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新格局的政策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3 次 更新时间:2011-08-02 10:2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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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 (进入专栏)  

  

  2008年9月以来,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起源的国际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美国政府痛下决心,不惜出重拳救市,欧洲政府从隔岸观火的超脱态度迅速转向不遗余力注资、发钞的大营救计划。在金融大营救计划推进的同时,检讨和反思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建立新型国际金融格局的呼声日益高涨,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纷纷呼吁,要求各国政府开始协商讨论建立新国际金融体系的话题。美国总统布什已经邀请世界主要经济体于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金融峰会,中国也在应邀之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利益何在?中国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参与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考虑中国基本立场时,应特别注意哪些因素呢?

  

  当前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基本形势判断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都对现行国际金融格局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不满。而现有国际货币和金融格局是建立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基础之上的,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其中包括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戴维营关于取消美元和黄金挂钩关系的宣言、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主导的经互会(CMEA)可兑换卢布的崩溃以及欧元的崛起。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不少"意见领袖"和政客将今天的金融危机归咎于长期以来各国货币力图以各种方式与美元挂钩导致美元汇率过高,进而导致美国贸易逆差、信贷过松、美国私人部门借贷过多等情况。发展中国家则认为美元和欧元仍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因此美元和欧元区国家事实上左右着全世界的货币供给,影响着各国的货币政策,因而是导致国际经济失衡的直接因素,同时,它们还认为,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对其本国的金融机构长期监管不力,造成了金融危机,危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

  所以,世界各国出于不同的考虑,对于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都表现出改革的愿望,改革的呼声在金融危机之后达到了新的高潮,各国政府都具有相当的危机感,都希望通过这场危机促成国际金融新体系的诞生。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2008年的世界和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的世界截然不同。当今的世界,没有因为世界大战导致的战胜国和战败国的鸿沟,也不存在着战后初期前苏联、美国那样的绝对霸权。即便在发达国家内部,今天的美国也绝没有战后不久那样的强势地位,而且,这次金融风暴恰恰起源于美国本身,这就使得美国在关于国际金融新体系的协商中远远没有布雷顿森林会议时那样的主导权。

  即便美国具有极强的权威性,美国国内民众关于国际金融新体系的认知和判断也存在着巨大的偏差,甚至其精英学者,都不一定能直觉地感受到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要性。即使是在危机当前,美国人还会很自然地认为美国不需要其他国家的援助、完全可以凭一己之力化解这场金融危机。在他们看来,美元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升值证明了美国金融体制和美国经济的全球吸引力未减,同样,美国国库券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尽管将有7000亿美元的增发,却反而走俏,收益率下降,民众对此的一个合理推论便是"危机之后,全世界人民出于不同的考虑,心甘情愿地增持美国国库券,美国仍然是世界金融的中心,美元仍然是最坚挺的国际货币"。在这种形势下,即便美国政府有意愿与各国政府谈判,为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努力,其国民和因为竞选而受选民影响的国会却不一定会百分之百地支持这种协商。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即这场关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协商和谈判,其议论性大于约束性,其论坛性大于协商性,其象征性的意义很可能大于其实质性的内容,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指望这场关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谈判和协商能够产生出类似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那样的强制性的、具有约束力的条款,也就是说,未来国际金融新秩序,包括国际货币新格局,最有可能的还是通过各经济体之间的不合作的博弈而产生,这种不合作博弈的均衡点最可能主导未来国际金融新秩序和国际货币新格局的方向。

  

  中国的利益

  

  在以上基本判断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而讨论中国在这场关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博弈中的基本利益。尽管这次谈判很可能产生不了实质性结果,但谈判本身也是国际经济政治的较量,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笔者认为,中国在这场博弈中一个基本的利益点在于,尽管中国不一定非要争取成为这场博弈的主导者,但必须展现出作为一个崛起中大国所具有的责任心和基本领导素质。

  作出这一判断的基础是什么呢?我们应当把这场关于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讨论放在世界全球化的进程和反思的大背景中进行考虑。全球化为各国带来了福祉,中国也是受益者之一,但是必须看到,这场全球化运动也遭致了大量反对的声音,许多欧美精英知识分子大力呼吁要反思全球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体现出自身的责任心和基本的领导素质,向其他国家释放这样一种信号:"中国不只注重自身的发展,也高度关注全球经济、金融的发展。"

  在以上前提下,中国在这场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博弈中有几个具体的利益所在:维系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并且,高达50%的国民储蓄率以及日益扩大的经济规模告诉我们,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都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将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体现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巨大规模。显而易见,全球金融的稳定对中国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直接影响着中国自身金融的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更直接关乎到中国对外投资的保值增值。因此,全球金融稳定是中国在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谈判中最大的具体利益所在之一。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全世界各国应该是高度一致的。

  在新的国际金融格局下各主要经济体间的货币汇率相对稳定。各主要货币的汇率不出现大的波动,在适当调整的范围内保持汇率的稳定,对于像中国这样物价调整较慢、经济规模很大的经济体具有直接的积极作用。如果各国政府在此问题上具有共识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必然升值,这是经济发展规律的结果,但是我们希望这一过程是可控的。

  稳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是不可逆转的大势,因为任何大国的货币必然成为国际货币,而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利益要求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是渐进式、能够促进中国对外贸易、既能保证中国国际收支平衡又能促进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特点。

  

  几点建议

  

  加强各国及跨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和监控。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重大教训便是,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也不稳定,而且其金融危机的波及面比新兴市场国家更大,因此,中国政府可以联合其他国家一起建议,加强对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监管和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监控;可以考虑建议成立一个国际机构定期地研究报告各国金融运行基本情况,向各国政府建议金融监管措施,该组织既可以在IMF的框架下建立,也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国际条约性组织,它不一定具有约束性,但是具有研究性、建议性和信息性。

  协调各国的金融援救计划。金融风暴来临之时,由于各国金融市场高度相关,各国的金融救助计划需要协调。比如,对本地银行和外资银行,应保持政策一致性。又比如,各国出台金融救助措施,应具有一致性,避免因不合作性而出现的对各国都不利的后果。

  在IMF框架下的改革。可以考虑建议加快IMF改革,尽快推出新式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方案。在IMF框架下,呼吁继续给予新兴市场国家更多的发言权和投票权。特别值得研究的是,可以考虑建议IMF的储备货币由单一的美元转换为多货币,包括欧元以及人民币,这是因为在当今世界,各国借贷的币种已经不只是美元,IMF很自然地应该提供相应币种的援助,避免单一货币援助造成更大的汇率波动。人民币很有可能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借贷的重要币种,因此中国对IMF的投票权应以人民币注资为基础。

  各国应对主要货币间汇率的相对稳定有所承诺。这一点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条款形成了一定的呼应,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已经一去不复返,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完全左右汇率的走向,但是各国政府至少应该努力作出维护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相对稳定的承诺,这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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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金融》200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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