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结构性矛盾与战略性焦虑

——中美关系的重大风险及其破解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0 次 更新时间:2011-08-09 11: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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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2009-2011年中美关系大起大落的事实表明,随着中美实力对比和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中美结构性矛盾愈益突出,美国对华战略焦虑感亦随之上升。二者相互作用,使中美关系的潜在风险增大。本文试图从分析结构性矛盾和战略性焦虑的源头及最新表现入手,提出若干新思路,以求破解中美关系风险,推动中美关系朝长期战略稳定方向发展。

  

  中美关系发展迄今,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形态、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之间和平共处的历史新篇。但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军事现代化加速发展、发展模式日臻成熟,美国对中国的警惕、戒备和防范随之加码,中美结构性矛盾变得更加突出,并由此引发双方战略心态相应生变。二者相互作用,使中美关系的风险性空前增大。如何控制并加以破解,是中美关系下一步发展必须思考的重大战略性问题。

  

  一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在2009-2011年出现了建交以来罕见的戏剧性变化。尽管起伏不定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常态,但从2009年两国关系“高开高走”到2010年“急转直下”再到2011年初“复归平静”,如此大幅度、高频度的跌宕起伏仍让世人瞩目、国人忧心。1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成功访美并同奥巴马总统就共同建设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但这一共识能否真正得到落实,中美长期战略稳定关系能否最终实现,人们心中并没有底。相反,战略界对“中美战略较量难以避免”的担心仍在加剧;官方则有意推动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各种机制交替进行,并积极谋划高层互访,多少显示以“办活动”来“对冲”中美潜在风险的意味。

  中美关系出现这一新现象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和认知性矛盾开始发酵。前者是中美实力地位变化带来的客观结果,后者是两国战略心态变化引发的主观反应。二者共同作用,自然使中美矛盾的全面性、深刻性和危险性不同以往,容易让人对两国关系的未来信心不足。

  先看结构性矛盾。所谓结构性矛盾,是指那些长期形成、严重掣肘两国关系发展、单凭主观意愿难以轻易化解的问题。就中美关系而言,包括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崛起大国与守成霸权国之间的矛盾。也即是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和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等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经典论著中反复提及的命题。尽管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角度看,崛起国同霸权国的“天然冲突”难以避免是个“伪命题”,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和近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似乎证明其合理性,而那些试图破解这一命题的学派和学者长期处于下风,最终使大国崛起必然挑战霸权国、后兴大国必然打乱国际秩序等论调具有经久的影响力。自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始,美国及西方一些学者即套用这一“定理”或“范式”分析中美关系。但因对中国崛起前景将信将疑甚至不看好,冷战后十多年西方政要、战略界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更多是心理上、理论上或逻辑上的。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各种“中国崩溃论”的相继破产,中国崛起骤然从“将来时”变成“现在进行时”,中国崛起的挑战也一夜间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这种挑战的严峻性又因金融危机而放大,一面是美国经济发展“停滞了三年”,一面是中国经济崛起、经济总量超日本而成世界第二“提前了五年”,[1]一进一退之间,中美力量对比的相对差急剧缩小,由此使中美关系的性质从“超”、“强”关系升格为“老大”与“老二”关系,中美“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矛盾首次具有了真实的意义。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几乎所有问题都由这一基本矛盾派生或与之相关,如何破解这一结构性矛盾,已历史性地提上日程。

  二是地缘政治的矛盾。作为被两洋环绕的“海岛国家”,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即将西太平洋和欧亚大陆视作其全球地缘战略的两大支轴。前者是确保实力的根基,后者是霸权扩张的平台。作为身处欧亚大陆腹地、面向西太平洋的中国,自然与美国构成某种地缘政治矛盾。美国战略界一些人士(如罗伯特·罗斯等人)反复强调中国是“陆权国家”,美国是“海权国家”,试图以这种给定的或强加的利益划分告诫中国,只要中国“井水不犯河水”,中美在地缘上就可相安无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埋头经济建设、聚焦国内发展,美国忙于收拾冷战残余和布局美欧俄三角关系,中美地缘政治矛盾尚不突出。但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及国家利益的相应扩展,矛盾随之而来并呈急剧上升之势。在欧亚大陆地带,由于俄罗斯、印度及中亚国家的“分解”效应,中美矛盾冲突显得并不十分突出,但美国对中俄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一直如鲠在喉,对中国与中亚、南亚一些国家的油气管道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十分警惕。随着美国反恐战略重心东移至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线,以及美印关系的大幅提升和美蒙关系的暗中发展,中美在欧亚大陆的地缘博弈似才刚刚开始。相较而言,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较量更加直截了当和剑拔弩张。因为中国的崛起首先意味着在亚太地区的崛起,意味着由“陆权国家”向“海陆兼备国家”正名,因此中国崛起对美国西太平地区战略布局的冲击力显得更为真切和紧迫。奥巴马执政伊始,即高调宣称“重返”亚太,在东南亚、东北亚各国间巧借矛盾、善用机遇、合纵连横,明显强化对“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的战略部署,强硬宣示“航行自由”以坚守“近海侦查”权,积极介入南海争端以期渔翁得利,中国虽非这一切动向的唯一所指,但其指向中国的意图路人皆知。中国在亚太强势崛起,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中美两强并立之势正在改写百余年来亚太地缘格局,如何构建中美亚太长期稳定战略框架,也已成为中美关系必须尽快思考的大战略问题。而太空、天空、网络、极地等“全球公地”的竞逐也提前进入中美议事日程的重点。

  三是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矛盾。其矛盾的由来及矛盾的深刻性、持久性论者甚多,不拟展开。这里所要强调的是,“911事件”后一度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所掩盖的中美“两制矛盾”(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与“两化斗争”(西化、分化),目前呈逆势上扬态势,只是矛盾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而已。从内容看,那种非此即彼的“冷战式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较量越来越转变为“发展模式之争”。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遭到全球诟病,而所谓“中国模式”则逐渐受到重视和欢迎。“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过招虽不比两制斗争那么剑拔弩张,却更加深刻。[2]从形式看,借助脸谱、推特、谷歌等网络手段推进“网络自由”,成为美国对华民主化战略的新趋势;公民社会、青年一代、维权力量、基层民众等,则成为美国在华推进西式民主更青睐的对象。由此观之,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矛盾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因形式和内容的变异而更加复杂。近期中东、北非乱局再次燃起美国政客们的民主化战略冲动,势必将使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更加激烈。

  四是台湾问题。自杜鲁门“台湾地位未定论”抛出之日始,迄今半个多世纪,两岸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美台非官方实质性关系有进无退,中美台两国三方的互动日趋复杂,台湾问题从原本不是“问题”已然固化为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马英九上台执政以来,两岸关系明显缓和,台湾问题搅动中美关系全局的分量有所下降。但是,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的破坏性却有增无已,其与中美两军关系的捆绑性、同中美整体关系的关联性似乎与日俱增。在两岸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日益拉近的背景下,对台军售作为体现美台特殊关系的“纽带作用”、作为牵制两岸关系实现突破的“干扰作用”显得更为突出。尽管中美关系在胡锦涛主席访美后再度回归理性发展轨道,但对台军售问题的潜在冲击力仍然巨大。随着2012年台湾岛内政局的变化,军售问题会否引起连锁反应,台湾问题是否再成中美关系的焦点,值得关注。

  上述结构性矛盾相互关联,互为影响,根源还在中国超预期崛起与美国不期遭遇金融危机重创而引发的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可以预见,面临中东变局和日本强震两大新的历史性事件,只要中国稳住阵脚善抓机遇,中国继续高速平稳崛起是可以实现的。美国战略思想界无法回避中国崛起带来的三重挑战,即:一个十三亿至十五亿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资源能源等经济上的巨大挑战;一个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政治上的巨大挑战;一个尚未完全解决主权和领土完整、军事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大国崛起带来的军事安全上的巨大挑战。由此观之,在美国经济脱困、安全“撤出”、战略重塑期,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可能还会深化。

  这便引发中美之间另一重问题,即所谓认知性矛盾的凸显。所谓认知性矛盾,指双方在看待同一问题时认知不一,或者有重大矛盾,或者存认知差距。这种矛盾在中美关系史上一直存在,比如说过去二十年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在美国轮番上演,不仅误读了中国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而现在,认定中国“战略不确定、政治不民主、经济不开放、军事不透明、外交不负责、对台不灵活”等“六不”,同样使美国对华政策无法建立在理性客观的基础上。过去两年,中美关系之所以发生戏剧性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源自中美两国对彼此实力地位变化的认知错位:中国方面,“美国衰落论”有所上升,加之社会矛盾愈益激化,社会力量日趋多元,对外用强、争相发声的态势变得明显,对美政策急躁冒进情绪有所蔓延。从积极意义上讲,中国外交表现得更加自信,敢于在攸关自身核心利益的领域坚守原则、以硬碰硬;军方更加强调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在重大领域对美“不能示弱”;从消极意义上看,国民对美国言行的承受力与忍耐力明显减弱,同时至少认为在某些领域到了与美国“讨个说法”的时候,因此喜欢一拥而上,与美斗狠。更重要的是,民意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力与制约力明显增大,有时到了严重干扰外交决策的程度;甚至美国研究也从“开发民智”的初衷变成被媒体和“民智”所开发。[3]

  同样的心态反映在美国,则是放大中国崛起效应,对美自身实力地位产生莫名的恐惧,加之国内政治极化与社会保守化趋向愈演愈烈,经济民族主义与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更强化了国民心态中的敏感性、脆弱性。反映在外交上,则是战略性焦虑症发作。[4]在对华政策上,对中国正常的民意表达和外交诉求简单以“傲慢论”、“必胜论”加以解读,认定中国自以为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开始想改变中美游戏规则。如果说奥巴马执政第一年的对华政策主要以“柔”的一手拉中国帮忙,那么第二年的对华政策主调则改为以“硬”的一手显示美国的强权地位不容挑战。

  如果美国的战略性焦虑只停留在民间或战略界,倒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从2010年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在黄海、南海来回巡弋,克林顿国务卿有意高调宣称“重返”东南亚,奥巴马在首度《国情咨文》中两度高呼“决不当老二”等迹象看,这种心态已弥漫到美国决策层,这便需要认真对待了。因为国与国关系的变化虽主要取决于实力对比的变化,但归根到底,则是由

  具体的战略促成,而认知因素就发挥着重要作用。

  设若结构性矛盾升级与战略性焦虑加剧同步发生,则中美关系的未来难免走向大国政治的悲剧。因此,中美要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长期战略稳定,必须想方设法控制并化解上述矛盾。

  

  二

  

  在西方一些学者眼里,中美关系要走向破裂甚至对抗,是大国兴衰历史定律的必然。他们总爱将中国同“一战”前的德国、“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相提并论。最近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与德意志帝国的相似度超出一般人的认识,所区别的只是,“相比德国对英国,中国对美国的海上霸权会构成一种更严峻而顽固的挑战”,[5]而英德交恶的主要原因是德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海上实力”。同时,中国比当年的德国更理智、更审慎,更适应自己的战略环境并擅长管理国家财富和充分利用地利优势。言下之意,中国是比德国更难对付的对手。随着中国利益向海洋拓展,以及相应的中国海上军事力量逐渐强大,中美难免走上军事冲突的边缘。

  还有学者拿出二战前日美交恶的案例,认为经贸关系的相互依存无法克服战略上的互不信任,有时反而成为走上战争的重要推力。因为二战前的日美经贸关系异常紧密,恰恰是由于此,一旦美国启动禁运法,则日本经济不堪打击,于是只好铤而走险。

  乍看起来,上述例证不无道理。但细加推敲,则发现漏洞百出。姑不论中国与德、日的国家性质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政权结构不同,重要的是时代条件已大不同以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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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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