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另外一个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53 次 更新时间:2011-08-01 10:48:08

进入专题: 辛亥百年   清帝逊位诏书  

高全喜 (进入专栏)    

  

  【编者按】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以“革命”、“共和”、“宪政”等各种政治或学术标签展开的纪念活动、研讨会、专题文章等纪念形式异彩纷呈,不一而足。然而纪念活动的意义,仍潜藏在当代人关于中国近代转型和共和国建构的集体意识之中,甚至体现了某种历史的焦虑感。“走向共和”在中国的20世纪,自辛亥革命初结成果,逐渐走向一种激进主义的革命建国道路,其宪制后果至今依然清晰明朗,革命之后的成熟宪制构造仍未完成。另外一个线路是标榜自由主义的民间话语体系,但其非历史性和非民族性的过简品性既难以对革命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解释,也难以为革命建国之宪制转型提供适宜的稳健方案。出于对此种二元对立之思想路线和历史叙述的自觉反思,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高全喜教授站在中国近代以来国家构建的历史高度,本着保守改良主义的基本立场,选取与辛亥革命处于同一历史时刻且紧密关联的《清帝逊位诏书》作为分析样本,从政治宪法学的学术视角对该份宪法性文件的思想背景、历史价值、规范内容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纪念活动“老调重弹”、“反思不足”的缺陷。高教授的这一研究成果已经结集成册,名为《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高教授还就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征询学术界的批评意见。2011年4月26日,高教授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清帝逊位诏书》的专题讲座,引起强烈反响。讲座之后,高教授以自己的讲座底稿为基础,约请参与讲座或以其他方式表达过意见的若干青年学者整理出正式的意见稿,形成了本刊编辑部所呈现的这一专题笔谈稿。受邀参与笔谈的五位青年学者包括: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系副教授)、董彦斌(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后,《中国法律》总编辑)、泮伟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讲师)、王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田飞龙(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专业领域涵盖政治学、法理学、法史学和宪法学。本刊编辑部亦希望此次专题笔谈能够促进国内学界关于辛亥革命讨论的深度化和理性化。

  

  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清帝逊位诏书》

  

  高全喜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已经在国内、海峡两岸乃至于华人世界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围绕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在思想理论、学术探讨方面的会议和文章也已大量出现。不过,我的看法既不同于国共两党的革命史观,也不同于坊间盛行的自由主义史观,它们都由于意识形态的色彩而无法呈现出那段历史丰富而复杂的面向。

  我为什么要刻意选取《清帝逊位诏书》这个篇章,作为我的别一种纪念呢?其主要缘由在于我认为,辛亥革命为构建中华民国——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现代国家、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这个现代意义的中华民国,并不是辛亥革命只手构建起来的,而是一种源自古今中西交汇的历史合力共同构建起来的。无论是从现实的社会力量,还是从宪制的构造形式来看,中华民国肇始之际的国家创制,皆表明它是由各种制宪力量氤氲汇合而形成的。所谓现代中国的宪法精神,应该是这种制宪合力的精神体现,而这之中,以《清帝逊位诏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王制的改良主义这份优良遗产,无疑也一并融入到了现代中国的宪法精神之中。在我看来,作为现代中国——中华民国宪制的一个重要构成,《清帝逊位诏书》不啻为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

  

  一、中华民国的立国宪法到底是什么?

  

  西方现代国家的构建,大多都是基于各自的宪法,即便是没有成文宪法的英国宪制,也依然有其未成文的宪法,尤其是一系列宪法性法律文件,它们担负着塑造国家政体的构建性功能,属于“活的宪法”。但是,反观中国的现代国家之构建,作为第一共和的中华民国,其宪法却一直处于风雨飘摇、名实不符的政治吊诡之中。从历史文本来看,我们有一系列所谓的宪法,或临时性质、草案性质的宪法性法律,但始终未能成就出一种名副其实的宪法体制(规范宪法)。但是,没有一部完整的名实俱备的宪法文本,是否就意味着中国之现代国家没有确立起来呢?是否就意味着中华民国没有自己的根本法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予以回答。

  对于百年中国的现代政治,我们应该回到历史的语境中,探索和发现真实的“中国宪法”,为此我曾经提出过一组概念,即“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考察中国现代政治史,不能照搬西方成熟国家的宪政经验。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经历着一个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型,这一转型处于一个较为漫长的立宪过程,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立宪时刻。我们不能机械地以所谓宪法规范、宪法格式或宪法名目来考察或解读中国的百年宪制,解读中华民国肇始之际的宪法创制,而是要深入到中国制宪时刻的历史场景之中,从中华人民这一现代共同体的政治命运之视角来发现和解读中国的宪法。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中华民国肇始之宪法,我认为有两种方法论的不同,或呈现出两种宪法观。第一种是文本主义的宪法观,这种观念以客观的历史文本为研究对象,从规范主义的应然态度出发,按照现代的宪法理论或宪制框架,分析或解读那些冠名为“宪法大纲”、“临时约法”、“宪法草案”、“民国宪法”之类的宪法文本。还有另外一种方法论,即政治宪法学的历史主义宪法观,这种观念不囿于既有的宪法文本,也不单纯从现成的规范主义出发,而是从现代政治的发生学角度来解读和审视中华民国之宪法,力求在众多或明或暗的历史资料中,挖掘那个活的民国之宪法,洞开现代中国的政治之源。这种方法论寻求的就不是死的宪法文本,而是民族国家(或国民国家、国族)的宪法精神,它关注的是现代中国的宪制起源。

  在当今的语境下,我们要和平地致力于国家建设,就必须回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源头,去发现第一共和国的“立宪时刻”,发现这个非常时期的真实“宪法”以及宪法精神。一般认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华民国立国之宪法,或具有临时性质的中华民国之宪法。对此我要提出一些不同意见,我并不认为《临时约法》是中华民国立国之唯一性的宪法性法律,《临时约法》只是中华民国“立宪时刻”的一组宪法性法律中的一个文本,并不单独构成中华民国立国之唯一性临时宪法,或者更准确一点说,《临时约法》只是代表了南方(南京)革命政权所诉求的立国之宪法,并不代表全体国民尤其是北方(北京政府所代表的)民众的共同意志和政治决断(关于辛亥革命、南北和议、清帝逊位、民国创制的过程及其它们如何构成了政治宪法学意义上的中华民国之“立宪时刻”,在下文第二、三两节我将展开论述)。深入中华民国肇始之际宪法构造的历史场景之中,我们就会发现,现代中国的宪法创制,并不是由一个宪法文本——《临时约法》体现的。我认为中华民国之宪法,或中华民国创制之“立宪时刻”的宪法,乃是由一组宪法性法律所共同构成的,更准确一点说,所谓一组宪法性法律,就是《临时约法》和《清帝逊位诏书》两个宪法或宪法性法律文件,它们作为姊妹篇共同构成了中华民国“立宪时刻”之宪法,它们才是作为民国肇始之立国根基的根本法。

  

  二、《清帝逊位诏书》的宪制背景

  

  追溯起来,现代中国的立宪史可以说是源自康梁变法。这次变法不同于传统王朝历史上的诸多变法,它不是扭转王朝新旧循环更替的一种古典变法,而从根本上来说是属于现代中国宪法构建的一部分,这次变法所孕育的乃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新中国。由是观之,现代中国的宪法创制在其发轫之初,就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外部力量持续强有力的冲击,这个外部力量不同于传统王制所遇到的游牧民族,而是裹挟着物质力量、文化力量乃至制度文明的现代西方的民族国家,甚至包括日本——它们构成了促使现代中国变法图强的直接外部动力。第二,在日益严峻的外部危机的冲击之下,清廷内部的改革力量面对着庞大的旧体制,在甲午战争尤其是戊戌变法之后,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原先朝野共同诉求体制内变法图强的主导性改良主义力量,逐渐分化为“革命党”与“立宪派”两种截然不同的“建国路线”。

  我们看到,在武昌起义之前,日渐衰颓的晚清王朝面临着上述三种导致巨大变革的力量(西方列强、革命党和立宪派)的拉扯、冲击,这三种力量之间,乃至三种力量与旧势力之间的关系,此消彼长,互相牵动,围绕着制度变革或变法立宪、国家构建而展开,所不同的是手段与方式、目标与图景的本质性差异,它们构成了《清帝逊位诏书》的宪制背景,为中华民国肇始之际的“立宪时刻”提供了历史的机缘。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之成功,启动了这个现代中国之国家构建的“立宪时刻”,由此上述三种力量,尤其是后两种中国自己的主体性变革力量,登上了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宪法创制的历史舞台。然而现有的宪法学研究严重忽视了《清帝逊位诏书》所具有的宪法性意义。实际上,这份《逊位诏书》本质上迥然不同于传统王朝变更中的诸多退位诏书,它是一份蕴含着现代中国宪法之精义的逊位诏书,其赓续晚清王朝中绵延不绝的改良主义革新力量,促成了中国政治的古今之变,为塑造新的共和立宪之国体——中华民国,培育新的国民——中华人民,做出了巨大的宪法性贡献,从而防止了因武装革命而可能导致的传统帝制国家的分崩离析和彻底崩溃。

  

  (一)《临时约法》作为立国宪法的不充分性

  

  考察《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学意义,或者说我之所以把这份逊位诏书视为一份中华民国肇始之际的宪法性法律文件,首先要面对的便是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导致的政治变革以及旋即制定的《临时约法》。但是《临时约法》作为中华民国之立国宪法显然具有不充分性,或曰存在“短板”。

  首先是革命建国问题。尽管《临时约法》之“总纲”确立了中华民国的宪法根基,完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宪制结构的规划,但为什么我仍然认为它还是有其宪法短板呢?其主要原因便在于这个《临时约法》尤其“总纲”没有从非常政治的“立宪时刻”之高度,应对贯穿于中国政治古今之变的革命建国问题。也就是说,它只是从一般国家政治的构建角度即“日常政治”的宪制角度创制中华民国宪法,殊不知这个中华民国之宪法不可能是日常政治的产物,而是非常政治的产物,这里有一个只有早期现代才有的“立宪时刻”或“建国时刻”。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们(各派政治、军事领袖和知识、士绅精英,尤其是革命党人之领袖)缺乏应有的自觉。其短板的关键点在于,这个宪制结构是以辛亥革命的革命动力塑造出来的,没有主动呈现出内在的“反革命”机制,因此这个宪法形式是不牢靠的。因为革命建国包含两层宪法逻辑,即“革命”与“革命的反革命”,这个终结革命的力量不仅仅只存在于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那里,而且还存在于与其对立的改良主义(清政府以及南北各省士绅群体)立宪派那里。具体一点说,主要存在于清王朝最后的变法改制(《十九信条》)、端方、袁世凯与张謇、梁启超等人所代表的拥护宪制的立宪改良派那里,只有他们实质性地参与到这个《临时约法》的宪法创制中,这部宪法性法律才是富有效力和权威的。缺乏这种革命建国之反省,就是我所说的《临时约法》之宪法意义上的短板,它是埋在文本背后的深层逻辑。

  其次是人民制宪问题。《临时约法》还有另外一个短板就是人民制宪问题,即这部约法没有从制宪权的高度实质性地解决人民与国家(共和国)的关系:何为人民?何为民国?中国人民是如何即以什么方式制宪建国的?这部约法尽管居功至伟,但我为什么仍然说它并没有从根本性上解决人民制宪的问题,从而使其在有关中华民国、中华人民、人民权利的宪法规定中难免流于空疏呢?当然这首先是由于前一个短板,即与这部约法回避革命建国之“革命的反革命”的攸关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因为,依照这部约法的深层宪制逻辑,其民国构建是源于国民革命的,正是基于这场伟大的革命,才培育、冶炼和塑造出“中华人民”,由这个崭新的现代国民(国族)——中华人民,行使制宪权,构建现代国家——中华民国,即一个人民的共和国。这个写进《临时约法》文本中的“中华人民”是如何发生的呢?《临时约法》规定了人民组织国家、享有主权、赋有权利,但是人民为什么能够如此,其动力和目的并不明确。由此,我对这部约法的追问就有两个:人民在哪里?人民又是如何制宪的?我们看到这个“人民”以及“制宪”过程并不能令我们满意。

  由于《临时约法》的宪法短板,国家统治权受制于党派利益与个人野心,成为枪杆子的利用工具,导致中华民国宪法的创制屡屡难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辛亥百年   清帝逊位诏书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待整理目录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65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66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