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谈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崛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1 次 更新时间:2011-08-15 19: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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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进入专栏)  

  

  近日,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接受了财新《中国改革》的专访,他详述了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发挥的具体作用。这篇专访刊载于财新《中国改革》2011年第8期 。

  

  幻灭与盗火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经济的崛起无疑是30多年来举世瞩目的大事件,包括您在内的很多经济学者多年来一直参与其中,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学处于何种状态?

  

  吴敬琏:在改革开始前的30年,现代经济学被官方看作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辩护的“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说”。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过吸收借鉴其中合理成分的建议,却因此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那些年的中国经济学舞台上无所谓现代经济学,也无所谓与国际经济学界的学术交流。

  

  当时,中国经济学家们主要是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基础上,使用着古典经济学的概念,致力于宣传、解释当代的官方经济政策。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全部经济学教材都换成了前苏联教科书,主要的教授也换成了经过“苏联专家”培训的年轻教员。那时的全部经济学教育,是要我们相信,只要仿照苏联的榜样,建立起以实行集中计划经济的“国家辛迪加(state syndicate)”(列宁语,一些东欧经济学家称之为“Party-State Inc.”),中国就能很快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工业强国:“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当时能够继续经济研究的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在从事这样的工作。

  

  财新《中国改革》:改革开放前,中国与苏联发展的轨迹并不完全相同,中国的形势和经济政策有何变化?这些经济政策导致了何种后果?

  

  吴敬琏:变化发生在1956年,中国建立了全面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赫鲁晓夫却公开了斯大林时代的可怕真相,中国也开始反思斯大林体制的弊病,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改革建议中不少包含着程度不等地引入市场作用的改革内容。然而,毛泽东选择了方向相反、更为“国家主义”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加强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相继而来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甚至是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文化大革命”中,上亿人受到残酷迫害,建议过部分引进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家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批判。

  

  1976年,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濒临崩溃的真实情况开始大白于天下,使得对毛的中国寄予极大希望的国际左翼人士(如罗宾逊夫人)陷入惶惑和失落,而长期生活在毛体制下的党政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却松了一口气,看到了变革的希望。他们深知,灾难的根源正是和这套体制相伴随的荒谬的政策,于是开始了向外国学习,寻求有助于挽救危亡和实现振兴的方法。

  

  财新《中国改革》:机会初现之时,中国经济学家与世界经济学界隔绝良久,他们是如何取经的?政府在没有成熟理论指导的情况下,改革是如何开始的?

  

  吴敬琏:为了学习外国的发展经验,中国政府派出了大量代表团访问欧美和东亚各国。官员们最感兴趣的,是日本和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政府在依靠市场力量来配置大多数商品和服务的同时,运用产业政策对企业进行“行政指导”,以实现快速发展的经验。

  

  经济学家最初的学习对象,则是东欧那些比较早地踏上了改革之路的社会主义国家。孙冶方、于光远等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经济学家访问了前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1979年和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了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锡克(Ota Sik)来中国讲学。他们打开了中国学者的眼界,其所倡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即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和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引进些许市场力量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也一度为人们所推崇。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社会主义逐渐失去了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吸引力。

  

  不过,他们运用的某些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手段使中国经济学家耳目一新,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产生了更系统地学习现代经济学,从中汲取更多营养的愿望。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学界掀起了学习“国外经济学”,即现代经济学的热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1980年夏季到1981年夏季连续举办了三个大型讲习班;此外,大批学者选择了去英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地留学或者进修。还有一批中年经济学者,像赵人伟教授和我自己,当时已经50岁上下,仍然到牛津大学和耶鲁大学,重新学习经济学。

  

  不过,当时中国或还没有形成一支掌握现代经济学的专家队伍。中国改革采取的是邓小平和陈云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即没有预设目标模式和实施方案,“走一步,看一步”。

  

  这个时期的改革举措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在广大农村,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包”(即租)给农民耕种,实现了农业经营的私有化,“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2,恢复“财政包干”的办法,向省、县政府下放权力,实行分级预算、收入分享,形成“地区政府间竞争”的格局,使它们不是压制而是支持本地区(省、县、乡)非国有企业的发展。3,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打破国家对外贸易的垄断,降低贸易壁垒,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设立合资企业。

  

  私有企业的产生和对外开放打破了命令经济的僵硬体制,给民间创业让出了一定空间,使蕴藏在中国民众中的企业家创业精神迸发而出,使经济秩序很快恢复,中国经济也重新表现出活力。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系统性的改造,中国经济整体仍处在“旧的”经济体系(计划经济)已经被突破,新的经济体系(市场经济)尚未建立起来的状态,经济增长也很不稳定。

  

  “摸石头”与理论自觉

  

  财新《中国改革》:经过大规模的留学和进修之后,中国的经济学家重新融入世界主流经济学,他们如何大规模地参与到政府决策中?

  

  吴敬琏: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有经济继续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支配着绝大部分经济资源。这种经济制度天然地倾向于用大量投资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和国有企业的盈利;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以致在1979年-1988年的十年中爆发了三次严重的通货膨胀,特别是1988年中期那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全面抢购,败坏了改革的名声。第二,强大的命令经济与处于从属地位的市场经济“双轨并存”,形成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这使利用支配资源的行政权力谋私利的腐败行为迅速蔓延。通货膨胀和腐败滋生引起了大众的极大不满,导致1989年的政治动荡。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早在80年代中期就意识到,中国改革不能停留在没有预定目标的状态。1984年中共中央全会的决定把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要点是:1,“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开,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2,“通过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适当扩大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但上述决定并没有对改革的目标,即所谓“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做出清晰的界定。

  

  好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逐渐成长出一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经济学家。他们与国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十分活跃。于是,进入了中外经济学家共同探索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新阶段。

  

  财新《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之后,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做了哪些工作,成果如何?

  

  吴敬琏: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外合作项目,是1984年世界银行根据邓小平的提议组织的对中国经济的考察。在中方工作小组的支持下,世界银行的国际专家团队写出了《中国:长期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选择》的考察报告,受到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

  

  1985年是进一步明确改革目标和基本路径的年份,发生了三个重要事件。

  

  1. 第一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的产生。

  

  198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郭树清等三位受过经济学训练的研究生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制定全面改革的总体规划。在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支持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了由楼继伟、郭树清等九位经济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并很快写出《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构思(初稿)》。这份“规划构思”用经济学的语言为已经被中国政府确定为改革目标的“商品经济”描绘了清晰的图画,指出:在“商品经济”中,“市场体系构成经济机制的基础”;企业根据市场关系自主决定自己的活动,劳动者自主地选择职业;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则由间接控制为主取代直接控制为主的体制。

  

  这一规划还设想,改革可以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实现商品市场的价格改革为中心,配套进行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第二阶段以形成完善的要素市场,取消指令性计划,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的转型。

  

  2. “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对于中国改革两个重大问题的讨论。

  

  在确定中国改革的若干重大政策问题上,1985年9月由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共同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巴山轮会议)具有里程牌的意义。

  

  第一,会议对中国改革宜于选取的体制目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会的科尔奈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可以选择间接的行政协调,也可以选择宏观控制下的市场协调。在讨论中,具备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中国经济学家认同科尔奈的分析和选择,把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看作中国经济改革的首选目标。

  

  第二,会议对确定转型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针也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早期的讨论中,据称代表“主流经济学”观点的通货膨胀有益论曾占有优势地位。通过与会学者对中国当时经济情况和对刘国光、赵人伟介绍中国学术界争论情况的论文的讨论,与会的外国专家托宾、凯恩克劳斯和埃明格尔一致认为,中国应当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应对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问题。

  

  1988年9月,弗里德曼教授在访问中国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中,也做了相同的政策建议,尽管他与托宾处于对立的经济学派。后来,我就此向他提问,他解释说,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经常是发生在相对次要的问题上,而在最基本的问题上并无分歧。

  

  在经济学家、经济官员取得共识的基础上,中国在1985年制定的“七五计划”(1986年-1990年)中确立了经济改革“初战阶段”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便为经济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开放创造有利环境的方针。后来背离此方针的几次巨大经济波动,从反面印证了这是一条符合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正确方针。

  

  3. 中共中央全会接受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确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目标。1985年9月末,中共中央在它制定的《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年-1990年)的建议》中,接受了经济学界研究的成果,要求在“七五”期间围绕,1)将国有企业改造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2)发展由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组成的市场体系,3)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逐步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以间接调控为主等三个方面的改革,配套地搞好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在1986年-1990年的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奠定新经济体制的基础。

  

  市场经济制度生根发芽

  

  财新《中国改革》:此时,“市场经济”并未明确提出,更没有成为远期的经济制度目标。在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前,经过了哪些艰辛的探索历程?

  

  吴敬琏:市场经济制度是从中世纪中后期的西欧开始用了几百年时间逐步建立起来的一个宏大复杂的系统。为了在中国建设这样一个系统,从1985年中国政府提出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的要求,到1993年制定出较为完整的规划,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在这种规划和政策设计过程中,也得到过外国经济学家的巨大帮助,其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除了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之外,还有1986年的“计划与市场国际讨论会”(曼谷会议)、1987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国际讨论会”(钓鱼台会议)、1993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国际研讨会”(大连会议)、1994年的“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京伦会议)。这些学术性活动都使中国的改革举措立足于坚实的经济学基础之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不但具有进行改革整体设计的必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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