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熠:从文化学视角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5 次 更新时间:2011-07-27 22: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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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熠  

  

  

  [摘 要] 中西之间的文化传播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文化交流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变迁使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换,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伟大的历史性转型。马克思主义不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它就不可能在中国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指导思想的地位,而中国文化如果不吸收马克思主义这一新鲜血液而重构其核心价值体系,中国文化就不可能获取现代性的品格,也就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学现象。

  [关键词] 文化传播 文化交流 文化变迁 文化转型

  [作 者] 张允熠:哲学博士,教授,博导;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种奇伟而又恢弘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学现象。说它奇伟,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数千年来固有的文化传统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发生了空前的巨变和转型。说它恢弘,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社会积贫积弱且倍受列强凌辱之时传入中国的。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的出场如同过江之鲸,马克思主义能后来居上,且一枝独秀,在它的指导下,中国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发生了空前变迁,中国的国力迅速崛起,奇迹般地成长为举世公认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国,此项伟业不可谓不恢弘。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精神层面上来看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正是由于这种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远东的这块热土上取得了比在其故土和世界其它地方罕有的成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多学科的研究课题,更应该是文化研究的领域。基于这一原因,我们有必要从文化学视角挖掘其在文化传播、文化交流和文化变迁方面的深层次意蕴和内含。

  

  一、由文化传播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相对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两者原本不属于一个文化系统。从文化发生学的原理来看,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有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倘若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一经发生,就很少变化,即使有变化,也仅属于自体进化的过程,其发展的轨迹也应从“文化进化论”来描绘。如统治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就属于这样一个过程,它在一个封闭的自系统中发生,如果没有外部系统信息的输入,它就绝少会发生质的变化。但是,任何一个有活力的文化系统,都不可能是绝对封闭的,封闭只是相对、暂时的。如汉唐时期中国文化就遭遇到外来文化的大规模输入,迫使中国固有的文化系统不得不发生自洽性的自我调适与整合,从而造成了主流文化实质性的发展衍变,终于孕育出宋代新儒学的诞生。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文化进化论”主要用来解释文化自系统的渐进性演变,却不足以解释文化系统的颠覆性改变和实质性的跃迁,因为文化系统、传统和属性只有在与异质文化的碰撞中才有可能改变。而异质文化的相遇、碰撞、摩擦和交融,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必然与应然现象。

  就文化传播来讲,顾名思义,“传”的一层含义是纵向的,即一个文化系统从古到今、自上而下的传承,它没有超出文化发生的地理畛域(文化圈)和文化创造的民族主体,在“传”的过程中,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传”的另一层意义是横向的,就是跨越文化发生的地理畛域并溢出文化创造的民族主体,向异地、异域和异族递送,这种“传”是由此及彼、由我达人的文化输出与输入的过程。文化信息的传递就像神奇的力量在大地上撒种一样,铺天盖地,漫无边际,所以又叫“播”。“传”与“播”合起来,便囊括了文化的纵横两维和古今两义的时空扩张,其中既包含了文化的传承,又容纳了各文化系统之间的输进与输出。

  文化传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传播泛指一切文化信息、介质的传播,而狭义的文化传播仅指特定信息的输送和宣扬。文化传播的方式和途径多种多样,如今更是丰富多彩,从报刊、书籍、广播到电视、网络、广告,包括一切音像和大众娱乐工具,都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然而在古代,文化传播的手段只有一种,即人口的流动。在现代传媒系统没有发展起来、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前工业化社会,人不但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媒介,随着民族的迁徙、贸易、婚姻以及战争的频乃发生,人流、物流、信息流最终汇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文化传播的洪流,使世界上那种幻想保持绝对封闭的真空态的文化系统无法孤独地存在下去。我们可以设想,在古代社会,任何一个人只要走出了生养他的文化圈,那就是一个文化介质(介子)从母系统和发源地向外部的流失或输出,该介质一旦流进或输入另一文化系统,就必然引发文化的“化合反应”,通常表现为文化排异现象和文化互补现象,从而使其要么自生自灭,要么引发介子复制和介质链的重新组合。回顾中国历史,外来文化输入之后,文化排异和文化互补两种情景都曾发生过,但唯有后一种现象(异质互补),对中国文化贡献良多。

  由此可见,文化传播的前提必须是系统的开放和传播介子的活跃。同时,文化传播之所以可能引发始料不及的巨大效应,在于文化的传播主体和接受主体的实际境遇如何。传播主体也是文化传播的源体,而接受主体也可称为文化传播的受体,历史表明,源体并非一定代表着强势文化,但往往是一种强势文化,至少是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受体并非一定代表着弱势文化,但往往是一种弱势文化,至少是一种易受影响或需要异质补益的文化,否则,排异现象将会使文化传播归于失败,而失败的文化传播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当我们以此立论来反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时,就不难发现其在文化学上的深厚蕴义。相对于中国固有的民族本位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异质文化。自17世纪以来,建立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文化、18世纪理性主义文化和19世纪科学主义文化基础之上的西方文化,伴随着其综合实力的上升,逐渐崛起为一种强势文化,马克思主义就产生在这种西方文化的基础之上。随着近代“西学东渐”的强劲西风,马克思主义后来居上,最终超越西学系统成为一种适应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的现代性文化。反观中国文化,自16世纪明代中叶起,以儒学为代表的主流文化逐渐呈现了“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衰败之势,它需要变革,呼唤变革,然而却缺少变革的强力机制和用以自我充益的新鲜血液,其内部之理学与经学之争、玄学与实学之争、宋学与汉学之争、今文与古文之争、旧学与新学之争,等等,都没有超出传统儒家经典的窠臼。由于中国社会一直在传统的轨道上运行,未曾发生过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思想和哲学革命,也没能出现始于英国的那种产业革命,因此,中国固有的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离的半封闭型文化的自我变革终不能突破牢笼而涅槃复生。

  正是由于鸦片战争一役,使中国的国门洞开,西方文化的潮流伴随着枪炮声汹涌澎湃地袭来,国人痛定思痛,决心屈尊就卑,以夷变夏,拜西人为师。既拜西人为师,就不能只学习人家的“长技”,也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于是遂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于是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于是兴起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思想启蒙运动,于是迎来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落地生根。中国的这种思想文化变革虽然比欧洲晚了三、四百年,但“亡羊补牢,意犹未迟”。

  毛泽东曾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唯心史观的破产》等文章中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获得的成功。他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①]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也一齐破了产。而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于是,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指出:“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②]

  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主体——西方,接受主体——中国,传播媒介——俄国,以及传播的必然性及其原因——中国需要“外御列强,内建民国”,由于“中国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③]所以只有向西方学习,但硬搬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水土不服,最后还是退场了。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不同,马克思主义不仅满足了中国的实际需要,还恰到好处地实现了与中国文化的“异质互补”,从此,中国的面貌便焕然一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近代中国思想革命的胜利,它用事实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文化传播。

  

  二、从文化传播媒介的作用看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

  

  由上而知,一种文化能从其发源地传播到异域,流行于异时,须臾离不开接受主体对传播主体的需求度和传播主体对接受主体的适应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亲和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所以大获成功,恰恰归因于它在这几个方面都满足了中国社会和本位文化发展对新质文化的准入机制。这些都是与传播媒介促使文化交流的作用分不开的。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和开化结果,并不是偶然的,所谓“积水成渊,积土成山”,它是中西文化长期交流的结果。文化交流是文化传播的特殊形式。准确地说,文化传播是由文化发源地向四周的辐射,是由传播主体向接受主体的输送,即文化信息单向一维或多维的流动。如果是双向信息的互流,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双重角色集于一身,或者此一时彼一时互易身份,这种文化的双向传播就叫文化交流。换言之,文化传播是文化信息的单向性流动,而文化交流则是文化信息的双向对流。离开了异质文化的互动关系,文化交流便无从谈起,而离开了传播媒介,文化交流便无从实现。

  我们可从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案例分析来认识传播媒介与交流使者的重要作用。

  上文已述,古代最主要的传播媒介就是人流。以明清之际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负芨东行为例,他们本来的神圣使命是到远东和中国传播基督教的“福音”,即本意是单向度的基督教文化的传播,但不期把中国儒、释、道的经典也相继翻译返传到西方去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不同文化体系之间通过传教士这个介质形成了蔚为可观的双向对流,这是被东西方学界公认的中欧之间真正的文化交流的开端。

  对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作为传播与交流媒介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他们传来的“西学”全是西方的“旧学”,而不是当时西方的“新学”。所谓“旧学”主要指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神学、古希腊亚里多德的哲学和逻辑学,以及托勒密的天文学和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所谓“新学”,主要指15至16世纪以后西方兴起的实验科学如伽利略的物理学、牛顿的力学、哥白尼和开普勒的天文学、波义耳的化学以及笛卡儿、莱布尼茨和牛顿的数学,等等。有学者指出:“当时中国所需要的是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思想与近代科学,但耶稣会所传来的这套经院哲学刚好是和新科学新思想相对抗的落后理论,而对当时的古典科学,则讳莫如深,故意掩盖起来。”[④]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实事求是地考察,终究有苛求责难之嫌。须知,耶稣会士是神职人员,其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到中国来的使命不是推广科学技术的,而是来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和宣扬论证这种教义的经院哲学的,虽然客观上他们带来了西方的科技知识和逻辑学,但那也是为传教布道服务的。仅从这一点来说,指责他们没有带来西方当时最先进的科学和人文主义,就像指责上门来的媒人为什么不带给你心中梦想的新娘一样。

  事实上,耶稣会士传到中国的“西学”正是中国思想和学术界所需要的。譬如,在学科分类上,中国的传统学术只分“经、史、子、集”,这种笼统的划分不利于在知识领域和学科属性上分门别类地研究。耶稣会士艾儒略在所著《西学凡》一书中介绍了西方的学科归类,即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等“六科”,虽然他把“道科”(神学)置于六科之首,蕴含着科学是神学婢女的中世纪经院神学的基本教义,但却使中国知识界最初接触到了西方学科分类的逻辑方法。再如,利玛窦与徐光启通力合作翻译的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以及利氏等人介绍的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完全可以弥补中国儒道哲学两千多年来所缺少的形式逻辑学知识,并使中国学界感受到了思维科学或认知方法的重要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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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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