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科学精神的起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43 次 更新时间:2011-08-02 11: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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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  

  

  科学有思想方式和社会建制两个方面,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是近代以后的事情,作为思想方式的科学起源于古代希腊。所谓科学精神,首先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方式,这种特殊的思想方式并不普遍存在于各个文明之中。它特别的属于古代希腊人。希腊文明并不是最古老的文明,持续时间也不很长。但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最为持久而巨大,原因在于,它是科学精神的发源地。

  

  1、何谓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方式呢?在希腊文明之前和之后,其它文明都产生和发展了丰富而多样化的知识,从处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到管理社会、定国安邦,从安抚灵魂、维护社会稳定,到解决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问题,都各有经验、方法、对策。所有这些知识,不论是零散的还是系统的,不论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都具有强烈的经验特征、实用特征。但是,没有一种文明像希腊文明一样,超越了知识的实用性功能,而对知识本身感兴趣,对知识的确定性问题如醉如痴。对知识本身感兴趣,着迷于知识的确定性问题,这就是希腊版本的科学精神。

  并不是说其它文明都没有对知识本身有过任何反省。中国的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庄子说过“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些言论有些甚至很深刻,但都是到此为止,不再深究。希腊人却罕见的把知识问题列为人生的首要问题。“认识你自己”是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里最有名的一句箴言,也是希腊精神生活的缩写。什么是“认识”?“认识”为什么一定要指向“自己”?这是希腊思想家反复询问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篇第一句,“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把“知”的问题摆在了最为突出的地位。他在这部重要著作的第一卷区分了经验、技艺和科学(知识,episteme,在希腊文里,“知识”和“科学”是同一个词)。他认为,低等动物有感觉,高等动物除了感觉还有记忆。从记忆中可以生成经验,从经验中可以造就技艺(techne)。经验是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技艺是关于普遍事物的知识。技艺高于经验,因为有经验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技艺者知其所以然,故技艺者比经验者更有智慧、懂得更多。但是技艺还不是最高的“知”,最高的“知”是“科学”(episteme)。技艺固然因为超越了经验而令人惊奇赞叹,但是由于多数技艺只是为了生活之必需,还不是最高的知,只有那些为了消磨时间、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日常必需为目的的技艺,才是科学。我们中国人常常把知识分成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两大类,亚里士多德却给出了知识的三个阶段。他的经验知识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经验知识,技艺这种追究原因、知其所以然的普遍知识,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知识,但是我们的分类中却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科学”的位置。这件事情反映了希腊科学精神相当大程度上被我们忽视、被我们遗忘。

  什么是“认识”?认识即是追求“科学”。什么是“科学”?为什么在“技艺”这种理论性知识之外还要增加“科学”这样一个纯粹知识的阶段?这是特别值得我们中国人思考的地方。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明白,“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是智慧。”(982A15-18)[1]“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982B21-23)[2]纯粹的科学必须是为着求知本身的目的而不是任何其它目的而存在,这种指向“自己”的“知”,才是纯粹的科学。这样的科学,就是“自由”的科学。

  超越任何功利的考虑、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这就是希腊科学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希腊人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在其它任何文明中都找不到这样的精神气质。

  

  2、理性思维的本质是追求内在性

  

  亚里士多德已经表明,理论知识与经验知识的不同就在于,理论知识研究事物的“原因”和“本原”。最高的、纯粹的科学(知识),研究原因和本原“本身”。寻求本原的努力,自始至终贯穿在前苏格拉底的希腊思想史中。当泰勒斯说万物的起源是“水”,阿那克西曼德说万物的本原是“无定”(apeiron),阿那克西米尼说本原是“气”,毕达哥拉斯学派说本原是“数”,赫拉克利特说本原是“火”,巴门尼德提出存在与非存在、提出真理与意见之别,恩培多克勒提出四根说,阿那克萨哥拉提出种子和努斯,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论的时候,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把他们对世界的思考落实到了对事物“本原”的追究之中。

  什么是原因和本原?原因、本原就是“根据”,是事物可理解性的根据。借助“根据”,我们获得对事物的理解,我们知道如何与事物打交道。对本原的追求,也就是对根据的追求。“追问”这种希腊理性生活所习惯的东西,首先也是着眼于“根据”而来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把“相”(idea),亚里士多德把“本体”(substance)或“形式”(form)作为他们所找到的第一根据。在后世的形而上学家中,笛卡尔找到了“我思”,莱布尼茨找到了“单子”,黑格尔找到了“绝对精神”,作为他们各自的终极“根据”。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寻找最终根据的历史,而这个追究根据的“范式”本身却是希腊人开创的。“根据”就是理由、原因。充足理由律(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就是根据律。寻找根据即是讲理。根据律是西方理性主义的第一定律。

  所谓科学的思维方式就是理性思维,所谓西方的科学传统就是理性主义传统。

  理性主义兴起于希腊民主政治热烈论辩的土壤之中。讨论、辩论、争论是否没有完没了?是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苏格拉底一反智者们为辩论而辩论的风气,要把辩论引向一个崇高的目标,在那里,道理显明而有约束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并不来自你的能言善辩,而来自道理“自身”。道理显明地拥有“自身”,因而“自足”、“自主”、“自律”、“自明”。这就是“根据”的内在性原则。满足内在性原则的“自身”就有规约性的力量。

  何谓理性(reason)?辞典上说:“理性,一种从一些信念的真达到另一些信念的真的能力。”[3]简单说来,理性是一种保真推理的能力。保真推理无疑是构建确定性知识的最好方法,唯有保真推理,才会有确定性知识。亚里士多德已经发现,典型的保真推理就是三段论推理:

  大前提:凡人皆有死

  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苏格拉底有死

  为什么三段论推理是保真推理呢?原因是,结论已经事先包含在前提之中。所以,保真推理之所以能够保真,原因就在于,保真推理本质上只是原初真理的自我展开。它是“自己”推出“自己”(的部分)。保真推理的要害在于,它活跃在内在性领域之中。“认识”为什么一定要指向“自己”?因为唯有指向“自己”,“认识”才具有确定性、普遍性、必然性。这是西方理性主义的内在性思路。

  对于中国思想而言,内在性思路是不可思议的。宇宙间万事万物均处在有机的相互联系之中,每个个体事物不可能“根据”“自己”就能够如此这般。中国思想推崇“无我”、无“自己”。一切事物均在有机宇宙的汪洋大海中,按照整体的运势而运动。当亚里士多德说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时候,孔子却强调“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对于希腊人来说,真理具有独立不依的崇高地位,真理自己为自己开辟道路。

  科学追究根据,纯粹的科学追究事物内在固有的根据。事物内在固有的根据因其内在而具有必然性、普遍性和确定性。所谓理性思维,就是循着事物内在的根据,对真理(真知)进行内在扩展。科学、理性、真理,就此结成一体。

  于是我们看到,希腊人有发达的逻辑学、发达的演绎数学、发达的哲学-形而上学。这些都是希腊科学理性传统的丰硕成果,而其它文明没有发展出这些东西,既不关乎智力水平,也不关乎物质生产能力,实乃在更深的层面上,文明模式的根本不同。

  

  3、科学精神之源:自由的人性理想

  

  在科学、理性的背后,是希腊人自由的人性理想。唯有将“自由”置于人性理解之核心地位的民族,才有可能对纯粹的科学如醉如痴,因为,纯粹的科学就是自由的科学。自由的科学出自自身(内在演绎)、为着自身(为科学而科学),因为所谓自由也就是出自自身、为着自身。从希腊时代以来,西方人的自由从来就是个体的自主、自决、自立、自足。

  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是希腊文明传递给现代西方社会的文化基因。对中国人而言,是否有情有义有爱,是判断人之为人的标准。儒家用“仁”字来概括这一人性理想。这一人性理想与中国文化的血缘亲情特征相关,而血缘文化又与农耕文明氏族同居、不喜迁徙的社会秩序相关。希腊文明是海洋文明、商业文明,喜迁徙流动,因而形成了高度契约化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中,个体的独立自主性是被默认的前提,维护这种个体的自主、自立、自足,是维护这种契约化社会秩序的前提。

  自由的科学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它的批判性,一个是它的非功利性。

  自由的学问是质疑和批判的学问。对不同的意见可以进行相互批判。这种知识态度与希腊的民主制有关,而在东方专制社会里,盛行的是对权威的崇拜以及知识的神圣化,决无可能养成质疑和批判这样的知识态度。

  古代希腊人生活的希腊半岛多山,没有大面积的冲积平原,因而也无须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从而没有形成如东方社会那样的水利农业,以及建立在水利农业之上的东方专制政体。希腊半岛地理上的多样性导致了希腊文化的多样性:希腊社会由大大小小的城邦所组成。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所谓人就是住在城邦里的动物,而住在城邦里的人就是“政治的”人,政治的人是要承担起公共事务的人。希腊城邦制让自由民成为自由的。

  希腊人自由的谈论政治成为风气,柏拉图的对话充分展示了希腊人是如何热衷于讨论正义、法律、理想的政体和理想的统治者这些政治话题的。在辩论过程中,话题实际上远远超出了政治话题,而涉及到宇宙人生的各个方面。这种自由的辩论之风是构成希腊自由的学术的社会学基础。在希腊哲学家们之间,这种自由的辩论风气表现为熟悉各家思想并相互批评。“我们有可靠的证据,说明早期的希腊哲学家们互相了解大家的思想并互相批评。在很多情况下只要阅读哲学家们自己的话就可以明白,这些话经后来的撰述者的引用而为我们保存了下来。例如,在巴门尼德之后的哲学家中,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哥拉两位都采用了他的原理,认为无不能生有,并用类似于巴门尼德本人使用过的术语进行重新表述。在这之前,赫拉克利特在好几个场合提到他的前辈及同时代人。”[4]这种相互批评的思想传统对于造就自由的科学是至关重要的。希腊哲学诞生之前的神话世界观、更早以及同时代东方社会盛行的神话世界观,都没有经受批判性的洗礼,因而经不起理性思维的进一步推敲。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蒙-拉为什么会每天都驾着他的船只航行一次?为什么不同的季节沿着不同的天空路线航行?埃及神话没有给予解释。神话宇宙论往往还提供好几个版本,但各种版本简单并存,版本之间的优劣没有进一步加以辨别,那怕相互矛盾也不予理会。希腊哲学的批判和辩论传统,为纯粹知识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自由的学问是超功利、非实用的。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

  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须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而演绎科学正好符合这一“自由”的原则。对希腊人来说,数学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实用性学科,而毋宁说是培养德性的学科。

  追求自由的知识,与希腊人视自由为最高的人文理想有关[5]。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对古典希腊人而言,能够保证人成为人的那种优雅之艺是“科学”,而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二章中提到了自由学术起于“惊异”,但源于“闲暇”。自由的学术不是起源于实际生活的需要,而是起于对世界的“惊异”。有所惊异者感受到自己的无知,因而为了摆脱无知而求知。但是,这种无任何实用目的、单纯为了求知而从事的学术,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闲暇[6]。亚里士多德说,“可以说,只有在生活必需品全部齐备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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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科学与社会》201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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