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人性之恶与政制之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80 次 更新时间:2011-07-31 00: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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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关于“邵氏弃儿”,最先得知是从《新世纪》的报道,当时看了虽不感意外,却极受震动。今天听了张进主编的介绍,了解到有关本案的一些背景资料和未曾知悉的细节,依然心头震颤。

  一个基本的看法是,无论是在德性伦理还是规范伦理的意义上,也不管是基于体制立场抑或个体视角,更无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径,此案“伤天害理”,一切当事人均毫无任何辩护理由。而政法体制至今未能有效启动真切问责,致使国民的公义愿景落空,政体德性流失,规范伦理严重虚脱,彰显了既有政体和这个国家的真正危机,也是事关当下国民人性的道德危机。

  

  I

  

  公权力弃置公共产品提供者主角,却孤自标立经济主题,蔚为利益主体,明目张胆地服务于自身的逐利冲动,导致逐利行为的体制化,是晚近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本案首先讲述的当下中国政制生态中的一个严重问题。犹如人体溃疡,见微而知著,此一问题,将体制公器之恶质化彰显无遗,乃是政制的溃疡,也是政治的创口。它们随着市场进程的深入和坏的市场经济的嚣张而凸显,却是权力本性使然。如同刚才张进主编介绍的,计生部门逐利行为的体制化采行两头并进之势:一头是你超生我罚款,多超多罚,只管罚就是了,先吃一口;另一头是制造“弃婴”,倒卖“弃婴”,再从超生或者“弃婴”中吃一口。算下来,里外通吃两头赚。所有公共权力部门都有辖地,各有油水,唯计生部门无生产功能,亦无经济性审批权力,但却卡住了“人口”,竟然藉此捞油,等于做起了人口贩子,真叫人无地彷徨。

  此番看似行使公共权力,实则逐利驱动下的公器私用,而且是体制化的一条龙寻租套利,使得公权力、公器的大众预期彻底瓦解,事实上将“权力与人民”的对立,“利益和人性”的紧张,具体化了,地方化了,当下中国化了,或者,“邵氏化”了。在此,可能为迄今的讨论者所忽视,实际上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过去我们有句老话,叫做“以组织的名义”如何如何,今天听了介绍,始知此番“逐利的体制化”恰恰是“以组织的名义”。实际上,公然逐利的名头是“维护国家计生政策”,而且采取了计生干部、村乡两级政府、派出所、相关外事部门等一条龙的公权力配合运作,心照不宣。个人及其牟利冲动经此组织化和体制化而隐匿不见了,一切居然冠冕堂皇,所有的恶行和交易俨然堂堂正正。所以,它是基于个体的利益驱动而来的,却又不是个体性运作的,相反,的的确确,是“以组织的名义”,动用的是体制的力量。更为令人恐惧的是,同样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组织”和“体制”似乎默许、容忍甚至怂恿了个体“以组织的名义”作恶。——是呀,计生工作得罪人,不好做,没人愿意做,或者,是“秃屁股”、断子绝孙的事,不给他们点甜头或者宽松的政策,谁来干这份差事呀!就像“火耗”,是大清公然容忍各级官吏的好处,否则,银子更是上不来。一旦“火耗归公”,谁都没了积极性。在此,个体和组织各有所图,各得所需,相互利用,彼此倚靠,早成利益共同体。计生部门不过近水楼台,靠山吃山,临水吃水,终拿母婴开刀,叙说了一个利欲熏心的资本初临时代,世俗化世态到来的疯狂时刻,个人、体制和德性全面溃败的中国故事。说是转型期“阵痛”的表现自然沾上边,直指政制的失控、腐败和国民的腐化也有道理,而终究演绎出了当下中国式的恶之殇。

  我注意到本案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也是“公权力行使技巧化”的重要进程,就是除开“以组织的名义”外,公权力的体制化逐利行径采用了某种“法权技巧”。本来,权力行使的技巧化是一种权力的自我现代化现象,伴随着科层制和官僚制的降临而来,使得一切个体性、人情化和例外,无所遁逃。置此情形下,比方说,过去计生干部到你家,动辄径直野蛮扒房子,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人、打人、关人;产妇不在抓丈夫,丈夫不在抓爷爷奶奶,关起来,看你要人还是要孩子。不少农村妇女是被绑到医院,强行施行结扎手术的。权力的狰狞面目怒向霍布斯的“杂众”,毫不遮掩,甚至有意凸显,以收惩戒威吓之效。据说,少数乡村医院发生过将新生儿当场摔死的事件,或者,经由注射某种药物,使得婴儿刚出生就“自然死亡”。不少传闻都讲述了乡镇医院的医生和计生干部合谋,以致孩子一出生就“自然死亡”的故事,相信并非全属空穴来风。但是,今天我发现,这套野蛮行政逐渐退场,或者,伪饰化了。狰狞虽然依旧,并未全然遮蔽,依然直接进屋抢孩子(叫做“没收小孩”),但是不少时候,至少就本案来看,却转而“技巧化”了,“法权化”了。公然抢夺“弃婴”的行径犹然,但多数时候采行了法权技巧。比方说,以“超生”或者未交什么费用的名义,以及“收养”和“国际收养”的制度文饰和环节,在匿名化、非个体性、体制化的“程序”之下,行反人类之恶行。利益驱动下的逐利行径就这样包裹上在他们看来似乎义正严词、合理合法的外衣。因而,“制造弃婴”与“被弃婴”,成为这一体制行为的一体两面。如同莫斯科中央艺术馆前公园内的极权主义雕塑园,陈列着斯大林和昔日克格勃首领的雕像,但经由引入“艺术”逻辑,摇身一变成为拥有一条玫瑰路和咖啡馆的“艺术公园”,所有不愉快的历史记忆遂在“艺术”面前风雨飘摇,被害人与加害者一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纪念碑式的艺术效果和历史意味。本案制造弃婴并据此牟利的罪恶行径,技巧化为贯彻计生政策、一切为了基本国策、按照“组织”部署的“合法行为”,致使体制和德性双重遭殃,个体与社会齐齐沦落。

  

  II

  

  那么,这个体制是如何应对个体在此之辗转腾挪的呢?或者说,经此一役,体制本身又有什么变化呢?在我的记忆中,晚近十年间,媒体曾经报道过大规模的贩婴行为,甚至有广东和台湾的老板以“婴儿汤”补身的传闻。好像几年前崔卫平教授专门为此秘访亲观,痛陈檄文,一时间读者云集,泪如雨下。四川某地“购买”精神病人,转手卖给私立精神病院,后者再将病人作为廉价劳力发往外地承包工程,是近年发生的又一典型案例,时隔不久,大家都还记得。凡此案件,表明了一个共同问题,也是此处所说的既有体制的一大蜕变,就是公共权力的“私性化”和“准黑化”。它已不再是公器,相反,经由局部流失、分包的方式,逐渐变成了私主体逐利的行头。私主体的逐利和公权力对于权力的批发、分包,彼此勾结,“互利共赢”,将这个体制“私性化”了、“准黑化”了。流行语所谓“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首长化,首长权力私人化”,说的就是这一现象。惟不限“首长”,实则包括各级各类胥吏。凡掌一角,既卡又拿;既占一位,必沾其溉;扭捏之间,权利两得。

  本案中,凡此两“化”与两“得”体现得也很充分。高平镇计生办对于“超生”或者“非法收养”的婴儿,以“没收小孩”对应。其方式是工作人员直接走乡入户,“抱走”了之。而领回小孩的条件,无一例外,都是“交钱”。至于数额多少,如报道所述,并无定数,全凭计生干部们张口。仅以该镇袁朝容为例,他于2004年收养一名弃婴,翌年7月28日,计生干部“以非法收养”为名入户夺走孩子,称需缴纳8000元才能将人领回。该镇袁名友的情形类似。据他向《新世纪》记者叙述,“他们把我女儿抓到了镇计生办,说我非法收养,要拿4万块钱赎人,否则不会放人。”两名女婴后来要么下落不明,要么经由“国际收养”到了大洋彼岸。在此,可以看到,“计生政策”和“计生办”均已成为敛财之具,对于“没收”来的孩子之利润前景,计生人员和福利院都心知肚明,而彼此为用矣!如此这般,公器私用,狐假虎威,牟利套租一条龙嘛!

  

  III

  

  由此透露了一个重大信息,也是令人深感无边悲哀的一件事情,透心凉,就是现有国家体制下,公共权力对于农民的“超人身代际伦理盘剥”。曾几何时,中国体制对于农民的剥削主要是利用剪刀差、城乡分治、户口等各种准种姓制度和治理技巧,落实在人身剥削和经济掠夺。但是,最近十来年,随着城乡流通频繁,农民生计逐渐有所改善,我发现,此种剥削居然已经发展到(转型为……?)反人类、悖伦理的境界。比如在城市,基本上不会发生“邵氏弃儿”事件,似乎公权力不敢作如此梦想。但在乡村或者乡镇,居然了无顾忌,胡来,表面看来似乎匪夷所思,实则透露了共和国的天空下,农民依然是二等公民这一残酷现实。市场经济多少解放了劳动力,特别是改善了它的自由出卖的可能性,而为农人谋生开了一条缝。但是,在伦理、政制和行政诸端,依然不把他们当人,依然处于受损害与被侮辱的位置。——本案说明,损害和侮辱他们还不够,居然对他们进行超人身的代际伦理盘剥了!老天爷,雷公地母,你们说说,天理何在?

  据说,在一些乡村,出现了一个特别的行业、专门有一种人,沿村“收破烂”。就是专门收弃婴。弃婴略分三种:一是有生理缺陷的,生下即被抛弃;二是未婚先孕的,出于压力,丢弃了事;三是女婴,可能是重男轻女观念的牺牲品,更有可能是迫于计生政策,为了后面还能再生男婴,只好“牺牲”掉这一个。有人说收了后可能是到外地贩卖;也有的说是拿器官卖钱,可孩子太小拿器官卖钱好像不太靠谱,但也不能绝然排除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向国外的收养机关出售,而且可能存在“中转”现象。比如你负责这个村,他负责那一片,然后再交转给上家,至于最终落向何处,在所不问,全凭产业链运行。就像各地都有收猫收狗的,偷猫偷狗的,集中一批,往广东运送一批,其间靠的是一条龙产业链,几经辗转,最终可能出现于“老广”消费者的餐桌上。

  朋友,此种对于农民的“超人身代际伦理盘剥”不是什么新鲜事嘛,其实早已流行国朝。君不见,几十年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农民的女儿卖身,农民的儿子卖力,卖了这一代再卖下一代,是中国经济发展、城市繁荣昌盛的基本条件嘛。有理论家证说,这是“中国模式”呢,好得很呢!事到如今,身份的代际传承和复制,不论是富贵还是贫寒,居然流转不息,表明我们这个社会距离“健全而惬意”依然路途遥远。在中国社会结构城乡二元两极分化的状况下,农人常常是牺牲品,似乎早成惯例,大家视作理所当然。比如,经济危机来了,乡村成为剩余劳力的“蓄水池”,等于将负担无偿转嫁给农民,使危机移形于农村。一句话,农民作为一个超弱的群体,一盘散沙,以个体面目为权力和资本所分而治之,而成为超人身代际伦理盘剥的对象,触目惊心,道出的却是我们普遍的麻木不仁和伦理底线的溃败。

  

  IV

  

  说到“普遍的麻木不仁”与民族伦理底线的溃败,本案同样蔚为表征。此事一经报导,从上到下,从一般村民、计生干部到当地两级政府,再到做出批示的高层人物,他们各就各位地做出按照体制要求的惯性反应。如此而已,仅此而已,不过而已,只好而已。同样依旧无助的,是那些受害的家庭和孩子们。以赛亚?柏林曾经讲过,时当苏俄极权政制之下,面对酷烈高压和指鹿为马、是非淆乱,经年累月,人们逐渐陷入“普遍的麻木不仁”。此刻,中国,如此反人伦、反人类的事件,多年经行,一朝揭发,最后却基本不了了之,就说明这种“麻木不仁”已经同样普遍化了,体制化了。换言之,当德性伦理沦丧之际,规范伦理无所作为,表明的是整个民族伦理的退守、蜕格或者溃败。其之在所不免,终致社会解体,并非耸人听闻。

  不宁唯是。截止目前,根据“财新”的报道,仅有一位当事人接受“双归”,好像是一个连小萝卜头都算不上的人物,此外并无任何人受到法律制裁。最终纠错机制失灵,表明这个体制有意无意对于自家过错采取包庇、纵容之态,这个体制将自己的行为执行者包揽于荫庇之下。一句话,纠错机制的失灵表明德性伦理溃败的同时规范伦理同样失守,而这是社会解体的前兆。——可能,任何体制都同样需要打手,或者,帮手,或者,走狗;再者,“维稳”压力之下,只能采取震荡最小的处置,尽管如此一来,真相和公义遭到了流放。

  说到“维稳”,我想说的是,明末和晚清都曾经“维稳”过。就晚清言,主要针对的是太平天国和小刀会之流,之后就是孙文一辈。面对乱局,内忧外患,既要维稳,自家力量有限,只好借助地方豪强,遂使地方坐大。的确,“维稳”了,但由此造成的地方坐大这杯苦酒,也须同时饮下。在平乱烽火中形成的地方军功集团,不免多所居功自傲,尾大不掉,朝权旁落,势所难免。对比而言,此刻中国政制面临的难局是既要“维稳”,同时并须发展经济。而无论是前者抑或后者,均须仰赖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既有经济冲动,就会不择手段前行,“发展经济”和“维稳”不仅由此成为中央考察地方政府政绩、驭控地方的一个笼头,而且埋伏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必然递减的隐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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