福利照拿,别人加工资他也照加,因为黄冈市委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党纪政纪处理,他还是党员。

  我们不应当对逯局长和钱村长的事感到意外:逯局长必须官复原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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