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3 次 更新时间:2011-08-04 16: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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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恒甫 (进入专栏)  

   

  [摘要]本文通过回顾孙冶方和顾准的学术生涯,追溯了1950年代以来马克思价值规律在中国的历史发展。文章还证明,马克思的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的科学演进是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发展的产物。

    

  [关键词]价值规律 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

    

  一、引子

    

  1969年5—6月,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May—June,1969,Vol.77:430—433)发表了张五常(Steven N.S.Cheung)的一篇短文“费希尔和红卫兵”(Irving Fisher and the Red Guards)。此文不到四页纸,但它谈到了资本、财产权、社会矛盾、竞争、阶级、马克思、毛泽东等大名词。反复阅读之后,我得到一些读书笔记,供大家指教批判。

    

  二、张五常和邹谠

    

  张五常1969年的短文是他和芝加哥大学著名政治学家邹谠(1919—1999,英文名字为Tang Tsou)交流学术的心得。邹谠曾向张五常陈述,毛泽东和马克思—列宁这两个阵营对如何解决社会矛盾有不同的方法。马克思—列宁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国家不存在社会矛盾,而毛泽东不这样看。张五常认为毛泽东的逻辑非常正确:依经济学的术语,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里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终结的不稳定均衡的系列。如果资本财富的私有制度被消灭,个人行为必定相应的发生变化以便维持一个社会可满意的生产结果。当人民公社成立后,毛泽东看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人民还是自私和贪婪;人民公社谎报产量;个人决定往往不通:过政府批准;特权阶级依然存在……因此,军队的组织形式应运而生:因为军队看起来是一个可以没有私人资本而能发挥功能的独立组织。这种组织的结果便是红卫兵。这是张五常十分严格的推断。

  张五常进一步分析红卫兵的本质。红卫兵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而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意味着全社会只有一个人能存在。对红卫兵来说,如果一个人在他之上,他很快便会将此人置于他之下——这为“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所使然。

  由此可见,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为使命的红卫兵必须不断进行革命和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深刻地意识到,既得利益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能很快形成。所以,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过七八年必须再来一次。他个人对此是坚信不移的。

    

  三、顾准和孙冶方论价值规律的长期性

    

  张五常所指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和资源有效配置之间的困境当然为毛泽东所了解。张五常说,毛泽东一定要改变人的自私本性,重新塑造人的行为。但毛泽东又不说清楚他所希望的人类行为到底是什么。这样,毛泽东只好不停地调整规则、方案和政策措施。

  其实,顾准和孙冶方在1950年代初期便意识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的困境,提出用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价值规律、利润和生产价格——来解答这一难题。他们的学说已经不是兰格、米塞斯、哈耶克、泰勒等在1930—1940年代的学术争论。他们必须拿出实际可行的经济政策来解决1950年代的中国经济问题。

  那是一个需要勇气和直视死亡的年代。1956年,孙冶方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把计划和统计工作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一文。此文的后记坦言:“还在今年初夏,吴绛枫(即顾准,他用此笔名还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同志就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来同我研究,并且把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那一段关于价值决定的引证指给我看。”而顾准的文章《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稍后也发表在1957年第3期的《经济研究》。同时,顾准在1960年代便气贯长虹地翻译不合时宜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他站在历史的高度在1970年代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并审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

  当然,在那个时代里,顾准和孙冶方只能修正和发展马克思的一些偶然性命题或只言片语。马克思说过,一切经济最后都归结为时间经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1分册第112页)。在《资本论》第三卷(第963页),马克思也偶然提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孙冶方冒着生命危险将此引申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同时,他还要在社会主义经济里倡导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要理直气壮地抓利润。因为这些观点,孙冶方被康生、陈伯达、林彪和江青等定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孙冶方被单身监禁七年多。而顾准早就定罪为反革命,饱尝折磨和病痛,于1974年撒手人间。1975年,孙冶方出狱。但他的观点还是被视为异端邪说。

  1978年,胡乔木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文章,肯定价值规律和市场。而此时的孙冶方却更是艺高胆大——难怪孙冶方,难怪薛萼果(孙冶方的真名),青年时代的他便在苏联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经济学家列昂节夫当中国留学生《资本论》课堂的翻译了!有了1978年的“科学的春天”(郭沫若语),这才有了1981年孙冶方的公开发言:“讲经济就是要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当然,孙冶方早已把这句近似于资本主义经济学效用/利润极大化的对偶性(duality)命题,写进了他于监狱中默诵七遍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腹稿里。每当我翻阅陈岱孙1981年出版的《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一书,我不能不赞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将哈佛大学1920年代的博士陈岱孙转交成一个第一流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陈岱孙的文笔酷似浅显化的马克思和通俗化的黑格尔。他比冯友兰在马克思学术上下的功夫要更艰深。但饱受资本主义经济和人文教育的陈岱孙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却缺少顾准和孙冶方的创造。诚然,陈岱孙的著作给人一种美的享受。而顾准和孙冶方的文章却充满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陈寅恪的诗句的确道出了文化人如冯友兰、陈岱孙、顾准和孙冶方的心境和处境。尽管陈岱孙比冯友兰在思想上要独立得多,我们还必须公正地献给陈岱孙一首陈寅恪的“男旦”(1952年):

    改男造女态全新,

    鞠部精华旧绝伦。

    太息风波衰歇后,

    传薪翻是读书人。

    而对冯友兰曲学阿世之流,陈寅恪有“文章”(1951年):

    八股文章试帖诗,

    宗朱颂圣有成规。

    白头学究心私喜,

    眉样当年又入时。

  若陈寅恪九泉之下知道顾准饱尝的饥饿,顾准所著的《希腊城邦制度》,顾准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思考,并因癌症于59岁早逝,陈寅恪大可再挽一次张荫麟(1942年):

    大贾便便腹满腴,

    可怜腰细是吾徒。

    九儒列等真鄰丐,

    五斗支粮更陨驱。

    世变早知原尔尔,

    国危安用较区区。

    闻君绝笔犹关此,

    怀古伤今併一吁。

  孙冶方的学问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巅峰,他的思想真可谓“吾侪所学关天意”。他的死也未尝不是“文化神州丧一身”。陈寅恪用此怀念王国维,我们经济学家不妨如此怀念孙冶方。

    

  四、毛泽东论价值规律的暂时性

    

  从1958到1960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有许多论述。他的结论反映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的小册子里:“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毛泽东的这一不着边际,没有时间概念的结论只能被当权的康生、陈伯达、林彪和江青所利用。而顾准和孙冶方的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早在1958年,毛泽东便一边提倡价值规律在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积极作用,一边强调它的历史的暂时性:

  “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

  “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

  “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

  “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

  “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建国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

  一旦价值规律的历史的暂时性成为定论,顾准和孙冶方的头上就有一把刀。顾准和孙冶方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就是修正马克思价值规律的历史的暂时性,并论证价值规律对公有制经济的普遍意义。无论顾准和孙冶方怎样钻牛角尖地去旁征博引马克思的著作和手稿,他们丝毫不能改变自己的历史的悲惨命运。更有甚者,顾准和孙冶方对马克思的旁征博引只能被康生、陈伯达、林彪和江青称为“打着红旗反红旗”。

    

  五、马克思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的建立

    

  顾准和孙冶方仅仅论证了马克思价值规律的持久性,而我在此则要充分论证马克思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的持久性。马克思说: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正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我无法高估马克思“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重要性。只有这种有别于私有制的个人所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理论首先承认被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性的背叛。而作为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异化。社会主义的个人所有制至少有三方面:(1)劳动者才能得到产品;(2)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3)消费资料的按劳分配。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里,对这种社会主义的个人所有制有全面的分析,此小册子写于1875年,与《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1867年)相隔八年。它是马克思最成熟的一部分思想。

  马克思首先定义个人消费资料是怎样形成并用于分配: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地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只有现在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

  接着,马克思论述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和消费品的按劳分配:

  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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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文汇》2007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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