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从高层到媒体似乎都对“消极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觉。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日前发表评论称：“发展中国家的转型期，急需给权力套上制约的笼头；行政管理与市场经济的磨合调试，潜伏着寻租的隐患。……腐败文化存在，必定驱使‘能力’走向歧途，让‘精英辈出’、‘能力非凡’在错误轨道上产生更大危害。”

这一评论显然看出了中共腐败现象的外在因素及其对党员干部的腐蚀作用，但仍未能明确点出腐败现象的根本原因。就腐败的根本原因而言，显然存在见仁见智的现象，有论者直指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有论者称今天的中国为“权贵资本主义”。但笔者则仍倾向于将今天中国的乱象，归结为“非典型市场经济”体制。用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的问题，将有助于人们摆脱情绪和政治立场的纷扰，沉下心来直面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深层逻辑。

转型期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政府干预功能

所谓“非典型市场经济”，正如笔者在之前的评论中所指出，其关键在于无法完成政府和市场的分离，同时无法建立独立的法治。市场经济不仅仅是市场，也不仅仅是经济，而是需要一套“市场、政府和法治”三位一体而又互相分离的关系。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将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当中国已经遇到一系列瓶颈之后，恐怕是到了人们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这一点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也必然带来另一组“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三位一体的关系的深刻变化。这在中国的工业、经济和社会形态转型（亦即笔者归纳的中国三大转型）中，尤其是在社会形态的转型中可以看得尤其清楚。

问题是：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究竟应该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问题不但困扰今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且也是西方经济和政治学人经常讨论的问题；只不过，今天的中国由于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人们的认识显得尤其混乱而已。

几年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当美国等自由经济国家强调政府干预的时候，不但中国媒体欢呼“中国经济和政治模式行之有效”，而且就连美国媒体自己也感叹“美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在西方国家，从亚当·斯密斯强调自由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以及政府作为“守夜人”的无为而治的角色之后，政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的干预功能，给罗斯福新政以极大的理论支持。二战后，德国实施社会市场经济，强调政府“可能时尽量少干预，必要时尽量多干预”。两者本质上都是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功能，但还是有些许差别：凯恩斯主义从个体经济活动的非理性和“动物精神”出发，强调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支以弥补民间需求的不足，这样即便不能避免衰退，也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而社会市场经济则虽强调政府的监管功能，但却要求政府尊重市场的主体行为。

然而，今天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脱胎于计划经济，而又尚未完全进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所谓尚未进入市场经济，是指中国在政府职能上，始终未能完成向服务型小政府的转型。今天的中国，虽然企业和市场的运作已完全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桎梏，甚至政府也已不再直接干预经济活动，但在行政体制形态方面，中国则基本上还是一个典型的政府主导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凯恩斯主义或社会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干预功能，与今天中国的政府干预，不是在相同定义域里可以讨论的问题；前者是成熟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角色（虽然是有争议的政府角色），后者则是脱胎于旧体制、亟待改革但却又时刻受到旧体制思维牵制的政府角色。将两者混为一谈，很可能由此而模糊了中国现阶段矛盾的真正焦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阶段中国的最大问题（也是三十二年改革开放的最大失误），依然是政府职能转型的不彻底。正是这一问题，导致了中国的“非典型市场经济”状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和冲突。

警惕计划经济思维死灰复燃

现阶段中国的奇特现象是：一方面是经济形态已勉强披上市场经济的外衣，而另一方面行政体制则从机制到官员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都依然带有严重的计划经济的烙印或基因。虽然其表现方式已不再是政府直接决定生产规模、产品价格和销售渠道，但政府却拥有对经济项目审批的生杀大权。

问题是，如果是纯粹的计划经济，那么经济活动虽如一潭死水，但毕竟没有寻租和腐败的土壤；相反，在经济一潭死水，人民毫无私有财产和权利的情况下，执政党的理想色彩和精神气质反而可以对人民构成吸引力。而“非典型市场经济”却既带有市场经济的外壳，又带有计划经济遗留的政府职能精髓，因而必然导致无限的腐败空间。

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是：一方面，由于政府无法退出市场而滋生了腐败的土壤和机会；另一方面，当经济危机或风险发生的时候，传统的计划经济烙印又会十分自然地跑出来，以凯恩斯主义调控或社会市场经济的名义，实际上带来的是计划经济形态的死灰复燃。

人们只要看一下这几年的一些现象，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世界经济危机发生后，四万亿投资、基建款项，最后大部分都流向了国有企业；为抑制房价疯长，各地纷纷出台强制性行政命令，有些甚至直接与户籍制度挂钩。

众所周知，现阶段的中国，正面临工业化二、三十年后必然的城市化进程和难题；为拉动内需，城镇化建设将是未来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其关键就是彻底取消户籍制度。但在抑制房价的过程中，人们却明显看到了户籍制度的死灰复燃。

一个本身荒唐的问题（如房价飞涨），不等于可以用另一个同样荒唐的手段（如行政命令和户籍制度）去解决。这种做法在本质上与凯恩斯主义或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大相径庭，其背后的原因则是多层面的。

“国进民退”背后的文化基因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实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时，许多国有企业和资产被大量贱卖，当时的“民进国退”曾引起人们的忧虑。但这几年，“国进民退”则同样引起人们忧虑，甚至是更大的忧虑。

如果说，“民进国退”是市场经济早期虽不健康，但却难以回避的历程，那么“国进民退”则折射了从体制到文化的的双重问题。从经济体制上看，如上所述，中国的政府职能还带有相当程度的计划经济基因，因此“国进民退”对许多政府官员而言似乎天经地义。

从文化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实蕴藏着相当多与市场经济不相匹配的基因。在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历程上，“国富民强”、“富国强兵”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但“富”的主体永远是“国”，而非“民”；市场经济重视个人权利和契约精神，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完全没有基础；儒家哲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衍生出小家永远服从于国家的观念，要确立“民富”思想以及私权与公权的博弈，其难度可想而知。

体制的原因加上文化基因，导致中国虽历经三十多年改革和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但一有风吹草动，计划经济和“国富”的观念立即死灰复燃。

因此，中国现阶段有两个亟待理清和重视的问题：一、不能将政府职能转型不彻底而带来的政府强势，与成熟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功能混为一谈——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可能会沾沾自喜于所谓的“政府干预”或“中国体制模式”，而延误了中国进一步改革的进程；二、须重视中国改革进程中计划经济思维死灰复燃的情况——这一体制上的痼疾，加上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一系列与市场经济不相匹配的成分，正在越来越多地使中国现阶段的改革在表面前进的背后，陷入实质上的停滞乃至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