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恩格斯对“唯物—唯心”之争的态度

——重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9 次 更新时间:2011-07-31 15: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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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

  

  内容提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写作动机之一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即《德意志意识形态》缺乏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这个判断折射出恩格斯对于马克思哲学旨趣的某种误解。恩格斯认为费尔巴哈唯物论之所以在历史领域失效,主要是因为未追问历史动力的动力和辩证法的阙如,这同马克思把费尔巴哈式旧唯物论的缺陷归结为拘泥于感性直观大异其趣。与马克思试图从逻辑和历史双重意义上超越“唯物—唯心”之争不同,恩格斯致力于强化这种对峙。

  关 键 词: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历史

  

  笔者曾指出: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中谈到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时,并未像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那样,涉及对二者的超越问题。这至少意味着恩格斯在此著作中未能达到马克思所曾达到的“合题”,而是仍然停留在知性逻辑的框架之中[1]。对此,可以通过恩格斯的《终结》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取向及其旨趣有更深入的了解。本文以《终结》为例考察恩格斯对于唯物论和唯心论之对立问题的态度,并通过与马克思思想的对比,分析其背后所蕴藏的哲学含义。

  

  一、《终结》的写作动机所透露出的信息

  

  恩格斯写作《终结》的动机是多重的:最直接的动机是回应卡·尼·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其次是为了应对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复活古典哲学思潮的挑战;最重要的动机在于完成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未竟事业(彻底清算费尔巴哈),以了却理论上的夙愿。但后一个动机并不真实,因为它基于恩格斯的误解,源自恩格斯同马克思在思想上的隐性隔膜。

  恩格斯在《终结》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指出:“旧稿(指《德意志意识形态》——引者注)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2]212。这一论断显然不符合事实,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恩格斯写作《终结》的深层动因。值得追问的是:第一,恩格斯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缺少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因而有必要写作《终结》,以弥补马克思工作的不足,这是否真实?第二,恩格斯的《终结》是否沿着马克思的思路来展开?这涉及《终结》的必要性和恰当性问题。

  其实,在《形态》“费尔巴哈”章被删除的一段话中就有这种说法:“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3]63。这说明该章的针对性非常明确且为作者所自觉。马克思后来也说得很清楚:早在1845年春就打算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4]34。“黑格尔以后的哲学”首先且主要是指费尔巴哈哲学;这种“清算”恰恰最集中地体现在《形态》当中。马克思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4]34。显然,马克思承认《形态》达到了“自己弄清问题”即“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实现“清算”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的目的。令人不解的是,恩格斯在《终结》“序言”中还援引过这句话,却未曾意识到它同自己所作判断之间的不相容。这一时期马克思同费尔巴哈在哲学上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本人的估价同恩格斯的判断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马克思究竟是在何时真正地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按照赫斯在1841年的判断,马克思当时就已经在哲学上“超过”了费尔巴哈。赫斯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不论就他(指马克思——引者注)的趋向来说,还是就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来说,他不仅超过了施特劳斯,而且也超过了费尔巴哈。”[5]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倾向是旧唯物论,倘若马克思不是在这个方面与费氏拉开了足够的距离,又谈何“超过”他呢?梁赞诺夫认为,即使“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还更多的是费尔巴哈的继承者,或干脆说是他的学生”[6]17时也毕竟已经开始在基本原则方面摆脱费尔巴哈影响了,因为“当时的马克思到底如何远远地超越了费尔巴哈,下列一段《神圣家族》中的文字可以为证:‘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6]12-13实际上,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就从基本立场和原则方面开始超越费尔巴哈了。按最保守的估计,“马克思写完《神圣家族》之后就不再是费尔巴哈派了——哲学上也一样。他比较容易地就完全摆脱了费尔巴哈……恩格斯还想和费尔巴哈结成盟友,马克思却把他拉开了”[6]17。最具有标志性的著作,当然要数《提纲》和《形态》“费尔巴哈”章了。作为《终结》作者的恩格斯已经知道马克思早年写的《提纲》,且将它修改润色后作为《终结》附录一并发表,甚至在“序言”中还肯定其思想史地位,指出它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2]213。作为《形态》作者之一的恩格斯也不能不了解《形态》“费尔巴哈”章的内容,他于马克思辞世后在该章末尾还加上了一个具有标题意义的概括性句子。既然如此,恩格斯何以还作出上述明显与事实不符的论断呢?这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它只能表明恩格斯并未充分地了解《提纲》和《形态》“费尔巴哈”章的真实含义。在《终结》作者恩格斯看来,上述文献至少还不太成熟,从而未能完成清算费尔巴哈哲学的任务(不然写作《终结》就是多余的)。恩格斯之所以把《提纲》作为《终结》附录一并发表,可能是因为《终结》把费尔巴哈哲学定性为“上半截的唯心主义和下半截的唯物主义”。恩格斯确认《提纲》就是历史唯物论的“起源”。所以,拿这种萌芽状态的唯物史观来“补充”性地“矫正”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即“上半截”的问题),自然顺理成章。因为恩格斯期待的是“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2]228。这表明,恩格斯不曾找到费氏哲学的错误根源和要害,仍拘泥于唯物论基础的有限化理解,未能基于人的存在打破历史观和自然观之间的界囿。

  早在1926年,梁赞诺夫就已指出《终结》序言中存在“几处不正确的地方”[6]4,其中就包括所谓的“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他说:“恩格斯错以为他重新看过一遍的手稿(即《形态》——引者注)中并没有对费尔巴哈理论的批判。”[6]10事实上,正如巴加图里亚所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佳的一章就是为了与费尔巴哈划清界限写的”[7]。另有学者也指出:正是在《形态》中,“马克思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的术语,并且对作为德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费尔巴哈作了全面的批判”[8]。这些说法是符合思想史事实的。其实,《形态》“费尔巴哈”章并非没有批判地清算费尔巴哈哲学,而只是未曾在恩格斯《终结》的意义上批判地清算罢了。恩格斯的说法只能表明他误解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真正意图。作为《形态》作者之一的恩格斯对《形态》批判费尔巴哈的工作视而不见,这只能解释为当时马克思不是在恩格斯所期待的意义上清算费尔巴哈的。这里必须正视恩格斯在该章的撰写中扮演的角色。正如梁赞诺夫指出的:“这部手稿差不多全是恩格斯的笔迹,马克思的手笔只是一些修改、插入和栏边注。但[这]并不代表作者是恩格斯。事实正好相反……恩格斯只是在记录马克思口授的内容……我们无法以《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为依据回答有关‘两位作者的写作分工’的棘手问题”[6]18。这就是著名的“口述笔录说”。根据有关事实加以推论,可以认为梁氏的解释是可信的。

  上述情况也许意味着晚年恩格斯哲学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带有方向性的改变,但这一假设将遇到两个困难:一是为什么他还要把《提纲》作为《终结》的附录一并出版?是向世人表明这一变化吗?不是的,这从《终结》序言对《提纲》的肯定可以看出来。这一做法只能被合理地解释为恩格斯误解了马克思,而且这种误解在《形态》写作时期就已经开始。二是倘若恩格斯思想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自己又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作为一位诚实的思想家就有责任把它公之于众,而不应保持沉默,但恩格斯从未向世人申明这一点。可见,恩格斯的确未曾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他也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同马克思之间在思想上存在着重要距离。

  《终结》对于费尔巴哈所作的“批判”,是否比马克思当年的“批判”更成熟更彻底更深刻呢?回答是否定的。列宁特别强调恩格斯同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哲学问题上的一致性,认为恩格斯在《终结》中是“在叙述自己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看法”[9]420。普列汉诺夫也说,《终结》“集了这两位作者(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引者注)的哲学观点之大成”[10]61。但《终结》究竟是体现出马克思同恩格斯的一致性,还是更多地体现出两者的思想差别呢?

  普列汉诺夫认为“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排除了精神和物质、神和自然的二元论”[10]127-128。情形果真如此吗?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在唯物论语境中是被这样处理的:一方面,必须首先确立物质的优先地位,但物质只能在心物对立中被定义;另一方面,精神只能在心物统一中被还原为物质。但前一方面已经先行地隐藏着心物二元分裂,从而使精神的还原成为一种真正的困难。这正是唯物论无法应对唯心论挑战的难题所在。唯物论面临的尴尬是:如果设想人的主观世界之外的世界,然后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预设一种二元论的框架;如果设想先于主观世界而独立存在的、作为非对象性的规定的客观世界,就必然与人的存在无关,那就把人置换为上帝。于是,这就变成了一个只有从“上帝之眼”去看待才是可能的问题。这本身就构成一种与唯物论信念相悖的吊诡。

  在恩格斯看来,作为黑格尔学派解体的“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马克思思想“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究竟是基于什么而实现的呢?他把这种分离归结为“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2]242的“结果”。这里的问题是:第一,如果把“分离”的原因了解为“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的话,那么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论为何未能“真正结出果实”?第二,仅仅笼统地说“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能够超出马克思所反对的那种“解释世界”的态度和范围吗?在恩格斯那里,所谓“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无非就是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也即“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事实[2]242。恩格斯认为,这就是“唯物主义”的唯一意义,“除此之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2]242。问题在于,这并未超出马克思《提纲》所批评的那种“解释世界”的态度和范围。事实上,马克思实现的“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其实质决不在于恩格斯所谓的把已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2]242。

  恩格斯认为,只有把黑格尔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接过来”,而不是像费尔巴哈那样“简单地把黑格尔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才能拯救唯物论[2]242。可是,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在马克思那里是如何“恢复”的呢?按恩格斯的解释,就是“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2]243。于是,辩证法不再是“概念的自我发展”,而是变成“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2]243,从而消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意识形态颠倒。这里有两个问题尚待澄清:一是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已被恩格斯置换为“头脑中的概念”“反映”“现实事物”的关系了。如此一来,“存在”(或“社会存在”)中所内在地蕴涵着的人的在场性维度同“现实事物”的非人视角之间的不相容,被严重地忽略了。二是在“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中,一向被马克思作为哲学的首要原则加以推崇的人的感性活动的原初性地位荡然无存了。

  总之,恩格斯在《终结》序言中之所以低估《形态》是清算费尔巴哈的工作及其意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形态》以不同于后来《终结》所采取的方式了断马克思同费尔巴哈在思想上的关系。这说明,恩格斯不仅晚年未能充分领会马克思的用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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