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法不阿贵 方成公器

——――关于宪政之路与江平先生风骨的随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96 次 更新时间:2004-10-11 15: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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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将来的史家以及人民会怎样评判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法律界的学术、实务以及人物?

     

  这是一个太沉重的设问。或许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余裕、勇气以及智慧来面对它。或许我们将来可以通过制度变迁的成就来抵偿过去的债务。但那道难题就像悬在上空的达摩克里斯剑,总会给人以随时落下的悬念。

     

  当然,由历史来审理的案件是容许答辩并充分考虑客观情节的,因而评判的结果迄今也还无法预测。但有一点现在就可以确定,即:像江平先生这样大放异彩的存在,无论如何都会对今后那次无法避免的“审判者也被审判”的公堂对簿以及各自的供词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对良知进行交叉询问之际,有些人可能要说我们“愧对江平”;也有些人则会庆幸有个把守住正义底线的江老师,可以在某些方面或多或少减轻法律人的羞惭——这一点,从大家常说的“目前中国法学的精神脊梁”这句话上,已经可以略见端倪。

     

  二

     

  在一般情况下,我是以不臧否人物为举止准绳的。何况本来我也没有资格来为国内政法院校里的“江平热”凑热闹,因为自己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不存在通常所说的那种师生门户之谊)、专业是比较法社会学(虽然未必隔行如隔山,但毕竟缺乏业内同仁那样相濡以沫、相嘘以湿的日常交情),在学术辈分也是两代人,根本算不上广大袍泽故旧中的一分子。如果夸张些说,在人生轨迹上,大概只有两个特殊的接点可以勉强拿来做话由:其一、江先生遭遇不测灾祸的1957年,是鄙人自然生命的起点。但是,这样的偶然关联岂不是要让我从头到尾终生抱有“愧对江平“的念头么?其二、江先生摆脱厄运、开始在法学界叱咤风云的1979年,正是鄙人刚跨进燕园读大学本科开始专业学徒生涯的起点。但是,作为一个不成器的晚辈当然应该谨守本分,难免有些惶恐的心理反应,那里还敢冒昧地说长道短?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又胆敢公然谈论江平先生呢?其中当然有些可以从宽处理的情节,最重要的有江老师的高足龙卫球君的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促使我做出写点什么的承诺,这就是“彼此心意相通”。的确,这即使不是决定撰写这篇文章的唯一理由,至少也是最大的理由。虽然我面识江先生较晚,大概是在1994年的秋天。但与他的神交则是从1980年代末就开始了。在他“铁肩担道义”的种种壮举中,可以依稀看到职业法律家以及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之光,读他的文章也会不断产生出“彼此心意相通”那样的共鸣感。而我的很多畏友——例如贺卫方教授、梁治平教授、方流芳教授、许章润教授等又都对先生极其崇敬,这就大大加深了我对他一见如故的印象。

     

  三

     

  深感遗憾的是没有很多机会与江先生见面,聆听他那充满睿智和热忱的谈话。到这篇拙稿杀青的2003年8月为止,除了在研讨会上的有限接触外,我跟他单独相处时间较长的只有两次。一次是1995年的盛夏,在法社会学国际协会第三十一届学术大会结束之后,先生取道神户回国,我为他送行,话题偶尔涉及过孩儿的有幸与不幸。另一次是2001年的金秋,因为帮忙制作比较法学方面的电视教育节目,陪同东京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六本佳平先生对江老师进行访谈,后来又在便宴中海阔天空地闲聊,从吃上海大闸蟹的工具和技术诀窍一直说到鲁迅曾经提到过的首位吃蟹人的创新勇气。

     

  与江平先生相对,会产生如沐春风的感觉。他的两眼炯炯有神,视线也很锐利,似乎一瞥就能看穿事物的底蕴,但却并不咄咄逼人,闪烁的目光里充满了真诚和温厚。他说话底气充足,声音既洪亮又圆润,什么时候都能出口成章、妙语连珠,还时不时地幽默一番,既让别人开颜,也让自己开心。还有,他的笑容非常灿烂、笑声非常爽朗并富于感染力。这样热情洋溢的形象与他极其坎坷不幸的人生经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让我们体会到什么叫自制力、什么是乐观主义、什么算作对世界的大彻大悟、什么堪称容天下难容之物的宽广胸怀。我曾经试图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寻找历史的阴影或者胸中块垒的痕迹,但是,能观察的到的只有偶然流露的沉思和刚毅的表情。

     

  试想象一下:有个才华横溢、血气方刚的英俊青年,在留学期间以优异成绩提前完成学业,并受到各方瞩目,为了报效祖国、大展鸿图而兴冲冲地返回京城,只因响应整风的号召向组织坦陈了己见就被划入“右派”的另册,在一年之内连遭三次横祸——失去了似锦前程、失去了新婚燕尔的娇妻、继而在惩罚性体力劳动的列车事故中还失去了一条健步之腿。这是何等残忍的命运捉弄!而这个悲剧的主人公就是江平先生。从那以后二十二年间的凄风苦雨,江先生究竟是怎样挺过来的?是什么力量支撑他经受逆境的考验而得到精神升华的?

     

  谁都知道,在他淡淡吐出的“更能以平常心看待一切”这句话里,其实蕴藏着极其浓厚的“不平常”的涵义。挣扎于黄钟毁弃、瓦釜齐鸣的时代里,对高洁之士来说甚至“多活一天”也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在遭到精神放逐的那漫长的二十二年期间,可以支撑天涯沦落人的心理平衡或者乐观态度的究竟是什么?江先生是否最终接受了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家圣?朱斯特关于“言多则不治”的命题呢?似乎没有。或者他只是与所有群众共同默默地忍受着现实的压力和惯性,就像心理学研究者乔治?葛罗德说的那样:“我们并不是在生活,而是被生活”?似乎也不对。那么是相反的情形,即在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内心否定中,一个新的自我认同终于得以确立,能够使人因而卓然独立、超然物外?除此之外,究竟还有什么因素可以催化那份难得的旷达、难得的领悟?

     

  我想直接请问他,却又怕会撕开历史伤口,让他重新感受那个彻骨摧心的痛处。

     

  四

     

  但有一种冲动袭来,促使我忍不住还是要问江先生,在1957年,在孤独地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都有哪些意念才下眉头、又上心头?一腿绑着石膏定位板、两眼盯着石膏天花板的您,曾在心境深处塑造的那座石膏偶像是否也已经被那隆隆而过的列车轮子碾成了碎片?转身看到医院墙上张贴的“既来之,则安之”、“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标语,您是否会条件反射地联想到“反右”斗争中反复呼喊的口号“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会不会像喝了一口由崇高与滑稽调制而成的黑色幽默“鸡尾酒”?会不会觉得像一个醉步踏进了太虚幻境、无意间浏览了关于红楼梦里不同命运的警幻判词并领悟了有关谶语预言?有没有体味到“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古训的苦涩深意?是不是下定了决心从此在皇城根下、军都山麓恪守“莫谈国事”的告诫?或者,您真的只是后悔回国的时间比别人稍早了一点?

     

  江先生在2002年接受《环球法律评论》编辑部的访谈时曾经说过,“我这七十多年里,最刻骨铭心的时刻就是被划成右派的那一刻,至今有时还在梦中杂乱地回放着那惊心动魄的情景,醒来仍心有余悸”。这一句大实话,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但江平之所以为江平,就是因为即使身处极端的逆境,他内心深处的希望之火也从未熄灭。在日复一日的白眼和冷面当中,虽然被剥夺了钻研学术的权利,但他还是坚持把从苏联带回来的各种法学著作保留了十年、三千六百天。即使在禁书烧书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虽然忍痛向废品收购站贱卖了自己所有的典籍,但仍然挑出一本俄文版的《资产阶级国家民商法》珍藏了起来,又保留了十二年、四千三百二十一天。这样执著的行为背后一定存在着更加执著的理念——相信法治终究要战胜人治,相信全能国家不可能取代市民社会,相信自由贸易的洪流势必冲决闭关锁国的堤防。显然,江平先生是个有明确的目的意识的人。

     

  然而,我们知道,爱情是超越于目的的。真正的爱情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服从任何其他的目的。因此,也许被组织强迫离婚这样荒诞的暴举对一个青年才俊的打击,远比事业上的重挫以及身体上的重伤都更沉重得多。这一点不必细说,只要看江先生在人生黄金段的十五年时光里一直鳏居未婚的事实就足够了。直到1972年下放到安徽农村劳动之后,他才终于有幸重建家庭、生儿育女。在延庆中学任教期间,由于夫妻分居两地,江老师是自己一手把儿子带大的。或许只有苏轼在《洗儿》中留下的诗句最切合他当时的心境吧——“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连豁达豪放的东坡先生也曾发过这样断肠的牢骚,可想而知,古往今来的中国官场出现过多少整人的人、误事的事!

     

  五

     

  但江先生似乎还是比东坡先生幸运,最终并没有“被聪明误一生”。所以在七十寿筵上他致辞时说了这样的话:“上苍总算是‘公平’的。1957年以后,给了我整整22年的逆境,又给了我整整22年的顺境”。

     

  从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复办、教员复职开始,江先生终于有机会在事业上施展平生的抱负。他讲的专业课受到学生普遍欢迎,研究成果也博得好评如潮;主持全校教学后,又开创一代新风气,使许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在私法方面,与佟柔先生、王家福先生、魏振瀛先生等共同起草了民法通则,并参与许多民商事规范的制定;在公法方面,与罗豪才先生、应松年先生等协作起草了行政诉讼法;这样以个人权利的保障为纽带把社会与国家紧密联结起来的制度安排一旦确立,也就为再次编纂现代法典体系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时至1988年的春天,江先生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的代表,接着又被推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随后又被任命为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达到人生辉煌的颠峰。

     

  但是,1989年之后,国内外局势丕变,江平先生也挂冠而去、归隐校园。对此他仍然以平常心处之,无怨无悔,只是多了两句口头禅,曰“知耻而后勇”,曰“只向真理低头”。其中并没有任何愤世嫉俗的情绪化反应,只是昭示了一个职业法律家兼公共知识分子的风骨而已。由此我不禁想起具有哲人气质的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的一段话:“最高境界的处世艺术是不妥协却能适应现实。而极端不幸的个人素质是尽管不断地妥协却总是达不到适应现实的程度”。与那些不断摇摆却满腹牢骚的风派人物相比较,似乎可以说江先生是达到了齐美尔所欣赏的那种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妥协而又能适应社会现实的处世境界的高人。

     

  由于在大是大非上不妥协,所以问心无愧、发言坦然。由于在小异小节上能适应,所以随缘合群、行事比较融通无碍。难怪在遭到“左迁”的1990年代,江平先生的威信反倒更高、事业越来越忙、在各方面的人气也都日益旺盛。突然我意识到,莫非想提的问题的主要答案就在这里?或许在1957年江先生付出失去一切那样极端昂贵的代价而得到的,正是对上述人生最高境界的领悟?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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