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的教师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98 次 更新时间:2004-10-05 10: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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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我作为附中的一位老师上课已经一个月了。课程快要结束了,最后借此机会向老师们做一个汇报。我今天想讲的,是“我的教师梦”。

  

  我这次来附中实际上是圆一个梦。我在北大2002年退休的时候,有学生问我退休后干什么?我说我退休后第一件大事要回贵州去一趟,因为当年我在贵州教了十八年的书。第二件大事是到附中来。去年到今年总算干完了这两件大事情。回归附中,就是重新做一次教师梦。前几天我和中学同学聚会,一位女同学谈起一件往事:1956年我们毕业时,全校举行过一次以“我的梦想”为题的演讲比赛。我获得了第一名,题目是“我的儿童文学家梦”,第二名就是这位女同学,讲她的梦想是要当一名乡村女教师。但梦的实现却非常曲折:1956年做梦,一直到了文革之后,才勉强圆了这个梦。也就是说,为了要做一名中学老师,竟然奋斗了几十年。我听了自是感慨万端,想起自己在60年代,也有过一个梦:回附中当老师。当时我在贵州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教书,想调回南京,这自然是无法实现的梦想。而且就是在贵州,我要求做班主任,也被拒绝了,原因是我家庭出身不好,没有资格当。文革中这就成了一条罪状,说早就看穿了你要想争夺青年的“狼子野心”。你看,在中国想做一位老师,竟有这么难!后来我想,不让我当老师的人也有他的道理,说明教师工作非常重要,他是影响青少年的,而青少年正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这是一种权力,有的人就是不愿意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的人掌握教师的权力,于是,我为了实现自己的教师梦,就不能不奋斗几十年。

  

  说起来最早做这样的梦,还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当时我是中央大学附小(今天的南师附小)的学生。学校出墙报,有一个醒目的标题:“长大了做什么”。我还记得是教我们美术的杨宏毅老师画了好多画:飞行员,教师,科学家,工人,农民,等等。然后每个同学在相应的栏目下填自己的名字,我当时填的就是教师。我第一次做教师也是在南师附小,学校受陶行知、陈鹤琴的影响很大,号召学生当“小先生”。解放初期还有好多儿童是流浪儿,我们就把他们聚集起来,办小先生学校,由我当校长。我的印象很深:班主任吴馨先生,有一天突然对我说:钱理群,我们要办一个小先生班,现在学校任命你做小先生学校的校长。我当时都吓坏了,连忙问:老师怎么当啊?!吴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你自己想吧。说完就走了。后来我才懂得,这是真正的教育艺术:对你表示一种信任,你自会产生自信,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而这正是做一个教师最重要的品质。后来我就果真鼓起勇气当了这个小先生学校的校长,而且干得很不错。我现在还记得,有个学生是卖冰棒的,毕业时还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面写着“送给敬爱的钱老师”几个字。也就是说,我还在小学六年级就被称作“钱老师”了,一直到现在还是“钱老师”,并且颇以这样的称呼为豪。

  

  我真正当老师,是在大学毕业分配到贵州安顺地区卫生学校教书。对我来说这是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你想我从北京一直下到最边远的贵州,又是1960年的大饥饿的年代,而且在中等专业学校教语文,学生根本没有心思学。想走走不了,想考研究生,又不让考。怎么办?我当时做了一个选择,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可以叫自我设计,这个设计几乎决定了我的一生。我把自己的理想分成两个层面。首先是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主观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我一分析,不管是环境多恶劣,反正我是教师,我就做一个最受欢迎的语文老师。这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同时我定了第二个目标,就是现实条件不具备的,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具备,需要等待的,要做准备的一个更大的理想。当时我的更大理想一个是到南师附中教书,第二个目标就是到北大教书,讲“我的鲁迅观”。我先为实现现实的理想而努力,当时年轻,一下就把被褥搬到学生宿舍,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让我当班主任,我就做一个不是班主任的班主任:新学生一来我就先看学生入学照片,把他们全都记熟了,主动上门和每一个学生聊天,了解他们的基本状况,以后又编写学生学习档案,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后来文革中“对学生太热情”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我还和学生一起爬山,踢足球,完全打成一片。这样我很快就成为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但却害了学生:文革开始时到处挖“三家村”,我们学校以我为首就挖了四、五个“三家村”:有和我踢球、爬山的,和我一起编墙报的,等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在和这些学生的共同生活当中,我感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常常想,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学生,我肯定很难在贵州坚持18年,更难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可以说我是和这些贵州的学生结下了患难之交、生死之交的。所以后来到了北大,我还和他们保持联系。我常常说我这个学者有两个精神基地,一个是北大,一个是贵州,其联系纽带就是青年学生。 我去年去贵州讲学,以前卫校的学生,在电视上看到我,就立刻到电视台打听我的地址,然后就聚集了好几位同学,还有的从几百里外赶到贵阳来看我,他们说我们毕业以后不仅是卫生业务上的骨干,同时我们的文章也写得很好,很受领导重视,这得感谢你当年对我们语文能力的训练。这倒是真的:这批学生是调干生,入学时只有小学毕业水平,我从初一语文教起,一直教到高三,确实把他们带出来了。但他们到现在还记得我,这一点仍然让我感动。文革结束后,我考上了研究生,就离开了这批学生。——这就说到了我的第二个理想的梦:要到北大讲鲁迅,唯一的路就是考研究生。而直到1978年,也就是我39岁时,才被允许考研究生,而且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但其实我已经准备了十八年:从21岁到贵州教书那一天起,我就利用业余时间,研读鲁迅作品,写了上百万字的笔记。正是靠这长期的积累,我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有人问我,如果你当年没有考上,现在还是贵州安顺的语文老师,你会怎么样?当然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学术研究上得到发挥,但我还是会安心地在那里做一名称职而出色的语文老师,在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实际上我现在还是老师,只不过是在大学任教而已。更准确地说,我现在有两个身份,一是教师,二是学者;但对于我来说,教师始终是第一位的,我在很多场合,都反复强调,希望人们把钱理群首先看作是一个教师。我这个人有深入骨髓的教师情结,天生的就是当教师的料。我写过一本书,题目就叫《人之患》,就是喜欢做教师,好为人师。我见到年轻人就忍不住要和他们说话,有一种癖好,我走到任何地方,身边都有一大群年轻人。对我来说,最快乐的事就是和年轻人聊天,有天大的烦恼,一和年轻人聊起来,就什么都忘了。如果真要惩罚我,最有效的,也是最残酷的办法就是将我与年轻人隔离开来。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喜欢和年轻人打交道到了什么程度:仅仅在北大教书,到许多学校讲学都满足不了我的教师瘾,我还通过通讯的方式和全国各地的读者“聊天”,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人。因此,我有很多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生和朋友,每年大概都要回一、二百封信。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有一次我收到四川的一封来信。他表达的是对北大的一种向往,我就很热情的寄了一本我编的北大的书给他。于是他又给我写信,说:“我想在你的面前不需要伪装什么,今天在我收到你寄来的书时我哭了。原来幸福时也可以流泪,而且这种感觉很美,很美。没有想到你竟然也记得我们,因为我们之间近似于陌生人。你离我们是那样的遥远。但当我拿起这本书时,却觉得你无比的熟悉而亲切。也许你觉得你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我们喜欢北大,而你就送我们一本关于北大的书,也许你把我们当成一群追梦的孩子,而你所做的就是让我们离梦更接近一点。但是,你难以想象,这本书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波澜。在学校很少有老师喜欢我。三年中认识我的老师有也不过一、二人,而这一、二人也只记得是某某人这个名字,而不是我这个人。在学校我几乎不招呼老师,因为师德有问题的老师被我所鄙视。而在喜欢的老师面前我往往是手足无措。当他们快要经过我的身旁时,我很紧张,把头埋得很低。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好学生,没有资格叫他们,甚至怕亵渎了‘老师好’这三个字。当他们走远时我才会抬起头望他们的背影。我心里想,如果有一天我能碰到你,也许也是上述的表情。所以当时的心情决不是感动二字能概述的。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在自杀时仅仅因为想起美术老师对他的赞扬的几句话,而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决心重新生活。以前总怀疑它的真实性,我现在明白了,真的有时只是对别人说一句话,做一件很普通的事,而引起这个人的变化。就像你对我,你让我知道应该怎样的去面对我的学生。(看来这个人现在当老师。)做你的学生真好,他们时常会被感动。这样他们心灵会永远充满爱心与感激。”我立刻给他回了一封信:“你的来信让我感动,字里行间充满了爱,不只是你我之间,我们应该用这样的爱对待周围所有的人。这里有一种心灵的沟通。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这样的沟通了。从信中看你现在是位老师。你说你知道应该怎样去面对你的学生。这个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在我看来,教育的本质就是将学生内心深处的善良、智慧等等这些最美好的人性因子激发出来,加以培育和升华,以此来压抑人的内在的恶因子。——按照我的人性观,人是善恶并存的。问题是我们要‘扬’什么,‘弃’什么。而善的激发,是需要一种爱心的。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的,用你信中的话说是毫不经意的,而不是一种着意的表演。而当下社会里,这样的爱的表演实在是太多了。你的来信引发了我的思考。谢谢。”——这样的通信,实际上是一种相互激励,相互间爱心的传递。想想看,作为一个教师,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和年轻人进行这样的心灵的沟通,那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美好的事情!

  

  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位辽宁的女孩,她父亲是一个工人,她的母亲已经下岗。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她的一封信,说:钱教授我太痛苦了。我在学校里遇见不公平的待遇。我的学习非常好,但是我的老师因为我没有关系,没把我分到重点班。我受不了了,我想自杀。当我看到最后这几句话,简直吓坏了,我想,这孩子真要自杀这怎么办?但是仔细一看,这封信是用了很美丽的信笺写的,这孩子如此的爱美,大概还不会自杀。于是赶紧给她写信,安慰她,鼓励她,给她讲道理。以后这孩子几乎每星期给我写一封信,倾诉她内心的一切。就这么联系了很长时间,这里保留了我写给她的一封回信:“你写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因为事情忙,前不久还外出开会,没有及时给你写信,请原谅。谢谢你对我的信任,随时把你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讲给我听。我也愿意这样听你讲话。只是有时不能立刻给你回应。不过请你相信,远方有一位老人,总是在倾听,并且理解你”。这件事引起了我长久的思考:她为什么要这么频繁的来信?我由此联想到现在的青少年,特别到了中学阶段他的内心有一种倾诉欲望。可惜的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们,常常不愿意倾听他们讲话,倾听他们的心声,这个时候就只能到我这样一个住在非常遥远的地方的老人这里倾诉。为什么呢?第一我愿意听她的,第二我绝对尊重她,并且替她保密,我不会因为她和我说了什么话,而去损害她,这样她就有一种信任感,安全感。但我想这也不是一个办法,因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青少年,我不可能每天都这样给他们写信。我就想到了我们的教育,如果她的家庭,她所在的学校,有父母,有老师愿意这样倾听,她就不必千里迢迢的向我倾诉。这正是教师、家长,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职责:倾听我们的孩子的内心倾诉的职责。其实孩子把心里话向你讲,讲完了,把郁积在心、解不开的许多情绪发泄出来了,心里舒坦了,该怎么做,她自己就明白了,并不需要我们成年人去指点什么,教师有的时候就是需要简简单单地扮演这样一个倾听者的角色。这说起来简单,却也不简单:因为它需要一颗尊重学生、理解学生的爱心。这个辽宁的女孩,后来高中毕业了,没有考取理想的大学,而是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我没想到,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她千里迢迢的跑到北京来见我一面。她那个失业的母亲也跟了来,但是高低不肯进来。我和这个孩子谈了一个上午,然后送了一大批书给她。我想这个孩子要见我,也是圆她的最后一个梦。后来那个孩子再也没和我通信。这样我反而放心了:大概上了大学后,找到自己的路,就不需要再向我这个老人倾诉了。我只能默默地祝福她一生幸福;而她已经给了我莫大的幸福:有这样一些纯洁的孩子,他们信任你,愿意向你袒露内心,你能够倾听他们的声音,和他们进行平等的交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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