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宝林:曷彼苍天!——读李乾回忆录《迷失与求索——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5 次 更新时间:2011-08-14 15: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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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宝林  

  

  我和本书的作者,并不相识,更没有相似之处。我迄今为止,连鸡都从未杀过,而他,在1967年12月5日,率领武汉红旗中学的一群学生,夜闯两户人家,当着其家人的面,将两位素不相识的中学生以行刑方式枪杀。他不只是参与谋杀。扣动扳机的,正是作者本人。

  经过了类似于民主程序的开会、决议、表决后,列入“必杀令”的,本来有4名外校中学生。后来,由于多种因素,另外两人逃过一死。

  在被拘禁9年之后,1976年7月31日,李乾被正式判处20年有期徒刑。因为是“革命小将”,虽身负两条鲜活人命,李乾并没有被判极刑。可是,在毛已死、王、张、江、姚已囚之后,仅仅因为在日记中吐露怨言的江西女工李九莲,以及在街头贴过几张反对“四人帮”标语的长春青年工人史云峰,却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后者请参阅鄂华报告文学《又为斯民哭健儿》,《鄂华写实文学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

  李乾1985年出狱,时年36岁,正值人生壮年。他在监狱里学到的技术,使得他能够开设一家汽修厂,过上或许殷实的生活。而被他亲手杀害的两名武汉中学生,尸骨已朽,两个家庭的创痛永无止时。

  当我收到纽约柯捷出版社寄赠的这本长达37万字的回忆录时,我连着两个夜晚,读到凌晨两、三点。吸引我的,并不是它有高妙的写作技巧,华美的文辞,而是从灵魂深处喷涌而出的那种强烈的反省、思索力量。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文革”北京死难教师第一人卞仲云被女红卫兵活活打死,迄今无一人公开站出来,承认自己参与过打人这一背景对照下,本书的作者,公开用纪实作品的方式,将自己杀人的前前后后,白纸黑字地印出来,刊行于世,以昭天下,以谢国人,以戒子孙。这种赎罪和忏悔,自有超乎寻常的大勇气在。仅此一点,我就必须向这位年长于我的同乡表示敬意,虽然,从情感上讲,我永远也不会试图和一个杀害过两个无辜青年的人成为朋友。

  这本书只所以具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就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真实、但却是被疯狂与愚昧的暴力时代扭曲得面目全非的心灵样本。它只有18岁,青春来临,爱情在望,纯洁得只想立刻为革命而死。可是,当得知相邻学校的几个人,是“流氓”和“坏蛋”之后,立刻想到的就是,以革命的名义,将他们处决,而且,是以最血腥的方式,当着其母亲的面行刑。在处决第一个受害者时,李乾等一伙,还开枪将死者的母亲和姐姐打伤,致其终身残疾。最令人发指的是,行凶后,他们撤退途中,李乾听后面赶来的同伙汇报,说目标孔威还活着,李乾竟然返回现场,对被害人补开三枪,使其身中11枪而死。

  是谁,在他心里,种下了如此疯狂、残忍的仇恨种子?

  我们从小接受“革命”的狼奶哺育,在暴力至上、枪杆万能的价值观熏陶下成长。此刻,“革命”回归其最原本的语义:取人性命。我很小的时候,在乡村的禾场上,看电影《红孩子》。当镜头中的几个小孩子,拿着红樱枪,将一位站岗的“白狗子”(政府军士兵,不外乎是某村某庄当兵吃粮的壮户汉子)诱到山崖边杀死时,我对暴力革命的教育灌输,就产生了最初的、朦胧的怀疑和厌恶:电影为什么要宣扬、鼓励孩子们杀人?难道不杀人,就无法将一个国家建设好吗?

  书中实录了若干封作者的申诉书、家信。在被判刑后,作者写给自己父母的家信中,仍然充满了不堪卒读的极左毛氏语言,在毛去世后,作者更出乎真情地,写下了一首《七律.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惊闻噩耗心欲碎/谁信尊亲真别离?/哀压巍巍五岳矮/泪添浩浩四海溢……被囚9年之后,作者血液里的极权制度的毒素,竟然还丝毫未减。

  值得庆幸的是,从来就喜欢“杀无赦”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对这个残暴杀人的革命者,未处极刑,从而给他提供了一个缓慢地、不无痛苦地否定、审视自己并获得再生的机会。漫长的刑期、对食物的极度渴望,监狱里的人性黑暗、陪伴死囚度过最后几天的特殊任务,这些磨难和痛苦,使得作者不仅对当初杀人动机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并最终否决,而且,在艰苦的独立思索过程中,泯灭了的人性中的良善、仁厚、人道、慈悲等高尚情怀,渐渐地得到恢复。将自己血液中深深浸淫的暴戾、嗜血毒素(这是极左的、极权的社会制度的第一要征),漫漫透析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也不是所有的中毒者,都能达到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新生、彻底唾弃从前旧我这一境界的,而本书的作者,无疑做到了。

  弥足珍贵的是,书中时常可以见到独立思索的价值和力量。时至今日,中国还没有彻底抛弃对刑事罪犯“从重从快”的所谓“严打”。而早在1983年,以草菅人命、践踏法律为特点的第一次“严打”运动展开后,枪毙大量轻微犯罪人员的录像片在监狱中放映(“严打”在王小帅的故事影片《青红》中有所涉及),作者写到:“我无法认同在执政30多年后,还要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杀人,并且是以法律的名义。这法律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吗?与其说这是法律,不如说这是凌驾于人民意愿之上的‘长官意志’”;“以这样压倒一切的气势来处理关天的人命,会不会不可避免要带来一个产生冤、假、错案的后遗症?”(该书310页)。这些思索和怀疑,在信息闭塞的高墙之内产生,可以说相当难得。这是第一缕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微弱光芒。唯其微弱,尤为可贵。如若不信,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随便问一问自己身边的人:将“乱世用重典”的惯例,惯性运用到如今这样的“康、乾盛世”,很少有人不赞成。

  虽然,这是一本沉痛的悲剧之书,但书中也不乏人间真情、人间温暖,特别是被捕时与朦胧相恋的女友的生离死别、出狱后与已成人妻、人母的女友的重逢时刻,还有,得到监狱管教干部的特许,10多年来第一次回家为母亲过生日的情景,都感人至深。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对于那些以宽厚仁心对待囚徒、在不违背监规的情形下,对囚犯给予人道待遇的管教人员,以感恩的语言进行了描绘。这使作者的人性复归、复苏与复活,变得尤其真实、可信。

  巧的是,写此短文前,我正好在网上,读到了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的长文《狱中百日记》。文章实录了他1989年那场风波后,由于在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主持的刊物上挂名,而被捕入狱的经过。在那篇文章中,高尔泰先生也写了几个既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同时对这个学者也适当照顾的看守人员的形象。令我不解的是,文章开头描绘的情景:身为著名学者、教授的高尔泰先生,是在和妻子买菜回家,进入南京大学家属院时,被几名便衣人员强行抬起来,扔进一辆吉普车后抓走的。高尔泰并非鸡鸣狗盗之徒,而是名满学界的知识分子。他被剥夺了公开地、合法地、体面地被捕的权利,而是被以极具人格侮辱特点的绑架方式秘密抓走。读到这里,只有无言一叹。

  写此短文时,网路上正膨胀着爱国酵母。抵制家乐福、抗议CNN,冲击武汉、合肥家乐福的抗议青年中,赫然见到了高高举起的毛泽东的画像。这群热血沸腾的青年中,是否有1967年12月5日一夜连杀两人的李乾?我想,一定有。所不同者,李乾怀里揣的,是手枪;而这些新一代“爱国者”怀里揣的,是手机。

  铜钟警世,以戒来者。我希望他们能读一读被柯捷出版社列入“铜钟丛书”的这一本《迷失与求索》。但我也深知,在出版尚被列入意识形态管制重地的中国,他们不大有机会读到这样的一本普通中国人的悔罪书。可堪庆幸的是,亲身经历过这50多年当代史的中国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李乾”,凭着非凡的道德勇气与毅力,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家庭悲欢。一部中国当代的断代史,就这样平铺直叙地记录下来,流传开去,惠及子孙、德泽中国。“礼失求诸野”,信史在民间,信矣乎?吾信也。

  

  2008年4月23日,美国无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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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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