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9年“五四运动”至今，中国人探索和推进现代化已有90年。90年来我们经历过三次巨变，每次都间隔30年左右，即30年必大变。1919年至1949年，中国人经历革命，建立了新国家；1949年至1978年，我们探索了近30年的现代化道路，由于存在十分严重的体制和战略问题，最终推进了1978年改革开放；此后的30年中，中国经济步入稳定的加速发展期，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而现在我们又到了新的发展路口，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的严重问题，要求我们再有一次巨变，也就是现代化的最后一步(冲刺阶段)。
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使我国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未来5至10年，我国将处于大机遇与高风险并发阶段。
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以后，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13亿国民的潜在需求是我国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其能不能及时有效地释放是避免中国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关键，这是小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所不具备的条件。
而最大的风险则是可能遭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现代化道路并不容易，上百年来，许多国家都试图采取各种方式，努力实现现代化目标，但结果是仅极个别的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一些相对幸运的国家，通过几十年的努力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但从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转变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许多国家步入中等国家的发展陷阱，即经济发展面临长期停滞，甚至陷入政治上的长期危机之中。早的如南美洲的阿根廷、巴西、智利，近的如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泰国、马来西亚，从区域上讲集中在拉美地区和东南亚地区。
所谓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就是指很多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徘徊，长达10年甚至20年以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概括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特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化以大规模的贫民窟为代价、金融体系脆弱(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极易遭遇金融危机冲击)、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服务滞后。
我国的高增长也伴随着这些问题的发生，而且经过最近一轮的经济高增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如果不及时扭转，“十二五”之后我国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另外，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影响的深入将使世界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活力减弱，处理危机及危机过后美国政府及其他发达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可能趋于强化。美国居民基于资本膨胀而不是基于收入增长的消费模式(表现为过度消费)在这之后将会向理性回归。而经济、贸易增长也会呈中期性放慢。“十二五”期间，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将继续趋紧，近几年过度依赖于出口增长的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
中间型模式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环境下被许多人奉为宝典的“中国模式”，不仅与已经获得成功的“东亚模式”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具有较强的不可持续性，难以保证中国经济实现由中等收入水平向发达水平的转换。因此，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是发展模式的挑战，即现有的发展模式所存在的重大缺陷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实现“关键一跳”。
可以从6项经济社会指标的表现来对发展模式进行分类，这些表现也是能否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换的重要标志。这六项指标是：(1)增长率的高低及持续性；(2)就业增长及就业结构变化的快慢；(3)城市化快慢及问题；(4)收入差距的变化(扩大或缩小或稳定)；(5)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的变化(扩大、缩小或稳定)；(6)重要产业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强弱。这六项结果指标有些很直观，容易识别，有些则难以衡量或不够直观。
根据以上6项结果指标差异及增长原因差异，我们可将大东亚地区的发展模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日韩发展模式(主要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第二种是东南亚发展模式(主要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第三种是中国发展模式。
在泛东亚地区，从高增长的结果及一些原因(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政府在推进经济增长上发挥着很强的作用)看，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但我们如果关注相伴的一些重要结果，就能发现这其中的差异是巨大的。
日韩发展模式，其高增长过程伴随着或直接带来了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性，增长的分享性较强。主要体现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一致性，也体现为高增长与高就业的结合，更为重要的一点是高增长与产业竞争力的提高高度一致。
而东南亚模式，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一直偏大，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也未见任何收敛的迹象。同时，它们的城市化在一些国家严重滞后，而在另一些国家则过度。在产业竞争力上，东南亚国家表现得更弱。
中国的发展模式既不同于日韩发展模式，也与东南亚模式存在较大差异。这个差异表现在：中国存在巨大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这可能与中国人口、地域规模太大，地区间存在很大的自然差异有关；中国在中低端制造业上竞争力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东南亚地区这方面优势不显著；在经济增长原因上(体制和政策上)存在的差异更大。
区分这三种模式，特别是将东亚其他发展中地区的高增长与已经成功的日韩发展模式相区别，可以帮助我国在未来的发展中避免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里的政策含义是：日韩发展模式是目前东亚地区唯一成功地完成现代化的模式，值得我们学习。更重要的是，它是过程与结果的高度统一，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不用调整发展模式，可继续保障经济进一步的跃升(尽管在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化中也存在政策的明显调整)，在这一点上，与东南亚国家及我国明显不同。
现有的中国模式和东南亚模式是中间模式，持续的高增长在许多方面并未达到预期的结果，与高增长伴随的一些深层矛盾(多数是结构性的)在积累，可能成为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换的巨大内在障碍。
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
作为中间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选择的发展模式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民自信心在明显膨胀，一些过度乐观的情绪在滋生，其中主要是对中国模式成功的夸大。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模式在发展的中间阶段所产生的严重问题缺乏理性的认识，认为这一模式可以继续走下去，最后必然通向现代化的彼岸；二是相信中国模式优越于市场经济的标准模式，甚至将取代这一标准模式，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不需要继续改革、更不需要调整发展战略。这样陶醉于中国模式将是十分有害的，中国模式存在一些重大甚至是致命的缺陷，还需要改变和完善，否则中国难以避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而目前中国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高增长与低就业的矛盾突出。与东亚其他两类模式比，中国就业增长的表现最差。GDP10%的增长相对应的就业增长仅为3%-4%(非农就业增长弹性为0.3-0.4)，而东亚其他国家在高增长期非农就业增长弹性均超过0.5。就业不足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分享机制弱，必然导致收入差距、城乡以及地区差距的扩大。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产业发展过度依赖外资和房地产。过度依赖外资的一个重要后果是我们生产的产品长期处于低端，丧失对产业链的控制权，内资企业垂直化分工发展严重不足，相当多的中国企业的生产融入全球产业链，造成国内许多重化工业及高技术产业产业链极短。
过度依赖房地产有两个效应，一个是通过建筑业的扩张增加就业，对农民工形成巨大需求；另一方面，由于资金、资源过度地配置到房地产部门，会导致其他部门（与房地产不相关的部门）自主创新的投资不足。暴利型的房地产业发展使许多其他行业对创新持悲观态度，许多制造业将新增资本大量投入房地产就是这种负效应的表现。
过大的发展差距(居民间、地区间、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或长期处于偏大的水平是中国模式、东南亚模式与日韩模式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中国，不仅是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显著扩大，还存在巨大的地区和城乡差距，这有别于东南亚模式，至少在程度上如此。1998年之前，我国的基尼系数低于0.4，1998年以后基尼系数显著扩大。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1年和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上升到0.42和0.45，有人估计最近两年接近0.5(在世界上居于次高水平)。与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相一致的是，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都在趋于扩大。
农村人口城市化严重滞后。其主要表现是大量的农民工处于“浮游”状态，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极为缓慢，这是我国与其他所有东亚国家最不同的地方。在目前学术界，一个流行的看法是最近几年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了，但统计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看法。城市化速度主要是看城市人口增长率速度（而不是城市化率），上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人口年均增长5%，90年代回落到4%，过去的10年仅为3%，明显递减。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因对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城市化人口统计口径的调整，目前我国城市化率还存在明显高估的问题。把每年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农民工根据常住人口的定义将其算作城市人是不妥的，实际上一个农民工最多算半个城市化人口。中国并没有出现城市化加速现象，相反是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严重滞后 （或讲农民向城市转移的速度较快，但转化为市民的速度却出奇的慢）。这实际上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农民只享受劳动收入，不享受定居权和其他福利待遇，他们承担着过度的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
产业竞争力提高缓慢。高增长并未伴随着产业竞争力的显著提高，这一点反映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当明显。在制造业，我国具有世界竞争优势的产品、品牌极少。
投资率严重偏高。这部分归于体制问题，即政府对投资的干预过强，部分归因于产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如偏好于快变量的房地产产业的发展和偏好于引进外资。而投资率过度的代价太高，最后可能要算总账。
由于长期的投资过度，在消费不足及外需放慢的情况下，产能过剩问题将会破坏经济高增长的机制；其次，资源、环境的成本太高，投资率过高，不仅是因为资金投入大，自然资源投入也大，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另外，投资的宏观产出效率偏低，与韩国相比，我们用更多的投资换取了相似的经济高增长率，代价过重。
宏观资源(特别是资金)配置严重偏向房地产部门。在这轮高增长过程中，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房地产业的发展刺激过度，诱导了各类资金纷纷入市炒房，导致行业增长的严重结构失衡、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国际收支失衡等多重失衡。
2007年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21.5%，而投资资金的来源中，房地产投资资金占28.7%。如果我们用投资的资金来源与投资完成额的差额作为衡量流动性过剩的一个指标(狭义的)，那么2003年以后，我国新增流动性中93%(2005-2007年三年平均)流入房地产市场，其他各行业仅分享了不到7%。经济步入周期性转折点后，其风险将逐步显现。
出口对外资依赖过大。对一个像中国这样的一个人口巨型国家来讲，外贸依存度过大是个问题，但进一步分析将发现，如果除去外资占出口的份额，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过大，即我们的真正问题是对外资的依赖过大，外资企业(包括港澳台、外商投资)占出口比重2001至2008年的平均值为56.3%。一个地区特别是一个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资，是一种偷懒型的快捷发展策略，它的严重缺陷是政府的行为越来越短视，且抑制了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增长。
除以上七大方面问题外，中国发展模式还有三大体制问题，即垄断行业(包括自然垄断和公共事业)改革滞后；在战略性竞争行业国有企业的比重仍然过大，产业竞争力提高仍受到巨大的体制性障碍；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文化娱乐业)管制过度。
现有发展模式的风险
现有中国发展模式 (中间模式)所产生的重大矛盾将会使其自身难以持续下去，并产生巨大的风险，使中国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现有发展模式产生的过度不均衡问题将会极大地约束需求增长，最终限制经济总量继续快速扩张。令我们甚为不安的是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最近几年正在发生突变，已经明显偏离了原有收入差距较大的范围，向拉美化或东南亚化的方向发展。收入分配形势的长期恶化是许多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后落入发展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现有发展模式的继续推进将会严重阻碍产业升级和产业竞争力提高。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容易陷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它被主导成熟产业、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中间。我们现有的发展模式如果继续推进下去而不做一个大的战略转变，就会因对创新的激励不足而陷入两难境地，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会因国内要素成本的上升及国外竞争者的压力而挣扎；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外资压力和有效的激励机制难以建立起来的情况下难以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其中最最需要改变的是：让与国家竞争力提高关系很小却消耗很多的社会资源的房地产业暴利机制不复存在，使其他产业特别是一些战略性的重化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经营者不再受外部短期暴利机会的影响而安于创新，同时增加对自主创新的政策激励。
三是现有发展模式不改变将会使资源瓶颈约束难以克服，且环境的代价太大。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高耗能行业，因为房地产下游全是高耗能行业，房地产行业由于其技术进步有限，对下游产业升级的要求不强。因此，这样一方面使高耗能、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现象难以抑制，另一方面，将阻碍产业的技术升级。
四是现有发展模式严重扭曲了资金、资源的宏观配置，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或经济危机。现有发展模式在资源、资金及人才都倾向于房地产业，这不仅影响经济的宏观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即房地产过度泡沫化的风险。
不论是从较早时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南美国家的经验看，还是从晚些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经历看，房地产泡沫均难以避免，这无疑是它们先后陷入金融或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所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抵挡房地产的诱惑是避免出现金融或经济危机的关键，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避免了，所以它们成功了。韩国做得最好，1975年韩国便开始实施重工业战略，这时房地产投机活动开始兴起，韩国政府以建立重化工业竞争力大局为重，采取抑制性的政策，避免了房地产的泡沫。现在泰国之所以陷入发展陷阱，与其90年代所发生的严重房地产泡沫有直接关联。
那是不是房地产泡沫在任何时期都会产生致命性的影响，答案是否定的。主要看房地产泡沫发生的时期，即发生在经济增长的哪个阶段，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发生在工业化及现代化完成之后，韩国基本避免了房地产过度泡沫问题，东南亚国家房地产泡沫则发生在刚刚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时，中国则更要提前，发生在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之前。房地产泡沫发生得越早，危害越大，越迟，危害越小。日本是“结果泡沫”、东南亚与我国是“过程泡沫”，“结果泡沫”问题不大，“过程泡沫”将可能破坏整个长期高增长机制，从而落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陷阱。明白这一点对克服中等国家陷阱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就是要在发展的战略转型期避免房地产出现过度的泡沫，特别是不能出现泡沫经济。
调整的思路及建议
调整发展模式的基本思路是：由“两个过度依赖”转变为“两个依靠”，即增长动力转变。所谓两个依靠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扩大内需，内需的扩大和升级主要依赖于扩大消费需求，同时主要依赖自主创新能力而不是资源、资本的过度投入。
缩小三大增长差距，释放生产力。
差距不是生产力，但缩小差距就是释放生产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没有缩小内部城乡和区域差异，过去的高速增长好像并没有受到这些差距的扩大的约束，但在下一阶段(“十二五”起)这些差距将会成为是否维持高增长的一个重大障碍。如何缩小差距呢？主要是根据公平原则，建立经济增长的分享机制，政府的发展目标由单一的追求GDP的高增长转为共享型的稳定增长。
促进消费模式转变，挖掘内需增长潜力。中国居民的消费不足除了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体制不健全等约束外，还受到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方式(或模式)落后及各种政策性限制的重大影响，而后者更为本质。
加快农民转化市民的进程，提高城市化率。目前我国有1.6亿至2亿的半城市化居民(农民工)，就消费来讲，这是一笔潜力极大的资源。加快农民转化市民的进程，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促进城市房价的合理化，高房价下无城市化，中国目前的房价水平与收入水平相比，严重偏高，降低价格将会释放出巨大的购房需求，也会相应地加快城市化进程；实施大规模的农民工安居工程。鼓励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鼓励自主创新，提高产业竞争力。
主要是减少对非自主创新方面或领域的过强激励，因为只要存在比对自主创新更多的激励存在 (如对外资的过度激励，如对房地产的过度激励)，那么，自主创新投入就不可能增加。这里也包括威廉·鲍莫尔提出的政府要严厉打击非生产性的“企业家行为”(“寻租活动”)。
首先，要改变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作用的政策导向，减少对房地产的过多激励，消除房市暴利，阻止社会资金过度流入房市。其次，降低战略竞争力行业的国有资本比重，鼓励民营资本对产业升级的战略作用。三是利用资本市场推进自主创新。我的思路是将大量过剩的社会资金导入股市与产业升级结合，促进重化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如制定产业差别化的上市融资和再融资政策，主要是明显放宽对升级型的重化工业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条件，促进重化工业的资本扩张和竞争力的提高。四是确定激励自主创新的正确导向。主要是要鼓励企业围绕节能节资搞自主创新，产品的自主创新要坚持“紧凑化”的取向。
大力增加非基础设施类的公共支出，改善民生。新的发展阶段，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财政结构改革主要是扩大非基础设施方面的公共支出，弥补这类公共部门(涉及民生)长期以来的支出不足。大幅度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政策性住房及就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投入，可以减轻居民在这些领域的支出负担，置换出新的购买力，同时，能显著地改善居民的支出预期且增加对政府的信心，因此，会对扩大消费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大力放松对服务业的管制，促进服务业的繁荣。重点是加快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明显放松对文化娱乐服务、社会中介服务(非组织的公共组织)的准入限制，促进相关服务业的大发展。
把促进大中部崛起作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中部地区资源丰富、交通便利、产业基础较好、市场潜力巨大，已经具有了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中国要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竞争力，唯一的出路就是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特别是向邻近的中部地区转移，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让其重复80-90年代沿海的发展过程，与此同时，促进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再过20多年中国便能实现全面振兴。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崛起，不仅能显著地扩大内需，而且也是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地区差异的最有效途径。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