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耀邦:中东剧变与美国、新自由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0 次 更新时间:2011-08-07 22:02:25

进入专题: 中东剧变   新自由主义  

马耀邦  

  

  2011年4月1日,加拿大著名学者马耀邦给本刊寄来他的文章《中东剧变与美国、新自由主义》。马耀邦先生长期研究国际金融和国际政治,在美国和中国同时出版有《中美关系——透视大国隐形战争》、《美国衰落:新自由主义的穷途末路》、《美国批判: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混乱》等著作。该文分析了中东剧变背后最重要的两个变量:是美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引起动荡,然后又是美国插手力图继续控制和主导。作者在分析中东动荡的原因时抓住美国和新自由主义两大因素,可以说抓住了近些年来亲美国家动荡原因的根本。作者关于美国如何收买和同化埃及军队的论述也值得关注。文章内容如下。

  

  美国与埃及军方

  

  中东剧变最引人注意的两个热点是埃及和利比亚。这两个国家体现了中东剧变进程背后最重要的两个变量:美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引起动荡,然后美国插手力图继续主导。

  实际上,穆巴拉克政权的稳定一直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基石。《纽约时报》坦率地表示:“30年来,特别是由于埃以和平条约,穆巴拉克政府一直是美国在这一动荡区域的政策支柱。美国官员担心,一个新的尤其是由穆斯林兄弟会或其他伊斯兰组织控制的政府,可能不会遵守穆巴拉克先生之前任安瓦尔•萨达特在1979年签订的该条约。”

  根据1979年的戴维营协议,以色列将其占领的西奈半岛归还埃及,但它并未满足巴勒斯坦人的要求。相反,该条约引发了未来更多的冲突,因为以色列在与该地区的主要强国之一埃及实现和平共处之后,能够集中其军事资源,用于对付伊朗和巴勒斯坦。

  戴维营协议符合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因为埃及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关键所在。作为对每年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其他援助的回报,埃及向国外投资开放,其工业和市场成了西方跨国公司的砧板上的肉。战略上,美国收获了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新“盟国”。埃及充当了制衡伊朗的重要砝码。埃及军事丧失了独立性,日益依赖于美国的军需品和训练。因此,“埃及政府认为,巴勒斯坦会妨碍其融入美国和以色列主导的区域安排。如今,埃及与以色列共同合作扼制加沙,同时又参与以色列、美国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会谈。为此,以色列安全官员支持穆巴拉克提名奥马尔•苏莱曼作为埃及副总统”。

  结果,面对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美国非常担心示威游行最终转化为一场革命运动。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告诉西方政客、外交官和商界高管:“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各种势力在活动,尤其是在一个面临各种挑战的社会。为了实施自己的日程,这些势力试图破坏和超越社会进程。这是我为何认为,遵守埃及政府——实际上是由副总统奥马尔•苏莱曼领导的——宣布的过渡进程之重要性的原因。”

  苏莱曼是穆巴拉克一手提拔的副总统、前情报总局局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开罗的主要联系人”。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的克林顿政府开始,苏莱曼作为穆巴拉克的秘密警察首领,制定了“非常规引渡计划”。根据该计划,“美国中情局在世界各地逮捕的所谓恐怖分子嫌犯,戴着头罩和手铐被送往埃及,旨在进行刑讯逼供”。

  尽管苏莱曼先生在国内外臭名昭著,奥巴马政府还是选择他作为“一位过渡性人物”。随着形势的发展,华盛顿以一种“穆巴拉克必须下台”的姿态与开罗进行对话。这清楚地表明,埃及实际上已经沦为美国的殖民地。私下里,“埃及政府开始在精英中清洗穆巴拉克的主要支持者。穆巴拉克政府的国防部长兼陆军元帅坦塔维前往解放广场,表面上是检阅军队,但其实主要是为了结交抗议者”。然而,在团结穆巴拉克的老朋友以完成过渡的同时,奥巴马政府明确表示,埃及的任何根本性改变都是无益于事的。美国之所以强烈要求穆巴拉克辞职,只因为它发现,这个傀儡已经成为一种负担,不再符合华盛顿的利益。

  历史上,美国曾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扶持过许多像穆巴拉克这样的独裁政权。一旦民众动乱挑战这些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一场社会和政治革命有成功的迹象时,美国就采取一种三轨政策来应对:一是公开批评侵犯人权的现象,主张民主改革;二是私下里发出信号,继续支持当政者;三是寻找一位可以替代当权者、保留政府机构和经济制度并支持美帝国战略利益的精英。华盛顿害怕社会巨变和政治革命,它毫不犹豫地暗杀了南越的吴庭艳等独裁者,只因为吴庭艳在南越存亡问题上竟敢违背美国的指示。

  华盛顿已经承受过太晚干预的教训。在古巴革命中,它无法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而只能支持巴蒂斯图塔政权。同样,索摩查政权被推翻时,华盛顿持观望态度而未予以帮助,其结果是美国企业被国有化,在尼加拉瓜出现了一个对美国不友好的政府。

  因此,“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拉丁美洲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它推动了过渡时期的协商式选举,圆滑的新自由主义政客当选,取代了独裁者。这些政客承诺,维持现有的政府机构,保护国内外精英的特权,支持美国的区域和国际政策”。

  从而,埃及暴动使奥巴马政府陷入极端的困境,因为它需要找到“一种非常的政治方案,既能让穆巴拉克下台,又能保持和强化国家机构的政治权力,同时融入民选方式来作为平息和瓦解群众运动的手段”。华盛顿这项计划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埃及武装部队和穆巴拉克的中央安全军。这些军队的领导人在埃及的腐败政权中受益匪浅。

  自戴维营协议签署以来,华盛顿一直培养与埃及军方的密切关系,美国每年提供价值14亿美元的军备,以收买他们。结果,埃及军方发生了变化,“由保卫埃及边界和本地区利益的军队,转变为主要职能是操控人民和保护美国所支持政权的军队。埃及军方的军火储备和美式武器的零部件数目都被维持在最低限度,以确保埃及无法同以色列开战”。过去30年来,埃及军官都曾经在美国防务学院接受过培训。埃及暴动期间,在埃南中将(Sami Hafez Enan)的带领下,20多位埃及高级军官在五角大楼召开会议、举行酒宴和就餐。在华盛顿期间,美国敦促埃及高级军官们在对待抗议者时要保持克制,因为奥巴马政府不希望埃及军方的形象受到玷污,其理由是,埃及军方“将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行动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埃及军方宣称,他们不会对抗议者诉诸武力。埃及军方“发表声明,将抗议者的要求描述为‘合法的’,并半心半意地呼吁抗议者回家,承诺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埃及的高级军官自称站在抗议者一方,逐步为军事政变奠定了稳固的基础,释放出与穆巴拉克彻底决裂的信号。当军事政变既成事实,埃及军方又发表声明,“称赞穆巴拉克是一名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领导人。它暗示,军方不会长期掌权,并表示,军方是不会取代合法政府的”。

  军事政变之后,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控制了埃及。最高委员会现由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元帅(Field Marshall Tantawi)领导。自1991年以来,坦塔维就一直是穆巴拉克政府的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穆巴拉克政府前总理和埃及空军前司令艾哈迈德•沙菲克将军(General Ahmed Al -Shafik)也是拥有权势的最高委员会成员之一。最高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奥马尔•苏莱曼。

  事实上,军事政变之后,埃及局势并无改善,埃及实际上是以无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义告终。对奥巴马政府来说,保持现状是最合意的结果。因此,华盛顿对此非常高兴,它立即宣布,继续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作为回报,埃及军政府宣称,它会遵守1979年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协定,将继续在加沙地区对巴勒斯坦人实施制裁。

  为了延续无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义,华盛顿试图通过颜色革命的过程,就如同我们在南斯拉夫和其他东欧国家所见证的那样,在埃及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在这种体制之下,选举结果可以轻易地被人为操控。因此,美国公开宣称,它将向新的埃及政党提供资助。这是明目张胆地侵犯一国主权和干涉一国内政。在埃及军政府的同心努力之下,华盛顿“正努力分化真正的反对派,并将其自己的所谓反对派人物安插入抗议运动”。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Mohanned Al-Baradei)就是华盛顿选中的反对派人物之一。正是巴拉迪要求穆巴拉克辞职,同时建立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巴拉迪是在美国受的教育,大多数时间生活在西方,他代表着华盛顿的利益,反对革命性的变化。

  

  埃及是新自由主义的典范

  

  对美国来说不幸的是,埃及人民不可能接纳无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主义政权,因为其代表了现状:裙带资本主义与掠夺性外资相互合作、一片繁荣,而民族工业破坏殆尽。1991年,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计划被强加给埃及,其结果是毁灭性的:“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两美元,失业率持续攀升,年轻一代失去就业机会。”社会支出的缩水还使绝大多数人丧失了基本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埃及的两极分化现象已经越来越走向极端。一千个家庭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商业和财富,他们是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受益者。为了压制合法要求和正义声音,穆巴拉克政府雇用了一支规模庞大的安全部队,“警察局里的刑讯和虐待成为一种例行公事。警方的路障和盘查成为埃及人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显然,如此腐败的政权已经在埃及人民心目中信誉扫地。不管华盛顿收买了多少埃及精英,也不管动用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都无法动摇埃及人民要求变革的意愿和决心。埃及人民为独立和赢得国家尊严所作的斗争永远不会停息。美国顽固地要求维持现状并维护其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利益,这再次暴露了其国际行为的丑陋性。总之一句话,美国不过是只纸老虎。

  1989年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全球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突出特征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全球化的扩散。令人惊奇的是,作为一个极为贫困的国家,在实施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经济改革数年后,埃及竟被标榜为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之一。为了免除多达数以百亿美元计的债务,从1991年开始,埃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签订了一份关于结构改革措施的协议。结果,金融自由化、私有化、解除管制、开放市场、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国民待遇等一系列结构调整计划在埃及得到执行。

  统计数据显示,埃及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埃及的报告:埃及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1991/1992年实质上停滞的状态上升至1995/1996年的4%以上,而通胀率从超过21%下降至7%”。此外,开放市场和欢迎外国直接投资导致了外汇储备的不断积聚。

  然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来,这仍未达到预期值,尤其是在结构改革方面。于是,1996年至1998年,它为埃及设计了为期两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规划,其重点是“私有化、解除管制、贸易自由化和财政金融部门改革”。

  遗憾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的私有化往往涉及将利润丰厚的国有企业拍卖给外国跨国公司或本国圈内人。这造成了埃及“工作环境的快速恶化,引发了一次极为猛烈的罢工潮,以至于一位分析家称之为中东地区近半个世纪最大的一次社会运动”。

  其间,“裙带资本主义盛行,而曾经作为埃及经济支柱的本地工业任由衰退。与此同时,私营的工业部门生产陶器、大理石和化肥等破坏环境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产能不断扩大,得不到有效的监管,为居民的健康带来严重恶果”。

  而且,裙带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财富集中于极少数经济精英之手。不少经济精英充当了跨国公司的代理人,大量地进口电子和汽车等消费品。房地产开发商也位列其中,其中许多人与政治精英关系密切。这些开发商仅以实际价值的一小部分就拿到公有土地,建造封闭式小区和度假胜地,供埃及社会上流阶层所用。利用国家的支持,包括基础设施补贴和廉价的土地,房地产作为非石油产业,成为埃及经济的第三大产业。

  毫不奇怪,埃及社会日益两极分化,“据评估,1000个左右的家庭控制着该经济体的大部分领域”。为了保护其财富,维护自身利益,精英们施加政治压力,促使有关税收改革的法律通过。从而,最高所得税从42%削减为20%。在穆巴拉克的领导下,埃及政府实行单一的统一所得税。据此,高工资和低工资收入者按其收入支付同一税率。因此,“穆巴拉克主导了一个这样的进程:国家财富落人小部分私人手中,而绝大多数人贫困化,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两美元,失业率不断上升,年轻一代没有就业机会”。

  而且,由于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并放弃了自给自足的政策,埃及的粮食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价格扶摇直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中东剧变   新自由主义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国际关系 > 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869.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