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可以判定：所谓中国“7·23动车追尾重大事故”，其实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动车毁，乘客亡；另一个是政不通，人难和。
如果说事故的第一部分还多少能找到一些诸如天气恶劣、设备故障、调度失误等客观或偶发因素的话，在事故处置善后过程中充斥失误甚至于罪过的第二波，诸如：救人草率、损毁证据、赔偿无理、封堵舆论、遮掩真相等等，已经是难以常理解释或宽恕的了。
整个7·23特大事故乃呈现出这样一种惊骇特征：即有关事情都尽量向着无理性和反常识的方向发生了。若不是我们身处网络和大众多媒体时代，整个事故成因和处理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事故发生后人们当然会反思和总结，有说“高铁”大跃进工程隐患无穷；有说“高铁”建设过程瞒天过海，腐败丛生；有人要求铁道部必须分拆解散、铁道部长引咎辞职；也有人呼吁人大常委会立案进行特别调查。
以上呼吁先不说能否实现，但都有就事论事的倾向。就算铁道部今天受到了查处清算，那么明天是否还会冒出个类似的“钢道部”呢？完全有可能。笔者以为，7·23特大事故是中国政治文化里官本位，民轻官重，唯权唯上传统劣根的集中爆发体现。这也是在过去几千年即使不断改朝换代，都难以撼动的中国难题，源远流长，遗害至今。
本来依照儒家传统，中国是一个讲究伦理尊卑的文明与国度。但不知为什么，恰恰在政治体制方面，却是伦常颠倒，是非紊乱，偏偏把官设在民的地位之上，而且往往是高高在上。
通俗的说法，把某个地方官员称作当地的“父母官”。弄错了没有？到底谁是谁的父母？怪不得皇帝本人就被尊成了整个国家的天王老子了。如果说在古典时期，由于整个世界在这个关键问题上都还比较紊乱，于是让中国的历代王朝还可以苟且蒙混过关的话，那么近现代之后，当某些外部文明开始理顺了这一关键的伦理关系，而中国却仍然迟迟执迷不悟的时候，中国文明的核心竞争劣势就马上显现出来，中国人的厄运和苦难就只能不断地反复下去。
不妨提一个常识性问题：试想如果7月23日那天出事的动车上，坐着铁道部或国务院官员的父母家人，抑或其顶头上司，那么这场车毁人亡的事故还可能发生吗？即使发生了，铁道部及国务院官员还敢于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平抑事故现场，急于恢复通车吗？他们还敢于在善后处理中敷衍了事，讨价还价吗？估计再借他们30个胆子也不敢。
其实，按照现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和常识，铁道部或国务院官员的父母大人和顶头上司，确实就是在动车上的，不仅是7月23号那天，而且是一年365天常来常往，他们就是亿万的普通中国人民，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真正赖以存在发展的中流砥柱。
但是很可惜，中国颇有一些不孝子孙，至今不懂或不认这个道理，或者有时嘴皮子上能讲得好听，但实际操作起来总是难以兑现，总是错把自己当成了大爷，反而怠慢了甚至加害于真正的大爷。7·23特大事故及其类似的问题，表面因素可以千头万绪，但其悲剧的核心根源就在于此。
中国自改革开放的30年以来，开始对“官本位”及“唯权唯上”在观念和价值上有了一定的反思和清算，但在具体实践和体制改革上，对这个核心问题的触动依旧微乎其微，即依然严重缺乏人民大众依法监督，制约和管理权力的真正有效渠道和手段，导致“权为民所赋”这样的新思维鲜有制度依托及落实，更导致执政党和国家官员对人民大众鲜有敬畏之心。
中国最要紧的是尽快落实人民的权利和义务，把几千年来被颠倒的政治伦理关系从根本上矫正过来，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文明复兴，道德重建及体制创新。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