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 郑延谱:略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2 次 更新时间:2011-07-28 16: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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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志 (进入专栏)   郑延谱  

  

  【摘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性质恶劣、危害严重、影响广泛的严重犯罪活动,是我国刑事政策和刑事法治严厉惩治的重点犯罪之一,这就决定了在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坚持以严为主的原则。但打黑运动亦应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不能盲目的扩大化,要确立明确的标准,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两类不同性质的组织。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要施行区别化对待的原则,对一般参与者从轻处罚或者进行非罪化处理,对自愿退出组织者给予鼓励性措施,从而取得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最佳社会效果与最佳法律效果。

  【关键词】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事政策;宽严相济

  

  作为我国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贯穿于我国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持续二十余年的“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反思,对过去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内涵也合理地予以吸收;同时,其还表明了我国刑事法界对国际上“轻轻重重”刑事政策的密切关注与积极回应。{1}2005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实践中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就是要对刑事犯罪进行区别对待,“一方面要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严厉打击,什么犯罪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犯罪,在‘稳、准、狠’上和及时性上全面体现这一方针;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视依法从宽的一面,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对失足青少年要进行教育感化方针,有条件的要适当多判一些缓刑,积极稳妥的推进刑事矫正”。[1]我国刑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就是对刑事犯罪分清轻重,区别对待,做到该严则严,该宽则宽,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处罚轻重适宜,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2}在全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时代背景下,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对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涉刑法问题进行探讨,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一、以严为主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经济腾飞以及体制上的漏洞,使黑社会性质组织在我国获得了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近年来,我国各种类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更是不断发展,呈现出普及化、规范化、隐蔽化、低龄化、手段多样化、表面的正义化和“黑白”结合等特征。与此同时,境外黑社会势力也不断向内地渗透,加速了内地有组织犯罪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演变的趋势。黑社会性质组织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对社会治安甚至基层政权的稳定造成了极大威胁。概括起来,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犯罪活动主要包括以下情形:敲诈勒索、欺行霸市、强行索取“保护费”;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或者抢劫、绑架、伤害、杀人;放高利贷、替人讨债或者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法庭”;走私贩毒,经营地下赌场和色情场所;操纵选举,篡夺基层政权,公然对抗社会;以暴力、贿赂等手段,非法垄断经营,疯狂聚敛财富。随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以贿赂、威胁等方法,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其违法犯罪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加紧向国家机关渗透,借助权力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趋势更加明显和严重。可以说,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的猖獗活动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突出问题。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严厉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整肃市场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在我国就可能出现黑金政治,踏上拉美国家黑金政治横行,社会动荡不安的老路。[2]

  由于黑恶势力犯罪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群众安全感,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要求严打黑恶势力的呼声十分强烈。在2010年两会期间,通过网络对重庆打黑的调查数据显示,近九成受访者对重庆打黑持肯定态度[3],认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依法进行严厉打击是符合民意要求的。如果说,刑法就是使刑罚权最大限度地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权利而最小限度地剥夺、限制最少数人的权利,那么,严厉打击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无疑体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得到了最大多数人的拥护,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刑法的目的和任务。鉴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管理秩序的严重危害以及民众打黑意愿强烈,对这类犯罪总体上应当从严打击。

  

  二、我国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实践与反思

  

  (一)我国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立法与司法实践

  正是由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对我国经济社会造成的广泛危害,国家政法机关一直对打黑除恶工作非常重视,尤其是近年来分别于2000年12月至2003年4月和2006年2月至2009年9月开展两次“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据统计,第一次全国“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侦破公安部督办的黑社会性质组织631个,其中依据刑法典第294条移送检察机关起诉592起,法院以该罪名判决234起。第二次全国“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1267起,检察机关依据刑法第294条公诉的案件1053件,法院审结宣判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1171件,判决生效60件。{3}尽管“打黑除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活动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黑恶势力借助各种掩护,继续存在并掀起阵阵腥风恶浪。

  在立法与司法层面,继1997年刑法典于294条规定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三个具体罪名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出台了《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应具备的四个特征。针对司法解释将“保护伞”作为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要件从而导致实践中因难以查获“保护伞”而致使打击不力的情况,2002年4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作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草案)》的说明,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特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不再将“保护伞”作为认定要件。上述司法解释和立法解释的出台,一方面为在实践中有力打击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从而在制度上越发完善;另一方面更可以看出,“保护伞”特征不再作为必备条件,实际上等于降低了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门槛,客观上加大了打击的力度。然而,这种调整是否抓住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是否有助于精确打击从而有效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却也不无疑问。

  (二)今后应当从刑法规范上继续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治力度

  1.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增设罚金刑。我们认为,今后应当进一步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惩治力度,不仅在行动上常抓不懈,更要进一步完善“反黑”的法律体系。从黑社会性质组织自身的特征及发展趋势来看,它不仅侵犯了社会治安管理秩序,而且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经济性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一个鲜明特征,他们往往利用其自身的经济实力笼络、招募社会闲散人员为其卖命,或通过行贿等手段拉拢腐蚀党政干部,寻求保护伞,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犯罪活动充实、壮大组织的经济实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这一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黑社会性质组织得以发展壮大。因此,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更应当从其组织体本身出发,通过剥夺其组织体或者个人的财产,从根源上剥夺其再犯罪的能力。否则,就只能导致该犯罪组织的领导人与组织者在人选上的更新换代,而很难从根本上将其铲除。有鉴于此,我国不断有学者呼吁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增设财产刑。

  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点,对其增设罚金刑无疑具有内在的合理性。首先,这符合我国刑法对财产型犯罪判处罚金的一般规定。鉴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性特征,可以将其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型犯罪。在我国刑法对一般的财产型犯罪普遍规定了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的情况下,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却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制度上的缺位;其次,可以从根本上杜绝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再生基础。如前所述,获得经济利益不仅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目的,更是其不断发展壮大的方法和手段。因此,根据其罪行判处其一定数量的罚金,从经济上剥夺其财产,就从根本上剥夺了其再犯罪的能力,符合直接打击涉黑犯罪的犯罪目的,也使刑法的规定更具有针对性;最后,增设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罚金刑,也符合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反黑”立法经验。例如,德国刑法典规定,凡建立犯罪组织罪的,可选处罚金;法国刑法典规定,凡参加坏人结社罪的,并科一百万法郎罚金;我国台湾地区“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规定,犯发起、主持、操纵、指挥犯罪组织罪的,一般情况下得并科新台币1亿元以下罚金,特别情况下得并科新台币2亿元以下罚金;犯参与犯罪组织罪的,一般情况下得并科新台币1千万元以下罚金,特别情形下得并科新台币2千万以下罚金;犯资助犯罪组织罪的,得并科新台币1千万元以下罚金;等等。{3}

  需要指出的是,现阶段并不宜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增设没收财产刑。如前所述,我国对黑社会犯罪的立法规制与司法实践目前都仍处于探索阶段,认识仍较为模糊,甚至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都存在较大争议。在黑社会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财产往往较多,资产过亿者屡见不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增设没收财产刑,则难免会出现罚不当其罪的情形。此外,在巨额财产的刺激下,是否会在客观上鼓励将本不够定罪条件者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有鉴于此,我们建议正在酝酿中的立法修改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仅增设罚金刑。

  2.加大对黑社会性质组织之“保护伞”的打击力度。在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同时,应当双管齐下,加大对包庇、纵容“涉黑”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惩治力度。[4]我国刑法第294条对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看出,这一规定与包庇罪的法定刑大体相同。但从实质上分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在对社会的危害上要显著地严重于普通的包庇行为,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从包庇罪中分离出来的目的就在于体现对前者的从严惩处,因此,应当适当提高本条的法定刑,以实现罪责刑的相适应。

  

  三、遵循法治的原则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做到行为人的罪行与其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既是法治原则的要求,更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毋庸讳言,两次“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打黑”盲目扩大化的倾向,发展下去有可能会造成像流氓罪一样新的口袋罪也绝非危言耸听。这就要求严格按照法律与司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认定,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其他类型犯罪组织进行区分。实践中,尤其要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区分开来。此外,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还应注意对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分子予以从宽处理。

  (一)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团伙

  1.我国公安机关对恶势力的界定。恶势力并非刑法学概念,但在公安机关的有关文件和媒体报道中却频繁出现。有时更与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起,被统称为黑恶势力,就连两次全国打黑行动,也被冠以“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之名。这种称谓上的交叉混合,也折射出我国目前打黑的实际情况。

  最早使用恶势力概念,是由公安部主导的全国“打黑办”于2000年第一次全国“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期间。其后,全国“打黑办”又两次对恶势力进行界定,其概念与特征均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相似。例如,2008年10月,全国“打黑办”制定《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考核暂行办法》,明文规定恶势力是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团伙。恶势力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1)人数较多(一般为3人或3人以上),且纠集者、骨干成员相对固定,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2)违法犯罪活动一般表现为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抢劫、抢夺或涉黄、赌、毒等,具有一定的多样性;(3)多次(其中至少有三起构成刑事案件,采取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公开性;(4)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威慑势力,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可以看出,公安机关是将恶势力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初级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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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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