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产生阶层冲突本属正常现象。但如何面对和调适冲突，体现的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如果治理思维仍然固化，社会管理体制也越来越僵化，那么社会治理如何着力？创新方式有哪些？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终身教授赵鼎新长期关注中国的社会治理问题，本刊记者就此对他进行了专访。赵鼎新教授认为，民生问题、贫富差距不是造成矛盾的主要因素，通过搞平等化来解决社会矛盾是行不通的。

CF=中国财富 Z=赵鼎新

用“钱”管理非好方式

CF：中国底层社会的矛盾冲突加剧，这种冲突是不是社会运动的表现方式？

Z：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改良派为避免社会激烈动荡，专门提出了“社会运动”的概念，将所谓组织化、合理表达诉求的方式称为社会运动。它其实是一般的体制外的抗争举动，有些举动被组织得很好，有些却变成无组织、无目标的骚乱。中国当下，一方面国家力量很强，另一方面，体制外的抗争组织得不好，是否将其定义为社会运动并不重要，只能说是一种符合中国当前抗争发展的形式。

CF：这种方式能否促进社会管理方式向好的方向发展呢？

Z：西方国家社会发展早期也发生过很多类似的冲突，最终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主要靠的是程序政治。制定相关法律，确定程序规则，利用程序规则将这些抗议引向好的方向发展。例如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左翼极端派闹事，政府进行镇压；连大工会抗议也进行镇压，只允许行业工会领导的以经济诉求为主的抗议存在，让它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开展活动。

一遇到矛盾冲突，中国基层政府最常采用的管理方式就是用钱解决，认为人民币是解决集体性抗争事件的唯一有效手段。这种做法不断提高老百姓的期望，引导了中国集体抗争政治朝着民粹主义，甚至是刁民政治的方向发展。如果中国出现经济危机、国家财政出现困难，“安定团结费”支出减少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西方国家的权利主张经历过漫长的历史，才使民主选举渐进发展。这对中国而言，也需要一步一步进行。

在冲突事件发生时，主流媒体在中国无法建构主流舆论，老百姓大多从网络上获取信息。但网络上各种讨论焦点都集中于价值理性、是非判断上，越是符合是非判断的话语传播得越快，这无法使冲突在工具理性的层面上进行讨论和信息甄别。如果要使冲突有效地解决，须围绕工具理性层面展开讨论。让主流媒体建立主流舆论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让老百姓觉得主流媒体没有行政干扰；二是老百姓相信政府所建立的主流价值观。当前中国纸媒有影响力的报道大多为负面报道，甚至是带有民粹主义的报道，这很危险。

政府不可包办问题

CF：地方政府将民生解决作为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强调政府作用下的均平化，你能评价一下这种治理模式吗？

Z：我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爸爸，有十个儿子，那怎么分家产？如果是爸爸做决定，不与儿子们商量，除非该爸爸有着绝对权威，否则他提供什么样的分配方案，儿子们都会有意见。爸爸说平分，儿子们会认为他们对家庭的贡献有大小;爸爸给某个儿子分得多一些，其它人就有可能说爸爸偏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方法是让儿子们自己协商，得出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财产分配方案，而不是来自于一个权威有限的爸爸的独断。总之，国家出面解决本应通过社会各方之间的协商、甚至是争斗来解决的问题，只会将社会矛盾政治化，而仅仅由国家来出钱解决这些问题，则会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要求，这种国家治理思路是错误的。

CF：也就是说政府统一议价、集中分配是错误的路径？

Z：对，民生问题、贫富差距不是造成矛盾的主要因素，通过搞平等化来解决社会矛盾是行不通的。美国社会也存在贫富差距问题，但社会运动规模都很小，因此，不平等仅仅可能是导致社会矛盾的一个因素，而非全部因素。

CF：从政府治理角度而言，当社会矛盾爆发，议价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Z：可以将社会矛盾问题先分类，如果这是日常能遇到的，就可以采取官僚制的办法处理，找到明文规定的办法就行了。如医疗卫生、法律问题，可找到标准进行衡量，从而判断，也可以听取中肯的专家意见。但是一遇到群体性事件，要面对的是讨价还价式的利益诉求。像我这样的研究专家，遇到这种事件，将我叫去处理或提供意见，谁会听啊？专家意见对利益集团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此时，不如搞利益决断政治，由他们自己议价。政府不能包办所有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