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知识体系，又是一种社会活动，其发生、发展总是与人类需求、社会利益相关，因而，与价值不可分离。当代科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向物质世界更深更广的层面探索，更依赖数学演算和先进的实验室、技术手段；另一方面，转向研究、干预人类自身的生命体和生命活动。两者都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价值指向。在科技史上，科学的工具性价值和求真性价值始终存在，且经常发生不同的价值取向之争。在当代人类终极性关怀上，又扩展、演化为社会层面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争。

科学的价值问题很早就有人提出，对这个问题已有不少研究和分析，但一直存在不同的见解与争论。当代的科学技术发展迅猛，不时地引发出科技与伦理、科技与人文之争，显然，这与科学的价值及其取向问题不无关系。

科学的内在价值

一方面科学逐渐地摆脱附着在其上的“非科学”的虚幻的混杂的因素；另一方面日益显露其理性（追求真理）和工具性（效用）的双重价值。这两种价值随着科学的长足进展而并行不悖，越来越展现出它自身的无比魅力。

经常有这样一种说法：科学只是探求事实真理，与价值无关，科学知识是中性的。确实，如果把科学仅看成是揭示、描述事物的内在本质关系的知识体系，是科学研究的认知结晶，似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然而，科学不只是一种知识体系，还是一种社会活动，与经济、政治、人文等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与促进。科学的发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人类的需要、社会的利益要求结合在一起的，科学不可能与价值分离。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古时的埃及和阿比西尼亚的国王，把埃及的土地以同样大小的正方形分配给所有的人，以此收缴土地租金，如果尼罗河水冲跑了某人的土地的一部分，就要马上报告，国王会派人去调查和测量，以减少相应的租税征缴，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做法，埃及才首创了测量土地的方法与规则，希腊人又从那里学到了这种方法与规则，并演变为几何学体系。同样，天文学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是由于农业生产或人们命运的占卜等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在公元前的西方，天文学甚至与占星术是同义的。所以，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在对科学予以抨击时指出：一切科学的起源都出于卑鄙的目的：天文学出于占星术迷信，几何学出于贪婪，物理学出于无聊的好奇。虽然语出尖刻，却不无深意，揭示了科学总是与社会的功利、人类的习性、心理需求等息息相关。

在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漫长岁月中，理论形态的科学是寓于自然哲学、自然神学之中的，这时的科学研究主要是以分散的独立的个体自由探索的活动为主，科学的认识既具有直观性，又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另一方面，带有强烈应用意向和功能的技术发明，作为与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经验集成，则基本上是与科学理论研究相分离。因此，前科学时期的科学，整体上讲内在地孕育、滋生着两种价值：追求真理的理性价值，讲究效用的工具性价值。但这两种价值并不彰显，后者的效用十分有限，而前者（科学理性）则附魅于哲学、宗教、经验的价值系统之中。

近代科学从哲学、神学中脱胎之际，科学的主流形式尽管仍然为宗教的经验的价值所裹挟，但已经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科学不再是粗糙、直观的观察和纯粹的思辨，而是运用了实验的手段和较精细的观察（望远镜等科学仪器）。科学不再是与神学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陈旧的宇宙目的论的理论，而是主张自然界自在的实际因果关系的新理论概念，如牛顿的力学理论，虽然还承认上帝是自然界的创立者，但把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视为自然规律使然，而不再是上帝意志的安排。17世纪由开普勒、伽利略开创的科学实验，为英国哲学家培根所充分张扬，培根强调：科学应该完全建立在经验知识和归纳逻辑之上。略后于培根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则十分强调理性的逻辑演绎，他在怀疑经验知识的同时把运用数学法则看作人类理性的最高法则。两者虽有不同，但推崇理性思维的力量则是一致的。这两者的结合，造就了西方近代最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以及他的万有引力科学理论的诞生。以牛顿经典科学理论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不仅使科学理性价值大大增强，而且为西方启蒙运动和科学未来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8世纪大机器工业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盛行，进一步为科学搭建了大显身手的广阔现实舞台，科学与技术开始联手，此后的一两百年，科学不仅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的创建，而且还展示出其巨大的实用效应。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科技日益成为生产力的要素，成为不可小视的独立发展力量，并且和人的因素紧密关联，以物的形式表达着人与人的关系。借着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科学真正走上了祛魅的道路。

科学祛魅的重要意义有两方面：一方面使它逐渐地摆脱附着在其上的“非科学”的虚幻的混杂的因素；另一方面日益显露其理性（追求真理）和工具性（效用）的双重价值。前者体现的是精神性的价值，后者主要表达为功利性的作用。这两种价值随着科学的长足进展而并行不悖，越来越展现出它自身的无比魅力。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他当时所指的“知识”，决不仅仅指科学知识，因为他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这样的话。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却预示着科学的未来对社会将起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在科学开始崭露头角又尚未雄起时，科学从原先雌伏于神学而进入到与之分庭抗礼，各自划分疆界，以求互不相干的共存。然而，一旦科学完全冲决了神学的藩篱，迸发出不可抑制的强大力量时，它就开始以真理的代表乃至权威的面目出现。科学在一个又一个的相关领域取得骄人的成就，科学理论基础上的技术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科技成果的应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科学的观念、理念渗透到社会的组织、结构、制度等层面，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时至今日，科学已成为当代的主流文化，在西方，甚至被一些学者视为“意识形态”，它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起着深刻的价值导向作用。

当代科技特征及价值指向

科学达到的认知水准和具备的技术能力，并不表明它足以预见科技应用对社会的深远影响，更无法深入解答人类的终极价值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产生了我们今天不时出现的科技与伦理、科学与人文的冲突。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更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20世纪初，由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为代表拉开了科学理论重大创新的序幕。20世纪中叶，分子生物学等新兴学科以及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等高新技术相继涌现，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局面。科学对物质世界探索的拓展与深入，以及伴随而起的技术革命，其效应是巨大的，前所未有的。

当代的科学技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两大特征。

第一，研究的对象大为拓展，研究的理论、方法有所变化。当今的科学在探索外在世界的奥秘上，正朝着更深更广的层面进展。与此相应，根植在传统物理学之上的科学理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理论首先打破了以往牛顿经典理论的一统天下，随后源源不断地涌现了各种新的理论（大爆炸宇宙论、统一场论、测不准理论、混沌理论等等），这些大都是理论假说，带有不少猜测的成分。面对宏远而又细微尺度的物质世界，依靠以往直观的观察和一般实验室的方法已难以奏效，于是一方面更加依赖数学演算工具，用方程式去部分地取代传统物理学关于宇宙的模式结构；另一方面是加强实验室（微世界）的建设，并发展相应的更为强大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射电望远镜、电子计算机、高能加速器等），以期获得更为精密与可控的研究方式。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理性的推演更为深化，理论与技术的结合更为紧密。然而，这种局部的精确与整体抽象演算的结合，往往呈现出复杂而又难以把握的状态。

第二，更注重人类自身的生命体与生命活动的研究。分子生物学的建立和生物技术的革命，不仅极大地改变了生物学的面貌，推进了生命科学的发展，带动了诸如基因工程产业的兴起，而且还导致科学家进一步去探索和干预人类自身的生命体及其生命活动（从人类的生殖、生育、遗传、医疗、保健乃至死亡），用新技术（人工生殖技术、生育控制技术、遗传服务技术、基因治疗、胚胎干细胞、生殖性克隆、脑死亡诊断等）去调控人的生命进程或改变人的生命性状。

上述两种科技特征，从根本上讲，反映了人类推进科学技术的价值指向：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物质、能量，改变自身的生命体征与质量，以求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只不过前者是指向外在的物质世界，后者是直指人自身的生命体。这两方面的变化虽然深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价值，但并不意味着科学能自觉地认识其中的利弊以及“实然”和“应然”的复杂关系。这就是说，科学达到的认知水准和具备的技术能力，并不表明它足以预见科技应用对社会的深远影响，更无法深入解答人类的终极价值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产生了我们今天不时出现的科技与伦理、科学与人文的冲突。

当今的人类面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生存与发展上，存在着机遇和危机的双重因素，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似有盲目、失控的态势；另一方面，科技的效应越来越重大，既有正面的作用，又潜在着不容小觑的负面效应。原子核能的误用或失控滥用，会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危害；毫微技术的差错则可能引起社会系统（组织、信息、管理、金融等）的莫大混乱与损害，而基因重组技术可能使生态系统以及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与危害。

当前的生物技术在干预、介入人的生命过程时，存在令人担忧的各种问题，例如现在对人类基因组的认识尚未达到实际治疗的地步，如果仓促应用就会直接危害对象的生命健康；而像生殖性克隆技术，如果推广实施的话，完全是无视人的尊严这样的基本价值理念、与社会公益原则背道而驰的行为。这里的问题并不像有些人简单地归结为只是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冲突，因为科学与价值始终存在着无法分割的关系，尤其是在当代，科学更是以为人类造福的名义而进展。所以，这是一个在涉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性关怀中，以怎样的价值理念来看待，做出怎样的价值选择和取向的问题。

科学的不同价值取向

当今社会往往表现出这样的悖论：科技改变着社会，却失却了人生的目标；科技给人们带来生活的便利，却令人更为焦虑。于是，科学家们内部的价值争议就扩展、演化为社会层面上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争。

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理论物理学家理查德·菲曼在“科学的价值”演讲中认为，科学具有这样几点价值：（1）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2）能提供智慧与思辨的享受；（3）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概念。我认为确实如此，但是这些价值从根本上说，是出自科学内在的双重价值：工具性价值和理性价值。

在科技发展史上，科学始终存在着这样的双重价值或二元价值。前科学时期，这种二元价值十分明显，这是因为，当时的科学与技术基本上是分离的，科学纯粹是一种出于好奇和兴趣的探索真理的精神活动，而技术则与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应用性历来十分明显。

近代科学的产生，由于演绎的、归纳的、抽象的、分析的、还原的科学思维方式和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经验实证方法日臻纯熟，理论创新和技术发明不断地产生，使得科学的理性－求真性十分鲜明。每一次科学革命所产生的科学理论，都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并改变着人们的重大观念。因此，科学理性的求真价值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20世纪初法国科学家彭加勒说：追求真理应该是科学活动的目标，而且是值得我们活动的唯一的目的。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这种以追求真理为鹄的科学精神与内在动力，科学是很难获得理论上的重大建树与创见的，如果没有体现真理的科学理论，也不可能对人类社会产生如

此重大的思想认识上的影响。另一方面，之所以把科学的求真，科学的理性视为价值，也正是因为科学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释放着人类潜在的智慧与能力，表达出自由自觉的精神意向，这是符合人的求真本性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今科学的求真价值却有弱化的倾向。由于科学研究对象的日趋复杂和细化，科学理论的演变不得不由原先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带有精确性的逻辑思维，过渡到某种高水准的理论猜测或头脑中的思想实验，因而，一些科学家原先追求真理的信心有所动摇，对把握真理的信念发生怀疑，从而不再把追求真理作为目标，而是只注重“微世界”的研究，通过带有局部性的实验室研究，去追求适应社会需求的技术发展。这就遮蔽了科学本身所固有的求真价值。

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化、市场化的现代性需求与社会氛围，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转向为实际应用的步伐越来越快，在企业利润、政治利益、国家实力的需求等影响下，带有急功近利色彩的工具性倾向则日益彰显。

无庸讳言，当代科技的现实状况是工具性倾向越来越增强，而求真性越来越淡化。但是，求真性淡化并不说明科学的真理性消失，只是这一不计功利的可贵求真精神被日益浓厚的带有强烈功利意向的技术行为所遮蔽，以至于人们在强调科技的重要性时，眼中看到的只是生产力和物质财富，心中想到的只是科学知识、方法和技能，而把追求真理这一符合人类本真天性的可贵精神置之脑后。人们忘却了唯有以求真为内核的科学精神才得以创建伟大的科学理论，许多重大的技术都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求真性的价值还不止此，它还会促进人类理性的深入发展，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得到丰富和升华。

不管怎样，科学的二元价值依然存在，对两者孰轻孰重的争议也不少。加之科学并不是在真空中独自运行，科学活动在与其它的社会活动的互动中，尤其是当代的科技被人们普遍看好，视为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的途径时，无可避免地又与终极性的人文关怀联系在一起。英国学者斯诺在《两种文化》中就十分强调科学的工具性价值，认为只有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才能增加财富，使人摆脱贫穷；法国科学家彭加勒则代表了另一种意见，他认为，努力减轻人类的痛苦是必要的，但世界一日不灭，痛苦就不会断，而使人们摆脱物质烦恼的积极方法之一，就是在追求真理的研究和思考中去享有自由。这样的争论连绵不绝，反映了科学内部的价值取向之争，这种争论无疑是与自觉关心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性价值密切相关的。

科学越是迅速地发展，越是加快转化为应用的步伐，越是具有巨大的效应，终极性价值层面的问题就越突出。然而，科技本身并不研究这样的价值问题。当今社会往往表现出这样的悖论：科技改变着社会，却失却了人生的目标；科技给人们带来生活的便利，却令人更为焦虑。于是，科学家们内部的价值争议就扩展、演化为社会层面上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者从实质上讲，是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人类终极关怀问题上的反映，前者一方面诉诸于工具性，认为只要借助科技就有望解决人们的生存困境，可以改善自身的生命质量，另一方面又诉诸于科学理性，认为只要依靠科学理性，就可以掌握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奥秘。而后者主要是探寻人的生命价值及其意义所在，强调的是维护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重视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与可持续的发展，以及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并且认为这些问题并非科学理性所能完全把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争议，往往具体表现为科学与伦理道德、科学与人文的争论。

在伦理道德角度，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有人大声疾呼：科学家、科技工作者应该担负起社会责任，科学家应该有良知和德性。这种要求当然是合理的，但在今天企业与企业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生存竞争十分激烈的情形下，要求从事科技的工作者既要专心致志地进行研究，争取快出成果，又要他们静下心来对其科技应用的后果及深远的社会效应作终极性的思考，实在有点勉为其难。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科学工作者可以就此放弃他们的责任，可以丢弃终极关怀的价值理念。关键是，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其他的人，都应该树立起正确的科学价值认识，那就是既认识到应该让科学充分发挥它的“工具理性”功能，又清醒地意识到“工具理性”的局限性。同样，“价值理性”也不可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它只能起到某种启发思考和引导、规范的作用。因此，归根结底要做到两点：一个是增强人们的基本价值理念与科技伦理原则的意识，使人们明白，科学技术可行的，不一定就是应该做的，在科技转化为应用时，要警觉是否存在违背人们根本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另一个就是使科技与人文携起手来，相互尊重，平等交流和沟通，然后各展其长，共生互补。总之，从价值角度讲，当今的科学不能回避人类的终极价值问题，但必须协调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者的关系，只有这样，科学才得以健康地发展，并真正造福于人类。

讲演者小传

徐宗良1951年生于上海。1987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应用伦理中心副主任，上海市自然辩证法学会理事，上海市哲学学会理事，全国医学伦理学学会理事，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伦理、法律、社会研究部副主任等职。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科技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与教学，研究方向是科技进步与现代文明，独自撰写和合著的专著多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