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从“天下”到“国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68 次 更新时间:2011-08-01 17: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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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 (进入专栏)  

  

  

  中国不“中”

  

  “天圆地方”,是中国传统的地理概念,而且,这种观念不仅是“地理”的,更是“伦理”的,中国位居中央,以“华夏”对“四方之夷”。鸦片战争失败后,天圆地方、中国居中的传统观念也随着现代地理学的传入开始一点点坍塌。

  其实,早在明朝中后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已将“地圆”的现代地理学介绍进来。1602年,利玛窦(Ricci,Matteo)绘成的《坤舆万国全图》刊行。在这些地图中,他向中国人介绍了有关五大洲的知识,第一次将16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介绍到了中国,介绍了“地圆说”。但他知道“中国中心”观根深蒂固,因此对图做了某种修改,科学史研究者樊洪业先生在《耶稣会士与中国科学》一书中说:“为了赢得中国人的好感,他把地图上第一条子午线的投影转移,在地图左右两端各留下一条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图的中央。”尽管如此,“地圆说”仍受到激烈批判,被目为邪说惑众。当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蒋友仁(Benoist Michael)在1773年向乾隆皇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时,大儒阮元严批这种理论“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在此压力下,现代地理学的传播非常有限。

  鸦片战争后,开始有少数先进之士“睁眼看世界”,从“悉夷”的角度了解、介绍世界。林则徐则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1839年4月,身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曾拟就给英国国王的照会一件,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措施停止,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允许外贸是“天朝”对英国的恩惠:“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照会中还屡称英王对天朝“恭顺”。照会还提出“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这个当时中国人的普遍看法,如果中国停止出口,则“夷人何以为生”,所以夷人应感谢天朝的恩德。照会最后说:“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

  1839年9月初,“虎门销烟”已近三月。三个月来,由于英方不甘就此停止贩卖鸦片,中英矛盾日益尖锐,武装冲突一触即发。林则徐身处“第一线”,对此感受更深,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不过,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联衔给道光帝上折,对有可能发生的“边衅”,颇为乐观地认为中国肯定能够取胜,其主要原因是:“夷兵除枪炮外,击刺俱非所娴,而其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近一年后,1840年8月初,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已经两月,浙江定海已被英军攻陷。一直在广东紧张备战的林则徐忧心如焚,再次上折,为收复定海出谋划策。他提出可以利用乡井平民打败英军,收复定海。但他的主要理由仍是英军仅持船坚炮利,而“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

  看来,在相当长时间内,林则徐对英国人“腰腿僵硬”、“屈伸皆所不便”因而“一仆不能复起”这一点深信不疑。之所以会有“英夷”腿不能屈竟至“一仆不能复起”之说,乃源于乾隆年间年英使马戛而尼来华不愿向乾隆皇帝行跪拜之礼,对不向皇帝下跪确实难以理解。于是有传言这些“英夷”不是“不愿”向中国皇帝下跪,而是因为他们膝盖压根就不会弯曲所以“不能”下跪。此说流传甚广,林则徐亦明显受此影响。在同代人、尤其是在同时代官员中,林则徐确是对“外面的世界”最为了解之人,倘不能不受此影响,适足说明举国上下当时对“世界”的认识水平。不过,林则徐毕竟识见过人,认为“英夷”腿不能弯曲并非天生如此,而是因其“浑身裹缠”、“腿足裹缠”所致。

  不过,他毕竟深感对外了解不多,迫切需要了解外情,所以南下时就带一位在“理藩院”任事、曾在印度受过教育因此会英文的老人随行。到广州后,他又将几名会英语的华侨、澳门教会学校学生招入己幕,在行辕翻译西方书报,了解“夷情”。今天看来,这是最正常之举,但在当时却饱受非议。因为那些人的职业如洋行买办、引水、通事等在当时是为人不耻的卑微行当,社会地位极低;尤其是他们不是曾经学过“夷文”就是曾经“事夷”,在当时几被目为“汉奸”。堂堂钦差竟将这等人招至幕中,确难为世人理解。为了进一步了解敌情,林则徐还直接与“夷人”打交道,1839年6月17日在虎门接见了美国传教士卑治文(Brice,Calvin Stuart),表示想得到地图、地理书和其他外文书,特别提到想得到英国传教士马礼逊(Morrison,Robert)所编《华英字典》。这更是突破“夷夏之防”的惊世骇俗之举。

  与“夷”接触越多,越感对其了解不够。林则徐从招人翻译《澳门新闻纸》、《新加坡新闻纸》以探悉夷情、着重了解鸦片生产、销售、西方对中国禁烟的反应起,对外部世界的更广的历史、地理、制造等各方面的兴趣越来越浓,或许,他已隐约感觉到这比鸦片更重要。他令人将1836年英国出版的曾任东印度公司长住广州的“大班”德庇时(Davis,Sir John Francis)所著《中国人》译成中文,名为《华事夷言》,成为了解“夷情”的重要文献。

  使人更为诧异而且今天更应该重视的是,林则徐“居然”开始注意到“国际法”,在1839年7月组织了对瑞士法学家滑达尔(Vattel,Emericide)的国际法著作《各国律例》(Law of Nations)的选译。虽然他仍不曾也不可能放弃中国是“天下之中”“天朝上国”的观念,仅仅是从对夷斗争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角度翻译、利用“国际法”的,但这毕竟是中国注意到“国际规则”的开始,意义委实重大。

  1839年底,林则徐又开始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1836年在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译名为《四洲志》。此书介绍了关于世界几大洲的新知,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同时,为了克敌制胜,林则徐还组织编译了有关西方近代船舰、火炮的资料,并试图“师夷”仿造。

  1841年夏秋,已被革职遣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路过镇江,与好友魏源同宿一室,对榻畅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编译的有关外夷资料交给魏源,嘱其编撰成书。魏源不负重托,于《南京条约》订立后不久整理成《海国图志》(1842)出版。一些有关外夷的书,也在这一阶段出版,如梁廷枏的《海国四说》(1846年)、姚莹的《康輶纪行》(1846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1848年)。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

  《海国图志》对世界五大洲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做了详细的介绍,并绘有地球全图和各洲分图共75幅,界划非常清晰。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说“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足见其历史意义之深远。但,或是囿于成说,或是惧怕这种介绍的颠覆性后果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社会、政治压力,魏源在《海国图志》附加的《国地总论》中自己又撰写了《释五大洲》和《释昆仑》两篇文章,强以焚典为依据,牵强附会地论证“中国中心”。

  《瀛寰志略》为福建巡抚徐继畬所著,共10卷,约14.5万余字,收图42幅,其中只有一幅关于日本和琉球的地图未用西方所绘地图,其余都按西方原图描摹。在当时,这是大胆的非法之举。但他认为:“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大块有形,非可以意为伸缩也。泰西人善于行远,帆樯周四海。所至辄抽笔绘图,故其图独为可据……此书以图为纲领,图从泰西人原本钩摹。”在这部著作中,他首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地球的概貌和各大洲的基本知识、经纬度的划分等,然后分别介绍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这四大洲各国地理、历史和现状,还介绍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及南极的基本情况。可以说,他的著作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地理、历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最高水平。

  在这样一幅如实客观的世界图景中,中国位于“世界之中”的神话自然破灭,“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将破碎。对此,徐氏实际已有相当认识,但面对现实却又无可奈何。所以他虽在初稿中明确写道“亚细亚以中国为主”,但在定稿时却心有余悸地将此话改写成“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由“亚细亚”改为“坤舆大地”虽只一词之易,但徐氏内心那种不得已的苦衷,却可从中略窥一斑。

  还是在此书的刻印过程中,他的同乡好友、地理学家张穆见徐将《皇清一统舆地图》置亚细亚图之后深感不安,甚为他担忧,急忙致书徐继畬,提醒他应将《皇清一统舆地图》置于卷首,因为中国传统的“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词,严守“夷夏之防”,而且“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

  他特别以明代徐光启等人在此方面未加注意结果“负谤至今”为例,要徐继畬吸取教训。“负谤至今”的确可怕,徐继畬立即采取张穆的建议,将《皇清一统舆地图》放在卷首。同时,徐氏在“凡例”中谨小慎微地申明“此书专详域外”,于中国情况“不敢赘一词”,以避免中外对比。因为“对比”起码意味着可以“并列”,而这是“主流话语”断难容忍的。因此,在介绍亚洲不得不提及中国时,便不得不将中国说成是“壤尽膏腴,秀淑之气,精微之产,毕萃于斯。故自剖判以来,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的中央之国。尽管他已知道中国实际位于何处,但仍不得不说中国居于“万方仰之如辰极”的地位。的确,诸如“天朝上国”、“世界之中”这类根深蒂固的社会性观念,并非理性知识等可轻而易举打破的,面对这种巨大的力量,徐继畬也不得屈从。而徐的友人刘鸿翱为此书作序时仍强调:“夫中国者,天地之心。四夷,天地之肢。”

  这些书出版后,引起极大的非议和激烈的批判、指责。徐继畬被指是:“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听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魏源也受到激烈指责。结果,这类书大受冷遇,敢谈者甚寡。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中国的耻辱,是中国的危机,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一次机会。但是,从上到下仍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愿正视现实,最多从传统“狄夷边患”的角度理解此事。所以,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并无根本性变化。在鸦片战争时,自古就有的华夏与狄夷人种的生理构造不同论仍大有市场。有人认为是这种生理构造不同导致“立教不同”;有人认为夷人眼睛不能夜视,清军可以夜袭获胜;有人认为夷人膝盖不能弯曲,无法平衡,可以用长竿将其捅倒;甚至林则徐都认为夷人无中国大黄、茶叶即肠塞不通,可以禁止茶叶、大黄出口作为制敌手段……本来,战后以魏、徐为代表的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书应开阔人们的视野、改变华夏中心论,但巨大的保守氛围却使他们的心血之作作用有限,结果,在十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许多官员奏章中的御敌之策竟与十年前类似。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白缴了鸦片战争的“学费”,“浪费”了一次失败、一次危机和一次机遇。

  当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时,魏、徐之作才受到重视,被大量刊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突破了“华夏中心论”的樊篱。

  1875年,郑观应发表《论公法》一文,明确提出中国应抛弃“华夷观念”,加入到国际公法体系:现在“各国之藉以互相维系,安于辑睦者,惟奉万国公法一书耳。其所谓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法者,各国胥受其范。然明许默许,性法例法,以理义为准绳,以战利为纲领,皆不越天理人情之外。故公法一出,各国皆不敢肆行,实于世道民生,大有裨益,然必自视其国为万国之一,而后公法可行焉。”“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通商以来,各国恃其强富,声势相联,外托修和,内存觊觎,故未列中国于公法,以示外之之意。而中国亦不屑自处为万国之一列入公法,以示定于一尊,正所谓孤立无援.独受其害,不可不幡然变计者也。”

  最重要的是,他提出的根据:“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如中国能自视为万国之一,则彼公法中必不能独缺中国,而我中国之法,亦可行于万国。所谓彼教之来,即引我教之往。风气一开,沛然莫御。”

  郑观应为中国早期启蒙者之一,有此启蒙思想者当是少数,但能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毕竟说明了时代精神、社会心理的某种变化。当然,此时距鸦片战争的爆发已30余年,一代人的时间已经过去。

  

  体制的屈从

  

  “华夏中心”的“天下”观必然要在国家体制中得到反映、体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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