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 田宏杰:中国内地与香港刑事管辖权冲突研究——由张子强案件引发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2 次 更新时间:2011-07-30 12: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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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志 (进入专栏)   田宏杰  

  

  前言   

  

  张子强案件被港人称为世纪大劫案。该案犯张子强,又称“大富豪”,伙同多人在90年代初组成犯罪集团在广州、深圳等地多次密谋,并在香港进行绑架、抢劫、走私武器弹药等犯罪活动。1995年后,该集团与另一个以叶继欢为首的犯罪集团勾结到一起,组成了更为猖狂的犯罪集团。由于该集团心狠手辣狡猾多端,一直未受到法律追究。张子强虽多次被香港警方抓获,但总能逃脱法律的惩罚。1998年初,张子强及其同党(共18名香港居民和18名内地居民)被广东省公安机关在内地抓获归案。1998年11月12日,张子强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1998年12月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对该犯的死刑原判,随后已经护行死刑。   

  张子强案件的审判已经落下了帏幕,但由此引发的一场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的刑事管辖权冲突及其相关问题的争论却方兴未艾,并进而对“一国两制”政策的具体落实提出了更为深层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两地关于张子强案件刑事管辖权争议的评析,探讨区际刑事管辖权冲突的起因、特点及其解决的途径,以期对内地与香港刑事司法协助的尽快建立有所裨益。   

  

  一、关于张子强案件刑事管辖权的争议   

  

  由于张子强案件是香港回归后与内地刑事法律发生冲突的第一个案件、因此,该案的审理如同李育辉案件(注:李育辉案,又名“德福花园谋杀案”。1998年7月23日在香港九龙湾德福花园的一家公寓内发现5名中毒死亡的妇女,其中2入在前些天提取约100万港币。香港警方为调查该案而搜寻向命为风水先生的广东省汕头市居民李育辉的,季在1998年9月15日被内地警方在湖北省武汉市逮捕,李承认了杀害被害人并非法占有130万元港币的事实。香港立山法委员会和法律界人士主张将李犯引渡回香港受审,香港政府经过权衡,最终决定不引渡李育辉。)一样,在粤港两地、全国乃至于海外都受到广泛关注,其中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该案的刑事管辖权问题了。为明确这场争论的始末,下面我们先对香港和内地各界人士的看法分别进行介述。   

  (一)内地司法机关判决中有关该案刑事管辖权的说明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中提及,被告人张子强、刘鼎勋等对本案非法买卖、运输爆炸物,绑架他人及抢劫香港金铺部分提出管辖异议。经查,实施上述犯罪的,既有在香港居住的被告人,也有在内地居住的被告人;其中绑架、抢劫金铺虽在香港实施,但密谋、策划等实施犯罪的准备工作,均发生在内地;爆炸物及主要的作案工具均是从内地非法购买后走私到香港;被告人均在内地被抓获;大量赃款、赃物及其他证据亦在内地查获。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的规定,内地司法机关对上述几宗犯罪依法享有司法管辖权。(注: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8)穗中法刑初字第468号,第40页。)   

  一审宣判后,张子强及其辩护人提起上诉,认为犯罪行为实施地在香港,侵犯的客体是香港居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应由香港法院管辖,内地法院管辖不当。(注: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8)粤高法刑终字第1139号,第22页。)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作出终审判决。终审判决书中,关于该案管辖问题,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的规定,内地法院对本案依法享有管辖权,本院指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本案正确。”(注: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8)粤高法刑终字第1139号,第32页。)   

  (二)香港政府官员的解释   

  香港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在《香港律师》上撰文,对张子强案和李育辉案的司法管辖权发表了看法。她认为,无论是张子强案,还是李育辉案,内地法院都享有合法的刑事管辖权,并且,由内地法院对这两个案件行使刑事管辖权并没有侵犯到香港的司法独立和“一国两制”的基本体制。香港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也持同样的观点。并言之,梁爱诗所持的理由主要有:   

  l.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境内发生的罪行享有专有的司法管辖权,若有此事,罪犯逍遥法外的情况便较易出现。香港也不例外。尽管香港基本法第19条赋予香港法院权力,市讯所有在香港发生的罪行,但这并不表示香港对这些罪行拥有专有司法管辖权。而且内地根据内地法律对某宗案件行使司法管辖权,不能视为在违反香港基本法第22条的情况下干预特区事务。(注:参见梁爱诗:《从正确角度去看司法管辖权问题》,载《香港律师》1999年1月号,第58页;《内地审判张子强不违基本法》,载香港《文汇报》1998年11月9日。)   

  2.张子强案和案中其他被告在内地受审,并非只因为涉嫌在香港进行绑架活动,也因为涉及在内地非法买卖爆炸物和走私武器、弹药,而他们是在内地被捕的。虽然绑架罪行据称是在香港发生,却是在内地策划的。有关准备工作,包括购买绑架所用车辆、武器和装备,均是在内地进行。内地《刑法》第6条表明,凡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在中国领域内发生,均作在中国领域内犯罪论。换言之,内地法院对张子强一案行使司法管辖权,是因为根据内地法律,案件属于内地法院的管辖范围。当中并不存在特区司法管辖权遭削弱的问题。(注:参见梁爱诗:《从正确角度去看司法管辖权问题》,载《香港律师》1999年1月号,第58页。)

  3.至于德福花园案的犯罪嫌疑人内地居民李育辉。他被指在香港犯了五项谋杀罪,并已在内地被捕。内地《刑法》第7条表明内地法院对于中国公民所犯罪行拥有域外司法管辖权。虽然内地《刑法》不是列载于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内的全国性法律,因此并不适用于香港,但是第7条的域外效力是涵盖香港的。因为,内地《刑法》第6条和第7条中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内地的中国公民;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是指不包括香港在内的内地司法管辖区域。(注:参见梁爱诗:《从正确角度去看司法管辖权问题》,载《香港律师》1999年1月号,第58页。)   

  4.香港与内地没有移送犯罪嫌疑人的协议。即使香港警方有证据证明张子强的犯罪事实,也没有一个正式的途径将其移送到香港受审。现行的香港与内地的移送安排只涉及到从内地把一些在香港犯罪的嫌疑人移送到香港。这个移送安排并不包括在内地被控犯罪的任何香港居民。按照目前的安排,在内地犯罪的香港居民必须在内地首先接受审判并在刑满后才能返回香港。(注:参见梁爱诗:《从正确角度去看司法管辖权问题》,载《香港律师》1999年1月号,第58页。)   

  (三)香港社会各界人士的反应   

  香港各界社会人士对内地的刑事司法制度本就比较陌生,对于内地司法制度的公正性以及“一国两制”能否得到彻底贯彻落实更是心存疑虑。因此,香港政府官员发表上述看法后,如同在本已不平静的水池中投下一枚炸弹,香港舆论顿时一片哗然。一时之间,各界人士纷纷发表看法,公左婆右,莫衷一是。总的来看,大多数香港居民是欢迎内地法院对张子强案的审判的,(注:根据1998年11月18日中港台新闻节目报道,香港《东方日报》民意调查显示,认为港府丧失司法管辖权的受访者人数和不这么认为的人数一样,倒是高达八成的受访者都认同张子强等人是“罪有应得”,大部分人也认为此案有助于打击中港跨境严重罪案,并且觉得不应该把香港罪犯送返香港受刑;《明报》1998年11月13日对1,164名市民的调查也显示,71.4%的市民认为对张子强案的判决适当,19.6%认为过重,9%没有意见。)但也有一些人担心内地的刑事管辖权会对香港的管辖权以至法治构成侵犯。特别是有些法律界人士,更是对内地审理张子强一案颇多微词,质问说,如果张子强在香港所犯的罪行可以在内地受审的话,那么是不是所有在香港所犯的罪行都可能在内地受审?内地行使管辖权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基本法不完全排除内地对张子强一类案件的刑事管辖权的话,“应以什么原则决定这些案件应在哪里的法院审理?”(注:参见吴霭仪:《保障在香港法制之下的公义》,载《香港律师》1998年12月号,第18页。)   

  香港某些人士甚为忧虑的是,张子强一案由内地司法机关管辖,这是否暗示,今后凡是在香港所为的且在香港不被认为是犯罪,但在内地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同样也可在内地受到刑事审判?如果这样,这岂不是使香港居民面临随时可以被内地司法机关逮捕审判的危险吗?(注:戴贤聪、刘南平:《大富豪案引起的思考》,载香港《信报》1998年11月11日。)所以,有相当一部分法律界人士认为张子强案应移送香港审理,认为这才是符合基本法的应有做法。因为,香港基本法“第19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权,那显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有司法管辖权的案件。国内法院就不拥有司法管辖权。这即是说只要犯罪行为有部分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领域内发生,即使有部分是在中国领域内发生,香港基本法已把这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完全地划分给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这安排也是符合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注:参见戴耀庭:《维护本港自治责无旁贷》,戴香港《明报》1998年11月2日。)   

  此外,以得港前大体帅公会要员为代表的一部分香港法律界人士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张子强一案中的表现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港府放弃了向己的刑事管辖权,固为,如果根据“最紧密联系地”原则,张子强案无疑应当由香港法院受理最为适当。(注:戴贤聪、刘南平:《大富豪案引起的思考》,载香港《信报》1998年11月11日:margaret ng:“endangered by lack of action on suspect law”,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 november 1998.gladys li:“alarmedby top officials‘lame excuse”,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8october 1998.todd crowell and law siu-lan: a question ofjustice,asian week,november 13,1998)而对于李育解案的批评则更多,其中包括:该案的全部活动都在香港发生,故香港法院对此案有完全的管辖权。(注:参见曾钰成:《司法管辖权解决不易》,载香港《明报》1999年1月21日。)在他们看来,基本法的多个条款综合起来对内地刑法在香港的适用有一个很大的限制作用。因此,对发生在香港的犯罪只能由香港法院审理。由于内地刑法在香港不能适用,香港居民因此不可能在香港违反内地刑法。对发生在香港的犯罪适用内地刑法必然会影响香港的管辖权和司法独立。(注:gladys li sc,’alarmed by topofficials lame excuse‘,south china moming post,october 28,1998.所以,港府断送了香港的司法管辖权;等等。(注:margaret ng:“endangered by lack of action onsuspect law”,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 november 1998.)   

  (四)内地刑法学者的见解   

  由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子强一案的审理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为弄清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块书对张子强一案刑事管辖权的解释是否有法律依据,新华社记者1998年11月14日赴江苏无锡采访了当时正在此间参加学术会议的内地著名刑法学家中冈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暄。高铭暄教授从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相结合的角度,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规定着,这一案件(即张子强案件-笔者注)由内地的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进行审判,是正确、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1996年1月29日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苦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这就是说,犯罪行为地或者犯罪结果发生地的法院,都可以依法审判这一案件。……张子强等犯罪分子在香港所进行的绑架、抡劫金铺等犯罪都是在内地密谋、准备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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