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冷静认识自己 客观看待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2 次 更新时间:2011-08-11 10:00:18

胡舒立   钱颖一 (进入专栏)  

  

  1994年9月,当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校园里首次遇到钱颖一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国留美经济学者的骄傲了:清华出身,上过哥伦比亚和耶鲁大学,哈佛博士,而且在斯坦福经济系任教。一系列的一流背景组合在一起,在当时,对中国人是太少了也太难了。

  我们那时就成了朋友,常交谈,记得我回国前,他还专门请我去当地最好的中餐馆吃饭。交谈得多了,我受益不小。但对他做事有些过于认真的方式有些不解——我记得自己约过多次稿,颖一却从不答应,称不愿意轻易写文章。我问为什么,并且举了克鲁格曼的例子,颖一说,那他是成精了呀。我还差得远呢,我只能写想清楚了并且能讲清楚的事情,不敢随便写,所以无法答应我。我只能遗憾—这么成功的人,怎么还这么认真呢?

  15年过去了,钱颖一更为成功了。他成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终身教授,接任前任总理朱镕基当了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在国内外发表了更多的论文,并且出版了更多的专业学术著作。不过,他还是一如既往地认真或说较真,不轻易接受采访高谈阔论,很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一如既往地对中国和世界重大经济问题进行思考,而且常有振聋发聩之语。他的“出声率”不高,但每出声便引人注目,令我深思。几个月前看到颖一在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上的讲话,不长,但意味深长,很震动。我明白因为时间限制,他没能展开地谈,更明白他对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信念缺失时期的中国发展,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终于找到一个周末,我请《比较》杂志执行编辑肖梦“助战”,和颖一有了这次对话。

  想说明,在我曾经采访过的许多人中,颖一是罕有的、非常喜欢说“这事我不知道答案”的人。那种决绝有时让提问者失望。不过,他谈“知道答案”的事,总是谈得很清楚。正因为此,在这个刚刚经历了金融海啸、人们多少有些茫然的时代,我觉得他谈中国、谈世界,谈发展方向,许多见解是值得体味的。

  

  路径、目标、价值

  

  胡舒立:我们认为,30多年改革的经验,概而言之,无非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各界对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发生了不少争议和分歧。你怎么看?

  钱颖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是改革要达到的目标。中国在过去30年中,在市场经济改革方面进展最突出,但这三个目标都还没有达到,还有很艰巨的路要走。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都是制度安排,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或价值。人类的终极价值,是诸如自由、福利、正义等最终目的。这些制度安排是实现这些价值的机制。历史经验表明,正是在这些制度之下,人可以享受到最大范围的自由,发挥最大程度的创造性,生产力得到最大的提升,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会矛盾可以通过可预见的规则缓和与调解,人有尊严,社会有公正。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受到广泛认可,就是因为它们可以实现人的这些终极价值。另一方面,各国在实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方式上和路径选择上可以是不同的,这是因为各国历史和文化的不同。中国的改革就有中国特色,它反映在中国的改革路径有不同于他国的特点。

  

  胡舒立:是的,中国距离社会发展的目标还比较远,还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那么,在你看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钱颖一:中国30多年来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验,从与这之前30年对比中就可以发现,是简单的三条: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再简单一点,可以概括为“放开”和“开放”两方面:前两条是“放开”,后一条是“开放”。当然,改革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如果我们问,哪些是与改革前最不相同但又是促使改革成功的最关键因素?那我的回答就是这三条。

  3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作为中国人,我们深感自豪。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与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距离,还应继续改革。由于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应该承认,对于建设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我们经验很少,还需要虚心学习。

  我看了今年第4期《中国改革》上你的“对话”专栏。其中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先生提出,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展有“四大不协调”:一是改革滞后于开放,二是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三是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四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他说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核心在于政府改革。他的观察是客观的,他的判断也是中肯的。目前,中国出现的很多问题,关键就在于政府改革不到位。具体说就是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的关系中,政府权力过大,缺乏约束和监督,导致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受到阻碍,而政府改革不到位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不足。

  

  冷静认识自己

  

  胡舒立: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在世界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钱颖一:中国在这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中表现突出,经济的相对实力大大提高,受到举世关注,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沾沾自喜。今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几乎没有悬念。现在问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

  中国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5万亿美元(按照1美元等于6.8元人民币计算),美国是14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35%。未来十几年内,如果中美两国GDP增长幅度之差、中美两国通货膨胀率之差,以及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比率三项之和,其年均值不低于7个百分点的话(比如中国增长速度为8%,美国为3%,两国通货膨胀率相同,人民币每年相对与美元升值2%),就需要16年,即到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当时美国的经济总量。如果不用名义汇率而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2008年GDP则是美国的57%。如果中美两国GDP增长幅度之差平均为6个百分点的话,那么需要10年,即到2018年,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

  在十年前,当我给出这些预测数字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相信。如果说在十年前这种预测实现的概率为10%的话,那么今天这个概率就可能成为90%了。但是,先决条件是:中国必须在未来的十几年中,持续保持上述增长速度。

  

  胡舒立:那经济总量大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

  钱颖一:经济总量大是有意义的。总量与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关,与公司经营时考虑的市场规模有关,甚至如奥运会金牌总数,也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有关。更值得关注的是,经济总量大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说话分量就不同,更有可能改变游戏规则。

  但总量大也有大的难处。比如加入WTO时,正是因为中国的总量大,入世条件就更为苛刻。同时,经济总量大,国际各方面对中国的预期也不一样,要求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总量大还会带来一些问题。国家的规模也是一种资源。我们国内的通信业、银行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确实受惠于国内市场的规模。但是正如“资源诅咒”一样,规模大也会有不利一面。在国家层面,大往往会促使搞产业政策、制定自己标准的冲动。在企业层面,因为国内市场大,“走出去”的动力就不足。这些事情在小国,比如新加坡,就不大可能发生,它们更自然地遵从国际市场的竞争规则,所以也不容易犯错误。

  

  胡舒立:那中国经济增长如此之快,中国的发展可以“休整”一下吗?有些人说,“发展不是硬道理”了。

  钱颖一:中国的经济发展的道路还很长远。30年前中国是低收入国家,现在算是低中等收入国家,还没到达中等收入阶段。尽管中国现在遇到了很多问题,但还是要力求在发展中解决。我们不应被总量所误导。如果今年我们的GDP总额超过日本,由于中国人口是日本人口的10倍还多,所以人均收入仍然不足日本的十分之一。即使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时候,由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5倍,中国的人均GDP仍然只是美国的4.5分之一。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高速增长30年之后,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依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全世界排名中仍在100名左右。在大国中,中国人均GDP虽然高于印度,但是低于巴西。

  

  胡舒立: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幸福感是否也增强呢?

  钱颖一:经济发展水平和幸福感的关系比想象的要复杂。研究表明,陷于贫困的人肯定是不幸福的,但非常富有的人未必幸福。从跨国比较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大致与幸福感有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在同一收入水平组之中,情况就微妙了。我看到的民意调查表明,欧洲各国中幸福感最低的是法国人,幸福感最高的是荷兰人;而在亚洲,幸福感最高的是印度人,最低的是中国人。就中国人而言,农村人的幸福感普遍比城市人高,尽管城市的人均收入比农村人高出三倍多。

  我曾经请教过卡尼曼这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他说这一点都不奇怪,通常经济增长速度快的国家,人们的幸福感偏低,因为人们不满足现状,期望更好。城市的幸福感比农村要低,是因为城市人觉得,周围的人都比他更富有,而在农村,这种比较就不那么经常。他说这些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

  

  胡舒立:如果拿中国与外国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发展并不均衡。与国际上比较,城市差不多,但一旦离开了城市繁华地带,不但是农村,即使是城郊,差别都特别大。你怎么看待这种情况?

  钱颖一: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已经相当繁华,大都是在过去一二十年建设的。一些国内旅游者到了发达国家,发现它们的机场、基础设施、高楼大厦还没有我们的新,没有我们的现代化,于是就忽然觉得中国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全面比较两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并不是比较城市的繁华地带,更加客观的是比较“中间值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就是把所有人的收入从少到多按序排开,看位居中间的那个人的生活水平。

  就“中间值收入者”而言,中国的这个人目前还生活在农村,而在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这个人早已经居住在城市了。解决发展不均衡的惟一办法就是城市化,使“中间值收入者”和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

  

  客观看待世界

  

  胡舒立:谈这一切,特别是谈如何认识今天的中国,是离不开现在的全球经济大背景的。这次金融危机来势凶猛,对中国、对世界,方方面面都有重大冲击。你怎么看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钱颖一:过去二三十年中,比较大的金融危机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比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但这次金融危机跟过去二三十年中的危机都不一样,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先是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后来演变成整个金融业的危机。最近又蔓延到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目前日本的主权债务也很高,经济很脆弱。有意思的是,不仅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没有受到多少直接的伤害,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多少伤害。事实上,亚洲、非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表现都不错。所以,这次危机根本就是发达国家的“病”,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病”。

  这显然与发达国家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中的缺陷有关,也同发达国家的政府不负责任的举债支出有关。相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本来就不发达,而且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汲取了过去的教训,不再靠通货膨胀来弥补财政赤字,并且采取谨慎的财政政策,大量增加外汇储备以防范风险。所以这次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十分有限,这与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胡舒立:对,这是发达国家、成熟市场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灾祸—成人病吧,但这使市场弊端暴露得比较清楚,也必然引起人们对市场体制的反思。

  钱颖一:发达国家应该认真总结教训,我们也应该历史地看问题。这并不是发达国家第一次经历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是最严重的一次。我想追溯一下80年前的一段历史。那是1928年至1937年的十年。我们现在对“老上海”的记忆,就是那个“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抗日战争之前的十年。那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快。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却是另一番景象。在美国,1929年股市崩盘,1930年代银行大量倒闭,随后是经济大萧条,失业率高达25%。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情况类似。而恰恰在同时,苏联终结了实施若干年的“新经济政策”,于1928年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接着又在1933年至1937年期间实施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势头非常迅猛,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大萧条形成鲜明对比。

  当时计划经济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暴露,一般人也看不到,而市场经济的弊端,反而看得清楚。但也正是在那个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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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改革》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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