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新:从国家到市民社会

——论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思想转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8 次 更新时间:2011-08-08 10: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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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立新  

  

  在早期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史上,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是马克思思想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列宁曾将这一变化概括为“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2],迄今为止的大部分研究也主要是从这两个角度来把握这一变化的实质的。但是,如果按照马克思本人1843年前后的著述和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回忆来看,列宁的说法不够准确,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当时的马克思正经由着一个可称作“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国家是哲学,而市民社会是经济学,因此这一转变又可称作是“从哲学到经济学”的转变。

  这一转变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新世界观诞生标志的话,那么挣脱黑格尔国家观的囹圄转而去关注现实的市民社会、从法哲学批判转向国民经济学批判则可以看成是马克思走向成熟的出发点。本文就是从这一角度对真实记录这一转变过程的“第一部著作” [3]《黑格尔法哲学批判》[4]的一个研究。具体说来,本文要回答的是,为什么热衷于国家哲学的马克思会在经由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后,将研究重心转向了市民社会和国民经济学,并通过这一转向为在稍后的巴黎时期和布鲁塞尔时期创立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

  

  一.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学本质

  

  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成员一样,马克思很早就对黑格尔的国家观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842年3月5日,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为《德国年鉴》写的另一篇文章是在内部的国家制度问题上对黑格尔自然法的批判。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同立宪君主制这个彻头彻尾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混合物作斗争” [5]。从这封信来看,当时的马克思已经明确地给自己提出了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任务,但完成这一任务则是在辞掉了《莱茵报》主编以后,即在1843年3月到9月,在富有人文气息的克罗茨纳赫的田园中,在新婚妻子燕妮的陪伴下撰写的这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探讨的主题是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虽然马克思也曾在这部手稿中说过“留待批判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看法时再来阐述” [6]、“要在《市民社会》这一章中作进一步阐述” [7]等等,但从保存下来的手稿中没有发现他对《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第182-256节)部分所做的摘要和分析。马克思之所以关注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相对于英法走在时代前沿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能够与英法思想界相抗衡的理论领域,或者说“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 [8],要从时代的高度把握近代社会的本质,无疑需要站在这一哲学的肩上;其二,由于当时的黑格尔左派已经从宗教批判转入到政治批判,从逻辑上也需要对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进行批判,而“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 [9]。因此,出于黑格尔左派的政治立场,马克思也需要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其三,还有一个实践原因,这就是经过《莱茵报》时期政治实践的洗礼,马克思已经发现了现实中普鲁士王国与法哲学所描绘的国家理念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普遍的国家理念在现实中只不过是幻想。如果说理念与现实的反差是一种政治异化的话,那么如何扬弃这一异化自然成为困扰马克思的焦点。于是,正像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回顾的那样,“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而不得不去研究黑格尔的国家哲学。

  但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接下来的1843年10月-12月为《德法年鉴》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论文中,马克思的思想却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他开始从对国家哲学的批判转向了对市民社会本身的分析。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试图从市民社会出发剖析市民社会本身的矛盾以及解决人的政治异化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从市民社会中发现了实现人的解放的真正动力即无产阶级。而到了1844年的巴黎时期,马克思基本上已经将自己的学术兴趣彻底转移到了市民社会和国民经济学上来。他不仅做了大量的经济学笔记,而且明确地提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10]这样的结论。尽管在所谓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他还重申在《德法年鉴》中曾预告过的计划,即“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 [11],而且明确地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工作看成是其对法学和国家学批判的一环。但是,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评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容,就会发现马克思在其中所做的工作决不再是对国家的批判,而是彻头彻尾的市民社会批判,或者说国民经济学批判,只不过当时马克思本人没有意识到而已。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子从国家批判转向了市民社会批判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呢?传统的解释主要有两点:第一,1842-1843年《莱茵报》期间的政治实践使马克思更为关注物质利益问题,而物质利益问题显然跟市民社会有关,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研究国民经济学;第二,马克思在1843年底与卢格共同编辑《德法年鉴》时,接到了恩格斯寄来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篇论稿意外地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冲击,使马克思开始关心国民经济学和市民社会。这两种解释固然没错,也是马克思本人予以承认的。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解释都略显简单和表面化,而没能揭示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设想一下,如果马克思的大脑中没有相应的理论认识,没有去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内在动力,即使“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即使阅读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他也不会放弃对黑格尔国家观的兴趣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进行这一转变,其内在原因应该是在这之前的《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也就是说,肯定是作为批判对象的黑格尔法哲学的某些“要素”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马克思,或者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使他具备了主动要接触国民经济学和研究市民社会的知识“积累”。那么,这一“要素”和“积累”究竟是什么呢?这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尽管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先说出笔者的结论,这一“要素”和“积累”就是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以及这一概念的经济学性质。下面笔者将通过对《法哲学原理》的市民社会概念以及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分析对这一结论做出证明。

  

  1.市民社会的三原理

  

  众所周知,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哲学和社会科学概念,定型于黑格尔,而黑格尔对古代市民社会概念的改造和重新界定主要集中在他晚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12]一书中。

  在该书中,黑格尔将概念本身的内在差别分为三个环节:抽象法、道德、伦理,而伦理(die Sittlichkeit)作为前两个环节的统一,本身又分为三个阶段:家庭(die Familie)、市民社会(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国家(der Staat)。关于这三个阶段的关系,黑格尔是这样规定的:家庭作为“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是伦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主体性(Subjektivität)和客体性(Objektivität)、特殊性(Besonderheit)和普遍性(Allgemeinheit)还处于“实体的统一性”(substantielle Einheit)当中。而到了伦理的第二个阶段,即在市民社会中这种统一性开始发生分裂,个人像原子那样成为自立的特殊性。但是,由于特殊性无法自足,为了生存个人又不得不与他人联合起来,结果社会生活又呈现出互相联系和互相依赖的普遍性。不过,这种普遍性是以个人的利己需要为目的、以保障人格和财产安全的法律体系为中介的联合,因此在本质上仍然是特殊性,或者说充其量是“形式的普遍性(formelle Allgemeinheit)”。因此,要真正实现主体性和客体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实现伦理向更高层次的统一性的回归,还必须设定一个“实体性的普遍物”阶段,即国家[13]。

  显然,这三个阶段的关系是按照黑格尔特有的三段论法,譬如“直接性——中介性——直接性的恢复”、“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建构起来的。在这种结构中,一方面,市民社会位于家庭和国家之间,作为近代个人和近代国家得以形成的基础,它是伦理发展的中介阶段和必经阶段;另一方面,同伦理发展的最高阶段国家相比,它还属于伦理的分裂形态,低于国家且最终要被国家所扬弃。这是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基本定位,这一定位决定了黑格尔看轻市民社会和看重政治国家的态度,也决定了黑格尔靠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矛盾的基本思路。

  关于市民社会的具体内容,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的第182节以后曾作过详细的讨论,这里因篇幅所限,只想考察一下他对市民社会所作的核心规定,即所谓的市民社会三原理。第一个是特殊性原理。即“具体的人格作为特殊的人格本身就是目的”,他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将其他人看成是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手段,这样的人就是构成“市民社会的一个原理” [14]。但是,个人的需要是要通过劳动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越多自己的劳动产品就越显得贫乏,就越需要他人的劳动产品予以补充。因此,个人虽然以自己为目的,“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 [15]。在这个意义上,具体的个人又是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黑格尔把市民社会的这一特性概括为“需要的体系”(System der Bedürfnissen)[16]。这就是市民社会的第二个原理,即“普遍性的形式” [17],简称普遍性原理。之所以称其为“普遍性的形式”,是因为个人与他人发生关系的目的仍然是自己的需要,依据“利己的目的”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虽然具有普遍性的“形式”,但还构不成“实体”。在这个意义上,在市民社会中,普遍性原理和特殊性原理是相互分离、彼此独立的,二者还没有达成真正的统一。

  因此,市民社会还需要第三个原理,即“必然性”(Notwendigkeit)和“陶冶”(Bildung)的原理。既然“理念赋予普遍性以证明自己既是特殊性的基础和必要形式、又是特殊性的控制力量和最后目的的权利”,那么特殊性就需要通过普遍性的外在控制以及向普遍性的内在发展,最终与普遍性达到统一。但是,由于市民社会本身是伦理的分裂形态,这种统一“不是作为自由、而是作为必然性而存在的” [18],只能是“必然性的统一”。尽管必然性的统一还称不上“伦理的统一”,但却为个人的“陶冶”提供了可能。即由于在市民社会中私人的目的只有借助“普遍的形式”,譬如经济规律和法律关系才能实现,这就要求每一个个人都要尽量使自己的知识、意志和行动符合经济规律和法律关系,从而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 [19]。通俗地讲,就是个人在市民社会中通过学习、劳动等行为而逐渐“把特殊性陶冶成为主观性”,萌发出社会意识和共同体意识,从而为进入到最高的共同体即国家做好准备。

  市民社会的三个原理是相互联系的。特殊性原理和普遍性原理构成了市民社会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而“必然性”和“陶冶”原理则要融合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对立,肩负着要使二者达到统一的使命。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设定来看,他对以特殊性为根本原理的市民社会评价不高,顽固地坚持要让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这种倾向直接反映在他为市民社会所设定的三个环节中:第一,市民社会是一个“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使彼此的需要得到满足的“需要的体系”;第二,要想使这一体系安全运转,需要建立一个保护人格和所有的“司法”(Rechtspflege)制度;第三,为将利己的个人最终纳入国家的伦理秩序需要建立“福利行政”(Polizei)[20]和“同业公会”(Korporation)。通过这样一个由低到高的三个环节,市民社会最终会必然上升为国家。

  尽管如此,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并没有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而是运用了他特有的辩证法,即从两个相反的角度辩证地把握市民社会:一个是把市民社会看作是完全由特殊性原理贯彻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个人追逐自己的私人利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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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0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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