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48 次 更新时间:2011-08-10 1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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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 (进入专栏)  

  

  编者按:本刊在2001年第6期发表了钱颖一教授的《经济学科在美国》一文受到热烈反响,多家报纸和许多网站纷纷转载。一些读者表示,这篇文章对于他们了解美国经济学科教育的情况是非常有意义的信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代,教育部门不久前提出了“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目的是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战,按照“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培养专门人才。经济学(包括金融)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学科。如何使我国经济学人才培养适应时代的需要,使我国的经济学学科建设与现代经济学接轨,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我们特邀约钱颖一教授讲述什么是现代经济学,如何理解现代经济学,以祝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办第100期为纪念。

  

  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是二十多年来推动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我国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直接力量。20年来,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市场经济体系正在全面建立。伴随着这一过程,现代经济学科的各个分支领域逐步被介绍到我国,并在高校讲授。今天,随着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经济必然要全方位地与国际接轨并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经济改革和开放也将上一个新的阶梯。这一大趋势呼唤着我们的经济学学科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与现代经济学接轨。为此,比较完整和准确地理解什么是现代经济学就恰逢其时。

  

  一、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我们把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称为现代经济学。[2]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现代经济学以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为核心内容,而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是目前唯一可持续的经济体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某国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然而,这样说并不排斥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实际上,做研究时必须要考虑到某地某时的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

  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

  首先,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的看问题的角度或曰“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3]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激励)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表,却实际上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所以我们会听到人们惊叹:“我怎么没有想到?”经济学的这些视角起初是研究纯粹的经济行为的,后来被延伸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诸如选举、政体、家庭、婚姻等问题。

  第二,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或“基准点”。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 Theorem)([3], [7]),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6]),和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 Theorem)([17])都被经济学家用作他们分析的基准点。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阿罗(Kenneth Arrow)曾经说过: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每一个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与现实不符,但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最有用的经济学理论之一。他的意思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有用的参照系,就像无摩擦状态中的力学定理一样,尽管无摩擦假定显然是不现实的。把这些基本定理定位于参照系有助于澄清两种常见的误解:一种是以为这些定理描述的就是现实世界,因此将它们到处套用。却不知在通常情况下它们是用来作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与现实的距离因地而异。另一种是因为观察到这些定理与现实的差距而认为它们都是胡言乱语,因此认为毫无所用。却不知它们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为解释现实的进一步理论提供参照系。

  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生的时候,韦茨曼(Martin Weitzman)教授问我,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究竟有什么区别?他研究比较经济制度,经常去苏联访问,问这个问题是从与苏联经济学家交往中有感而发。韦茨曼的回答是,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我们常见到,一些记者洞察力很强,有经济头脑,写的文章又非常有感染力。然而,他们与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往往是因没有参照系而会显得分析缺乏主线和深度。

  第三,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试举几例说明。第一例是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起初,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问题,后来又用它来分析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不仅可用它来研究市场扭曲问题,也可用它来研究市场失灵问题和收入分配的福利分析等问题。第二例是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的重叠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25])。这一模型考虑到人生命的有限性和代际之间的市场的不完备性,因此成为研究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有用的分析工具。第三例是格罗斯曼(Sanford Grossman)、哈特(Oliver Hart)和穆尔(John Moore)的所有权-控制权模型([11], [12])。它是分析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对信息获得的影响,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非常有效的工具。第四例是拉丰(Jean-Jacques Laffont)和梯若(Jean Tirole)的非对称信息模型([16])。它用来分析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配置效率”和“信息租金”之间存在的利弊得失交换。这一工具被用来分析组织内部的共谋问题,政府的行业规制(比如电信业)问题,以及集权和分权的利弊问题。第五例是戴蒙德(Douglas Diamond)和迪布维格(Philip Dybvig)的银行挤兑模型([8])。这一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多重均衡点,除了好的均衡以外,还有类似于“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坏的均衡点:因为别人去挤兑,所以我也要挤兑。这一模型对研究金融危机和金融体制的脆弱性这类问题很有用。以上五个例子中的模型都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广泛用来作为分析工具,并被证明是极其有用的。

  这三部分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一个人受现代经济学理论训练时所接受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关键所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种由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构成的分析框架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新鲜的经济学名词和概念的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任意套用这些名词和概念,而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

  上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在这方面,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比如,社会学中没有一个主导性的范式。多元化虽然可贵,但由于缺乏一致的分析框架,学科的发展会大受局限。政治学的现状则介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虽然目前政治学有明显的朝经济学方向发展的趋势,比如,“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学派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学的问题,其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但它在政治学中还不是唯一的范式。现代经济学趋同于一种范式,有利亦有弊,但到目前为止,经济学从中的受益远远大于损失:正是由于经济学的这一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使得经济学相对于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

  

  二、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作用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现在几乎每一个经济学领域都用到数学,有的领域多些,有的领域少些,而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现代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下面我们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实证(empirical,又译经验)研究两方面来具体看一下数学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借助数学模型至少有三个优势:其一是前提假定用数学语言描述得一清二楚。其二是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其三是可以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运用数学模型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减少无用争论,并且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

  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至少有三: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发展出可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做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可以得出定量性结论,并分别确定它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

  讲到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重要作用时需要澄清两点。一是确有不少好的经济学的初步想法或猜想一时还难以用精确的数学模型表示,因此用非数学语言写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应视作“前期产品”。初步的原创思想往往需要后继者用数学模型表述,在此基础上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取得明确的、有预测性的理论结果后,才会影响深远。试举两例说明。第一例是张五常(Steven Cheung)在20世纪60年代末有关佃农制(即农民与地主用固定比例分成)的研究,他对交易成本对不同合同形式的选择作用提出开创性论识([5])。后来,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1974年的数学模型精确地分析了激励与风险分担的交换对农民与地主在土地租赁合同选择的影响([29])。一方面,张五常的想法是开创性的,后来的数学模型中相当多的成分都与那些想法有关。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后来的数学模型,人们的认识不仅只局限在农业土地问题上,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论说也只是一种不大精确的概念。正是后来的数学抽象使得激励理论与合同理论迅速发展到其他领域。比如,詹森(Michael Jensen)和梅克林(William Meckling)于1976年发表的论文——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债权和股权的分配问题([1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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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总1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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