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中国世纪”愿景与世界宪政文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1 次 更新时间:2011-08-08 22: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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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道晖 (进入专栏)  

  

  一、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

  

  今年中国体育界爆出震惊世界一大壮举:李娜赢得世界女子网球大满贯单打冠军,不仅打破了中国、也打破亚洲的记录。中国球迷狂欢鼓舞,国际媒体高调赞誉, 说这是全世界的“中国时刻”。

  近年在体育、航天科技以及GDP的年增长率等个别领域的单项成绩上,确实出现过某些“中国时刻”。当代中国正在崛起, 这是公认的事实;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年4月下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报告中,预测中国的GDP总量将在5年后超越美国,2016年将成为“中国世纪元年”,更令许多人兴奋不已。

  出现某些“中国时刻”,是否就等于是“中国世纪”呢?

  中国人的阿Q精神是顽强的,还没有真“阔起来”,就想在赵太爷面前耀武扬威。我认为,即使不久将来,中国可能成为“世纪大国”,也不大可能纵横捭阖,称雄世界。且不说不能以GDP规模一项就断言世界进入“中国世纪”。据外刊揭示,虽然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从人均GDP来看,日本人均超过4万美元,中国则只有3,800多美元,不到日本的1/10,排在世界103位。何况我国还有1.5亿人达不到联合国一天1美元收入的最低生活标准。至于在生产率、技术创新能力、人民的教育水平、社会福利及在全球金融市场地位等方面,中国与日本差距之大,没法相比,更不要说和美国抗衡了。

  中国在分配上的严重失衡、两极分化已经超过警戒线,而且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潜在不少隐患,一旦某些泡沫爆炸,后果难测;破坏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也难以为继;再则,仅仅以“中国制造”而非“中国创造”名世,岂能执世纪之牛耳?

  英国《金融时报》说:“中国既富有又贫穷”,“无法在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同时成为世界第一强国”。[1]这话不无道理。

  更为关键的是,国家的综合实力不只体现在经济的硬实力上,而在整个物质与精神文明的软实力方面。衡量的尺度, 除了看GDP绝对数字的增长,还要看 “文明崛起”的成就。历史上的“英国世纪”是以其领头的工业化文明和君主立宪、议会至上的政治文明影响全世界。“美国世纪”则是以其超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和领先的现代尖端科技、民主宪政文明,引领全球。而我们,所谓五千年历史和13亿多人口,固然有其优势;但历史悠久、国大人多,积弊和现实问题也多,穷于应付,搞不好倒是专制统治积习难改、宪政民主步履维艰的包袱。 当代中国面向世界拿得出手的“中华文明”,实在有限。被有的理论家政治家鼓吹的社会主义“举国体制”或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是所谓“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但由于缺少民主法治约束,也可以通行无阻地举国干大蠢事和大坏事,如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等。又如现今不经全国人大审议批准,政府就可倾举国之财力、一掷数千亿办奥运、亚运和世博;举国掀起城市化大潮和放纵“土地财政”的圈地运动,各地大举强制拆迁,掠夺城乡居民土地,制造遍及全国的官民矛盾和群体事件;维稳费用超过国防预算;内忧胜过外患;……

  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早年说过一句话:“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她这句有辱中国的断言,虽然使我们义愤填膺;但迄今以及可以预见的将来,恐怕还得承认不是毫无根据,何况中国还存在许多令人忧虑的不确定性。预言21世纪是“中国世纪”,未免过于乐观。

  当今世界,新兴国家纷纷崛起,一国称霸、统摄全球的时代开始逐渐淡出;未来世界是多中心、多极化的。中国即使强盛到各方面位居世界第一,恐怕也只能说成为多极中心之一,不可能是只此一家的“中国世纪”。

  就现今中国政治文明乃至道德文明的滞后状态而言,作为一个大国,争取在世界上有一个与之相称的软实力地位和影响力,首先还谈不上为世界提供新思想,而是赶上国际社会现代化潮流,借鉴和吸收已有的人类文明成果,诸如市场经济及其竞争机制,人权法治、宪政民主等普世价值与制度。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要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还必须有应对全球化的新思维和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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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1年6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文章:《当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作者:吉迪恩。拉赫曼,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6月8日第14版。

  

  

  二、急需弥补中国宪法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差距

  

  中国要能在世界上享有与国力相称的威望和影响力,不仅在经济而且在政治文明方面至少要能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下面仅就我国现行宪法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差距,作一简约比较。

  1948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全票通过了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经济权利公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简称“政治权利公约”),并开放给各国签字。1976年3月23日正式生效。至1997年底,共有140个国家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这几个国际人权公约的内容,绝大多数已经或将要转化成所有缔约国的宪法与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其原则、理念将丰富、补充一个国家的宪政理念和宪法条文。

  中国是参与投票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的国家。新中国政府也已于1997年10月27日和1998年10月5日先后签署了这两个公约。2001年2月28日全国人大还批准了经济权利公约(但政治权利公约迄今还未批准)。当年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在代表中国政府签字时说,实现人权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应当得到尊重;中国重视国际人权文书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已加入了17个国际人权公约,表明了中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坚强决心,中国政府将进一步与联合国开展人权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 [1]

  履行这些国际公约,是作为缔约国的我国政府的义务;也是作为世纪大国的国际责任和树立国际信誉、赢得国际社会尊重和拥戴的政治伦理基础。这比我国政府经常慷慨捐赠、借贷数以百亿计的人民币和物资援助他国,要更有影响力。反之,如果国内法制与这些国际公约脱节,未予接轨或严重违反,是会引起国际社会乃至他国公民指控的(详后)。

  应当肯定,近年中国人权在立法上有某些进步。如人权入宪,某些立法关注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但审视我国1982年宪法,在立宪精神、原则和具体规定等方面,与上述几个公约还有较大差距;也不适应近30年中国自身发展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思想和制度创新尚未在宪法中得到体现,在民主、自由、法治与人权方面还存在许多有待改进的空间。至于人权的实践,问题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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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人民日报》1998年10月6日第1版消息。又据我国2011年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截至2009年4月,中国政府已先后参加了25项国际人权公约。

  

  

  (一)中国宪政理念的落差。 1

  

  我国现行宪法序言和总纲中规定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有些已明显不符合时代发展和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1]

  1.我国宪法序言中被政治家和学者认定和经常援引的“四项基本原则”,已不能完全体现当代已经发展了的治国指导思想—— “以人为本”、“法治国家”、“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新理念;

  2.从法理上说,以总结历史经验的方式所表述的、而不是以法律条文形式予以确认的这些原则,也只能是作为执政党对其成员的要求,不能说是全体国民都必须遵守的宪法规范(不能强迫宗教徒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港澳地区的自治也不以四项原则为指导思想);

  3.对普通公民而言,宪法序言表述的这种一元化的思想指导原则,也同宪法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中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等相冲突,对人民大众应是倡导思想的多元化,容许所谓“异质”思维。

  4.根据国际人权公约精神,人权原则应是宪法的最高原则。国家权力和法律权力只有在符合人权准则时才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其序言中确认人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人权宣言是“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在理念上和逻辑上是先于国家权力且高於国家权力的。1791年颁布的法国宪法就是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作为宪法的序言。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条就是著名的“权利法案”。列宁和孙中山都认为宪法的本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我国修订后的现行宪法也已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纳入宪法。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人权准则治国。宪法和全国人大制订的法律如果侵犯了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就是违宪的、无效的。即便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对公民某些权利可以有所限制,基本人权则不容取消。可见,仅以特定的“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同人类进步文明和我国将人权入宪的初衷不相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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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文所引《世界人权宣言》和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条文,均引自《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5月版。

  

  

  

  (二)公民基本权利的欠缺

  

  公民基本权利是基本人权的宪法化。人权国际公约的核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表达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宗教自由、迁徙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司法救济权(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开审讯权、无罪推定权、免受酷刑权……)等等。下面就我国宪法中公民权利的欠缺略举数端。

  

  1.生命权

  

  政治权利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在经济权利公约中还“确认人人享有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第11条2款)。

  我国宪法历来没有生命权的规定。过去,执政党的领袖为了推行“阶级斗争为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十分漠视人的生命权。文革前和文革中,被指为所谓“阶级敌人”的人,往往不经法律程序就加以杀戮。如解放初的土改与镇反运动,最高领袖多次下达镇反命令和指标,说:“应当放手杀几批”,“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全国共杀掉71万人。[1]疯狂的大跃进造成人为的大饥荒,活活饿死达3755万8千多老百姓,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450枚广岛原子弹。[2] 文革中仅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小将就打死1,772人。[3] 北京的大兴县对四类分子的大屠杀,五天内杀死325人,包括80岁老人和出生才38天的婴儿,有22户被杀绝。1967年湖南道县及其他10县,发生大规模杀害和被逼自杀共9323人的惨剧!当时当地的领导干部声称杀人“事先不要请示,事后不要报告,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杀了就杀了。” [4], 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上亿人受迫害。

  改革开放后,这种视生命如草芥的状况虽然已大有转变,但我国刑法中的死刑还是世界各国中最多的。近年才开始遏制这种状况,在立法上减少了死刑,司法上限制了死刑的判决。

  此外,国际公约中生命权中的“人”,不仅包括已出生的人,还包括所谓边缘性的人即胎儿。公约禁止胎儿的父母随意剥夺其生命权(如堕胎)。这与我国现行宪法第49条规定的计划生育“义务”是有冲突的。当然,由于我国特殊国情,如何处理还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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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白希著:《开国大镇反》,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9月版,第494页。

  [2] [3]参见杨继绳:《墓碑》和《鲜血使人猛醒》。

  [4]《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道县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处理经过》

  

  2.思想、言论与宗教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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