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亚明:“城市病”、贫富分化与集权制的限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11 次 更新时间:2011-08-13 09: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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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亚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下的一些不平等还出现了代际继承,即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现象,反映出来的是阶层的凝固化和阶级的再生产以及社会流动的弱化和不平等的强化。户籍限制、就业门槛……在机会不平等的背后,实际上剥夺的是个人发展的选择权,是个人参与竞争的机会和资格。这是阶层固化、代际分化的根本源头。[19]而一个社会中的身份系统并非是一种宿命,而是由人为的不平等权力制度和利益结构所造成。[20]由此亦可见权利不平等的祸害之一斑。

  权利的不平等还体现在公民民主参与的失衡上,并且由于这种参与失衡的制度化而将资源分配不公隐秘化和合法化了。在我国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构成上就深刻的反映了这种不平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民代表的构成存在城乡不均衡。各级人大代表中农村代表的比例与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现状极不相符。农村与城市每一个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4:1。二是,人民代表的构成存在界别不均衡。在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工人农民551名,仅占代表总数的18.46%,与其所属的为数庞大的社会群体明显不相称。而知识分子631名,占代表总数的21.14%;干部968名,占代表总数的32.44%;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480名,占总数的16.09%。[21] 这表明,“目前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缺乏广泛的人民代表性,愈来愈政治精英化、知识精英化,愈来愈非大众化、非工农化。”[22](16) 其代表构成中存在的明显失衡,使农民、工人等社会弱势力群体的声音得不到充分表达,在决定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上明显处于不利的位置。这正好为近年来“三农”问题和城市下岗失业工人问题日益突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23]也能够反映出资源分配失衡的制度根源。代表的不平等分配直接影响到分配正义的最终实现。

  

  三、资源分布均衡化的制度构建

  

  (一)横向权力制约机制的构建

  

  对权力予以监控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必要措施。政治权力乃是为了保护人的基本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实现公共福利而制定法律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力。[24](54) 由于掌握权力的人难免偏私乃至作恶,由人组成的行使公共权力的组织政府也就难免沦为暴政的风险:“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管理政府自身。”[25](264)如何管理政府、制约统治者呢 麦迪逊等思想家的方案,就是“以野心对抗野心”、“以派系制约派系”来实现对权力的监控。迄今为止,人类所发明和设计的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二是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三是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26](76)其中,权力的互相制约是最为根本的,因为“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的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余成员有不相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27](89)因此,第二、第三种方式要发挥实效很大程度上要仰赖权力部门之间的互相制约监督。

  需要注意的是,要规范权力之间作用,最终要仰赖民主,否则权力之间的监督制约可能沦于失败,甚至是形成共谋,损害权力的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因为“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带有人类弱点的某种痕迹,带有腐化堕落的某种胚芽,运用狡智便能发现,居心叵测便去发掘、培植和助长。任何政府如果单纯托付给人民的统治者,就一定蜕化,所以只有人民本身才是政府的惟一可靠的保护人。”[28](58)而人民制约政府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民主,包括通过行使选举、罢免、监督、创制、复决等政治参与的权利来约束政府的权力。而且,民主本身有助于推动平等,是实现社会资源公平分配的重要制度手段,也是促使政府对民众负责的动力机制。“尽管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常常加剧收入不平等,从长期年看,它将导致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民主与彻底的经济平等是不相容的。这种平等只有在一个压制性的独裁政权之下才可能实现。但是,民主政治与财富和收入的巨大不平等也是不相容的。经济增长最终会降低这些不平等,因此,也将促进民主的实现。”[29](6)所以,发展和推动民主不仅是促进权力部门之间互相监督制约的需要,也是促进资源平等分配的需要,是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

  

  (二)参与型地方政权的构建

  

  权力的互相制约,除了横向的部门之间的分立与制衡之外,还有纵向制约的方式。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的互相监督和制约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民主集中单一制,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处理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关系。由这样一种组织逻辑所决定,当代中国的单一制与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有根本的不同。我国的中央集权制,不是权力高度集中在个人或少数人手里的集权制,而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也不是排斥地方分权和地方自治的集权制,而是以尊重地方分权、地方自治为前提的中央集权制。[30]所以,按照列宁的说法,民主集中制不但丝毫不排斥自治,反而以必须实行自治为前提,必须与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苏维埃政权决不贬低地方政权的意义,决不伤害它们的独立性和主动性。”[31] (18)“真正民主意义上的集中制的前提是历史上第一次造成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不仅使地方的特点,而且使地方的首创性、主动精神和达到总目标的各种不同的途径、方式和方法, 都能充分地顺利地发展。”[32](140)以民主为导向的中央集权国家必然重视区域的平衡发展和资源的均衡分配。

  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必然要求参与型地方政权的建立。这种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互动的制度形式要求建构双向互动的对话、协商和博弈机制。如果缺乏民主化、规范化、制度化的互动平台和规则,则其互动缺乏平等性和有效性。只有不断扩大地方政权、下级政权的参与权,才能形成对中央和上级的有效互动和制约,进而为中央、上级的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公平性提供制度基础,为资源的均衡化分配提供政治前提。正如美国学者埃特曼在《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一书中总结的那样:“如果欧洲的历史为今天的国家建设者们提供一个压倒一切的教训的话,那么它就应该是这个: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恰恰从一开始就与许多强有力的参与式地方组织相结合,从长远来看,这最可以让国家政权平衡基础结构扩展、政治参与、经济增长和地缘政治竞争的需求。”[33](379)参与型地方政权的建设,将为纵向府际关系的良性构建提供政治基础,也为资源分配的合理化提供制度保障。

  

  (三)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完善

  

  要有效地规范权力,促进权力的规范行使和有效实施,必须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现代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这种成分的复杂化和多元化需要组织的多元予以整合和规制,以便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了避免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要允许公民根据工种、职业、性别、收入乃至民族、种族联合起来,依照法律规范公民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等联合行动权,因为“有组织的少数统治无组织的多数”是社会生活的铁律,通过完善公民的结社自由推动多元社会的发展,使各种社会力量在动态的斗争与妥协中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托克维尔看来,“人们把自己的力量同自己的同志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活动的自由,是仅次于自己活动自由的最自然的自由”。[34](218)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为公民自我组织和联合行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尽管该条规定还有待完善,比如缺乏罢工权(《工会法》默认)、抵抗权等基本权利,但是通过对人权进行扩张解释,可以得到弥补。现在的问题是国家机构包括立法机关如何通过具体的法律规范和权力行为保障而不是限制这些基本权利和集体行动。

  政治过程包括了政策制定、执行、输出、结果和反馈五个阶段,利益的博弈自然应当贯彻其中而不能仅限于某一环节。博弈需要常规性的平台,而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组织形式就是非常重要的表达、商谈与博弈场所。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某些政府机构及其公职人员违法行政严重损害公民、集体或者国家利益的行为,可以依法抗争。就是由于民主制度本身使参与和反对、抗争合法化,有助于抑制和减少政府的横征暴敛,也有助于避免资本的残酷压榨,从而有利于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的民主化成果都是民众的不断努力和抗争的结果。比如德国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在社会民主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俾斯麦不但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还在欧洲比较早地实行了普选,使得工人阶级的代表有机会进入议会进行和平斗争。另外,社会平衡发展要求权利的平等分配。由于政治生活对于资源分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权利的平等分配意味着代表权的平等,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只有在政治制度上突破人为的限制,才可能在社会等级继续存在的情况下,让弱势人群能在民主政治的体制中,通过他们自己的政治代表,发出他们的声音,维护他们的权利,坚持他们应有的公正待遇,[35]进而为资源的公平分配、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发展综合症”的有效治理提供政治保障。一言以蔽之,以民主为内核的权利之高水平均衡是促进资源均衡分布、化解集权制风险、推动社会动态和谐的支点。

  

  “Urban Illness”,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the Limitation of Centralization System

  ——Political Meaning on the Resource Distribution Pattern

  Fang Yami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Jurisprudenc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90)

  

  Abstract: During China’s current modernization process, development syndromes like “urban illness”,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gap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gap between regions arise. All these have a close link to the distribution imbalance on resource, interest and price caused by the excessive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ssues, including the power-dominant resource allocation system, social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hierarchy of power, imbalance between power and rights, inequality of rights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limita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aggravate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In a bid to resolve the problem of development syndromes,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a horizontal power restriction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icipative local government and to cultivate a civil society and improve it.(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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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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