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坤宏: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9 次 更新时间:2011-08-07 22:2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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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坤宏  

  

   辛亥革命时,一些革命党人从佛教中吸取教义,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有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辛亥革命与佛教,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学问的革命思想家,曾主编过《民报》,写过多篇以佛教为内涵的文章,在革命理论宣传上,章太炎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色,佛教思想所发挥的功用不容忽视。在僧人参与辛亥革命方面,主要有黄宗仰、苏曼殊、智亮与意周师徒、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栖云、铁禅等人。

   另外,汉阳归元禅寺在辛亥革命时曾为后勤中心,而当革命蔓延到上海、宁波时,当地僧众中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的。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释太虚是一极特殊的案例,太虚被称为“革命和尚”,他除了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也将革命精神贯注到佛教改革事业上。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在太虚,并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革命运动,对近代佛教发展曾产生过极深远的影响。

  

   佛教提供革命理论

  

   佛教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宗教,为什么佛教中人会参与革命活动?佛法倡导赞叹和乐共存的道德,对斗争确乎不敢提倡,从没有把战争描写为光明与美丽,但它是世间相的一角,释尊并不一概抹煞它。佛教理想中的轮王政治,在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轮王必有一“主兵臣”,这等于说:离了为正义与自由的武装,就无从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战斗并不一定是可诅咒的。推行仁政的领袖,要具备种种的条件,首先是“军众净洁”。军众,不但是第一,并且还需要纯一不杂,具有崇高理想的净洁的军众。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武装,才能确保无诤的和乐共存。可见佛教徒参与革命,也有佛教经典之依据。

   总之:就佛教教义而言,并非完全排斥革命;就过去的历史经验而言,也有武装的事例。掌握了此点,当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与佛教关系的了解。

   若从宗教角度看,将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较,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所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被燃起而最后才熄灭的是反宗教情绪。反观中国的辛亥革命,在进行过程中,并未含有反宗教情绪,反而出现宗教界支持或亲自参与革命的行动,中国境内的反宗教情绪,要等到稍后的“五四运动”才出现。

   清末思想界曾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当时一些思想家,非常注意佛学研究,并把它用作为改革、变法维新或者是革命的思想武器。近代早期改革思想的代表人物,如龚自珍、魏源均笃信佛学,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吸收佛学为其精神养分;同样地,辛亥革命党人中,也有不少信佛之士,如章太炎、黄宗仰、苏曼殊等人。这种现象,就如同梁启超所说的:佛学是晚清思想家的“伏流”,其时所谓“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也。

   《革命逸史》作者冯自由说:“晚清壬寅癸卯年(1903-1904)间,上海维新志士有乌目山僧者,章太炎着之《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着之《革命军》,书面均署其名。时人只知山僧为方外人,而不知即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也。”冯自由提到的黄宗仰、章太炎、邹容,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汪荣祖认为,20世纪的中国,是革命中国,革命中国最有学问的革命家是章太炎。当我们要探讨佛教对革命理论的影响时,章太炎是个很好的例子。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1898年春,入张之洞幕,以言论过激,与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不和而离开。戊戌政变后,章因新党嫌疑,避居台湾,一度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9年,应梁启超之约,东渡日本。时梁启超方倾向革命,与孙文、陈少白相得,章得与闻革命运动,乃著《訄书》,宣传革命排满。1901年,执教于苏州东吴大学,木刻《訄书》行世。1902年,再度赴日,与秦鼎彝(力三)等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手撰宣言,轰动一时。1903年,蔡元培组爱国学社,聘章为教员。邹容着《革命军》,章为作序,时康有为发表《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主立宪,拥清廷,章太炎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驳之,传诵一时。不久,“苏报案”发生,邹容与章太炎都被清政府要求上海公共租界当局通缉,后章太炎被租界当局判处3年有期徒刑,邹容2年,邹在关押近2年后病死狱中。

   值得留意的是,章太炎刑期较邹容长,年纪较邹容大,但邹容却病死狱中。此中关键在:章太炎在狱中读了佛经,邹容“不能读,年少剽急,卒以致病”。章太炎接触佛教,有其家庭与修学背景,当他在青少年时,就因其父亲章浚“中年颇好禅学”,章太炎的老师俞樾“茹素念佛”,这对青少年时期的章太炎有一定的影响。又,章太炎从“少知经”,到“始知佛藏”,进而“观《涅盘》诸经”,到“渐进玄门”,与宋恕(平子)的“开导与引路”极有关系。苏报案章太炎被捕入狱,促使他向佛学领域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在狱中每天“役毕,晨夜研诵”,终“乃悟大乘法义”。章太炎在狱中所读的,是《瑜伽师地论》、《因明入正理论》、《成唯识论》,属于因明、唯识学的论典。据章太炎自述,他视“佛法不事天神,不当命为宗教,于密宗亦不能信”。章太炎对佛教的态度并不迷信,是经过一番理智抉择的。章太炎虽谈佛学,却重视自己的思想,佛教经论的广大内容,刚好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现成思想数据与语言。

   1906年5月,章太炎刑满出狱,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民报》编辑。翌年初,苏曼殊与刘师培、何震夫妇赴日,与章太炎同寓,章太炎曾为苏曼殊《梵文典》一书题序,为何震辑《曼殊画谱》题跋,可见章、苏交情不恶。此时,佛学成为章太炎鼓吹革命的精神力量,他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孔教、基督教皆不合用,只有佛教最可用。他鼓吹用佛教的平等说进行反清排满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实行民权,因为“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清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人,这就是菩萨行。”其后,章太炎又在《民报》发表《建立宗教论》,认为:“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要做到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章太炎以为,佛教最足以担当此重任,因“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也。章太炎在革命党宣传刊物大谈佛学,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有人害怕《民报》会变成佛教刊物。章太炎在《民报》发表的文章,主要特征是“以佛学易天下”,鼓吹排满与他所理解的佛法。但章太炎发表的文章并不限于佛教,佛教只是他的思想根底之一。章太炎在《民报》谈佛,绝不是消极,而是要积极地建立一种革命人格观。

   早在苏报案发生前,章太炎就有“想披起袈裟做个和尚”的念头,他在1907年,曾宣布要在来年“披剃入山”,并约苏曼殊一起“南入印度”,为自己取了一个“震旦优婆塞”的别名。为谋赴印,请了一个印度人教他梵文。为筹措费用,通过刘师培夫妇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引致革命党人之不满。1908年4月27日的广州《国民报》批评章太炎“理乱不闻,兴亡不顾,抛却了平生抱负”。章太炎对此事并未隐藏,曾在《越锋日报》发表一公开信,以说明真相。1916年3月,章太炎再兴出游印度之意,想“以维摩居士之身,效慈恩法师之事”,“寻释迦大师遗绪”,以遂夙愿,为此曾写信给他的学生许寿裳,请他帮忙筹措旅费,可惜还是没有结果。

   就宣扬革命而言,孙文与黄兴都不及章太炎,而章太炎在革命理论宣传上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色,与佛教思想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极有关系。

  

   僧人参与辛亥革命

  

   据郑逸梅《南社丛谈》说,南社有4个和尚:即半路出家的李叔同、酒肉和尚铁禅、半僧半俗的乌目山僧黄宗仰、出家还俗的革命和尚苏曼殊。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成立于民国纪元前3年,其宗旨是反抗满清,名为“南社”,有“反对北庭”的意味。但黄宗仰并没加入南社,比较确定的是李叔同与苏曼殊,所以陈星说他们是“南社二僧”。诗人柳亚子曾创办并主持南社,他称,“苏曼殊为逃禅归儒,李叔同为逃儒归禅”,将二人并称。

   从僧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来看,黄宗仰、苏曼殊、铁禅都是值得一提的人物,李叔同反而与革命较无直接关系。以下就黄宗仰、苏曼殊等人参与革命之情形,一一加以叙述。 黄宗仰(1861-1921),江苏常熟人,16岁时到三峰寺出家,法名印楞。5年后,受具戒于金山江天寺显谛法师,师赐名“宗仰”,他则自署“乌目山僧”。光绪十八年(1892),应上海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延请,前往主持讲座。戊戌政变后,宗仰目睹时艰,慨然有献身济世之志,与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等人交游。1902年4月,蔡元培、蒋智由、叶瀚、黄宗仰等人,鉴于清廷“丧师辱国,非先从事革命不可。但清廷禁网严密,革命二字,士人不敢出诸口,从事进行,更难着手”,于是,发起创建中国教育会,暗中鼓吹革命。

   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蔡元培、吴敬恒等人先后逃亡,宗仰先留在上海,后赴日本暂避。在日期间,得识孙文,孙文欲赴檀香山,绌于川资,宗仰倾囊相助,始得成行。其时,在东京出版之《江苏杂志》,因经济问题,即将停刊,宗仰致函上海友人共集资相助,该刊赖以继续出版。武昌革命兴,上海陈其美、李燮和所部,各欲推戴其主为沪军都督,相持不下,经宗仰调解,燮和退让,宗仰并向哈同募得捐金3万版以助之。11月初,孙文自欧返国,宗仰亲迎至哈同爱俪园。民国成立,宗仰“廓然归山,谢绝交际”。沈潜评价黄宗仰说,他“堪称辛亥革命前后一位爱国爱教的佛门先觉,一位集诗僧、画僧于一身的革命志士”。

   苏曼殊(1884-1918),其父苏贾森,为日本横滨万隆茶行买办,与某日本妇女交往而生曼殊。1898年(15岁),曼殊随表兄再赴日本,就读横滨华侨设立的大同学校。1902年冬,加盟具有革命性质之“青年会”,与陈独秀、秦毓鎏、叶澜等相交甚契。1903年,俄侵东三省,留日学生发起“拒俄义勇队”,旋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曼殊咸与其事。“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性质不同,前者属于“拒俄御侮”,后前者属于“革命排满”,是一个反清的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部分担任运动员,回国建立分会,并组有暗杀团。

   法国小说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世界文学的杰作,1903年,苏曼殊翻译为《惨社会》,1904年,陈独秀将它修改、加工为《惨世界》。苏、陈二人的译作,非严格翻译,其中有译有作,是翻译和创作的混合,借由“批判清朝统治,号召武装革命”,从改变下层人民的地位出发,提出革命议题,此译本在中国近代革命史和思想史上有其一定地位。

   1903年11月,苏曼殊在惠州某寺庙出家,法号曼殊。1904年,因保皇党势力猖獗,曼殊倾心革命,曾想用手枪杀康有为,陈少白力阻之,遂不果。据柳亚子观察,从外貌看,苏曼殊对于政治、社会等问题好像很冷淡,其实骨子里非常热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他没有入会,但当辛亥革命发生,陈其美在上海起义的消息传到南洋时,他忽然热烈起来。当时他是在那里教书,为筹回国旅费,就把书籍、衣物卖掉,未回国之前,曾写信给柳亚子,其中有如今两句诗:“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苏曼殊对革命是充满了热情。

1914年,苏曼殊(31岁)在日本发表《天涯红泪记》及《燕子龛随笔》于中华革命党机关刊物《民国杂志》,时与孙文、居正、田桐、杨庶堪、邵元冲、邓家彦、戴传贤等人相往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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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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